唐勇 | 革命与学术：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交往及其史学异同离合

革命与学术：

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交往及其史学异同离合

唐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钱亦石与郭沫若相识于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二人皆亡命日本，私谊日渐密切；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之际，二人以“书生报国”之志共赴国难。除了革命交谊，他们在史学上也有紧密的关联。钱亦石的《中国政治史讲话》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叠之处，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在史学关系上呈现继承与批判双重性，这主要表现在他对郭著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因承，而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上，又往往持批评之见、歧异大于认同。廓清钱、郭二人的史学异同离合，对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史学连续性和异质性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钱亦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政治史讲话》

钱亦石（1889—1938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一位“通才”，其治学博广，涉及国际问题、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宗教学等。就其史学而言，又涉及中国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外交史、西方产业革命史、世界近代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面。学术界对钱亦石史学的介绍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民国时期“书评”“史评”性质的学术介绍与批评，二是改革开放后偏重对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研究与钱亦石译《德国农民战争》版本考释，总体上缺乏宏观学术视野和精细化探究。鉴于此，笔者拟从钱亦石与郭沫若的人际交往以及史学关联出发，厘清郭、钱二人史学观点的异同离合，裨助于深入认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多重面相，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书写。

一、钱亦石与郭沫若的革命交往

1889年，钱亦石出生于湖北咸宁的一个书香之家，比郭沫若年长三岁。他幼承旧学，广涉经史子集；辛亥鼎革之际，受革命思潮影响，阅读章太炎、邹容等人著作，尤好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科学”与“民主”潮流引领下，转向“教育救国”；之后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影响，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抛弃“教育救国”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1924年2月，钱亦石经董必武、陈潭秋引荐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与钱亦石的成长经历甚为相似，亦是幼承旧学，之后近十年负笈日本，于20世纪20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

钱亦石与郭沫若相识于北伐战争。据郭沫若称：“我认识亦石是在北伐战役，革命军打到武昌城下的时候。那时候亦石在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重要工作，我们在武昌城下的南湖文科大学第一次见面，共同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几天。他帮了不少的政治部的忙，政治部也帮了不少省党部的忙。”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中也提到，1926年9月1日“在文科大学遇见了李汉俊和几位湖北党部的人”。同年9月22日，董必武在汉口主持召开军民联欢会，郭沫若、钱亦石等分别发表演讲。因而可以推测，相识于1926年9月初。此时钱亦石与郭沫若往来虽多，但他们之间主要是工作关系，在私事上很少接触。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旋即发布“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钱亦石和郭沫若皆在“首要”名单之中。在此形势下，他们听从党的决定，前往国外避居。据早期中共党员吴奚如称：“当年，党中央为了爱护像郭老这样在社会上、在学术界有名望的党员，决定派他们到国外去隐居，专心从事学术研究，成为有声誉的专家，以期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回国成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石。当年，合乎这个条件的党员，除了郭老外，还有钱亦石同志和董老等。”董必武亦称：“民国十七年冬季往日本，我们同住一些时后，又同赴莫斯科。”此处“民国十七年冬季”是指1928年1月。1928年2月，郭沫若抵达日本，钱亦石比郭稍早。郭沫若在日本市川安定之后，渐和国内朋友通信往来，亦时而往东京拜访朋友。此时，钱亦石与杨贤江在日本东京共同负责东京留学生中的党组织工作。郭沫若与钱亦石也因此时而往来，“我们在私谊上增加了亲密，是在共同在日本亡命的时候了”，“一九二八年的初头，我们有一段短短的期间同住在日本东京。他很关心我，认为日本危险，不宜久居，要我离开”。同年8月，钱亦石转往苏联，在抵达海参崴、莫斯科两地后都曾给郭沫若写过信。

钱亦石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在此期间，他着手翻译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书。1930年12月，钱亦石从苏联秘密归国。此时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钱亦石开始转向文化领域，执教于暨南大学与上海法政学院，讲授中国外交史、中国政治史等课程；几乎同时，他又担任《新中华》《世界知识》的编辑，携友人创办《中华公论》，投身抗日救亡宣传。而郭沫若在日本近十年，潜心于卜辞铭文考释，先后完成《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随着民族危机渐深，1937年2月，钱亦石与郭沫若再次相见于日本。当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外界对此事了解甚少，钱亦石接受党组织安排，化名钱谷荪，以中华书局编辑的身份来到东京。他以撰写《产业革命讲话》为掩护，向中国留日学生详细介绍西安事变以及上海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此次赴日，钱亦石多次与郭沫若深谈，据郭沫若回忆：“他从苏联回国，第二次又游历日本的时候，也冒着被宪兵和刑士注意的危险，到我住的地方来访问过我好几次。他总是关心着我的生活，关心着我的安全。那恳切的友情，现在想起来，都使我眼睛要生出湿意。”对郭沫若回国之事做了一些部署后，钱亦石于1937年5月回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郭沫若于7月27日下午秘密从日本抵达上海。8月24日，郭沫若应张发奎电邀，答应帮他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并推荐钱亦石担任团长。张发奎晚年也曾回忆此事：“郭沫若介绍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是中共中央委员。”战地服务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以作为恢复北伐政治部的先声。9月25日，钱亦石率领三十余名文艺工作者，在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组建抗战服务队并担任队长。杜国庠、左洪涛、何家槐等人均为抗战服务队成员，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字、演剧等方式进行抗战动员。目前尚能见到钱亦石在抗战服务队任职时写给郭沫若的一封信：

沫若先生：

前函计达尊览。陈辞修支如在沪觅工作人员，自然是好现象。各支月时前进，此间亦方便活动。兹有□者舍嫡文珍□上海美术专门毕业，在生活书店任助理编辑一年，谙于编印方面，尚可担任。倘陈支战地服务队需人，乞先生一□为介，俾得一枝之□。勉效驰驱也。

专此

顺颂著祺

弟钱亦石谨启

十月四日

此信作于1937年10月4日，大致内容是钱亦石希望郭沫若推荐其长子钱文珍（钱远铎）去陈辞修（陈诚）的战地服务队服务。

随着淞沪战况日紧，钱亦石在前线积劳成疾，于1938年1月29日在上海病逝。其逝世后，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193人及全国抗敌救亡总会筹备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31个团体联合发起《钱亦石先生追悼会筹备会启事》。此后，郭沫若也多次发起或参与钱亦石逝世纪念会，较有影响的是1942年1月郭沫若与周恩来、董必武等共同发起，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钱亦石先生四周年忌辰”纪念会。在纪念会前两日，郭沫若在《新蜀报》发表《亦石是真正死了吗？》一文，称钱亦石是“为抗战而牺牲了的文化人中之第一人”。

概而言之，郭沫若与钱亦石相识于北伐、共同亡命日本再到“共赴国难”，十余年的交往以革命为基石。正如潘梓年所说，北伐与抗战是中国革命中两个最辉煌的“史页”，而钱亦石与郭沫若革命交谊恰与这两个“史页”相始终。

二、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因承

郭、钱二人除了革命往来，是否还存在学术交往？从时间上看，郭沫若1928年七八月之交在日本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的首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而钱亦石1928年8月才离开日本，与郭沫若撰写此文时间有重合之处，钱亦石对此是否知情甚或有所交流？再者，据郭沫若称，钱亦石去苏联后数次给他写信，之后郭、钱二人是否还有书信往来？若有书信往来是否涉及学术层面？这一连串问题由于史料欠缺，难以回答。不过，从钱亦石留下的史学著述来看，其史学研究无疑受到郭沫若《研究》的影响。

《研究》是郭沫若1928年至1929年间所作五篇文章的结集，1930年出版后，风行一时，国内学人围绕此书亦聚讼不休。《研究》对钱亦石的史学研究有导路之功，尤其在钱亦石《中国政治史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书中特别明显。《讲话》是钱亦石从1932年起在上海法政学院和暨南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史”的讲义，后经友人张仲实整理，于1939年4月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凡六章，分述邃古迄于唐末的政治演进，为一部未竟之稿。从结构体系看，《讲话》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构建中国政治史的理论方法体系，突破“旧史家”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建立起以“经济构造为基础，政治制度为本身，意识形态为反映”的政治史叙事模式。从内容而言，全书详于上古，近一半篇幅是在叙述秦汉以前的历史，与郭沫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交叠之处以及“互文性”特质。吴泽1945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简编》注意到：“研究两周社会历史，读者必须备的参考书，除前提郭吕二著外，森谷克己氏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佐野袈裟美氏的《中国历史教程》及钱亦石氏的《中国政治史讲话》吕振羽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可以参考。”

其一，郭沫若《研究》与钱亦石《讲话》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相当程度上是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分析工具，即二人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大体共享同一套理论话语资源。郭沫若在《研究》中极其推崇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方法，甚至将《研究》自许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郭沫若的《研究》是国内最早将摩尔根、恩格斯理论方法用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著作，这为钱亦石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研究》中留有大量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方法印迹，譬如，重视生产工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以“铁器”发明作为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依据；在对中国原始社会婚姻进化关系划分中，引入“彭那鲁亚制”；借鉴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说”，从“私有财产”和“阶级制度”的出现论证殷商末期氏族社会的崩溃。钱亦石《讲话》中的“原始社会”“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之后”，分别对应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讲话》也以摩尔根、恩格斯的婚姻进化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婚姻关系演变，借鉴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说”，论证殷商末期氏族社会处于历史转变的前夜。

其二，钱亦石声援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的强调。郭沫若在《研究》序言中宣称：

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

中国人有一句口头禅，说是“我们的国情不同。”这种民族的偏见差不多各个民族都有。

然而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

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中。

许冠三将这段话化约为“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说。此说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在当时有革命策略的理论背景，在社会史论战中亦遭受不少诘难，这“不仅是郭沫若个人的看法，而是所有在30年代前期崭露头角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特征”。郭沫若此说无疑更具有“先锋”意义。钱亦石对郭沫若此说也实有声援之意，在多种著述中亦宣称：

中国历史之长，蕴藏之富，远出许多国家之上，似乎有些人以为这是一块“神秘的国土”；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内中没有一点“神秘”。中国的领土是全世界面积的一部分，在这块领土上所发生的一切，当然也与其他各国所发生者大抵相同。肚皮饿了，要找东西吃；年纪老了，要长眠地下；这是无色人种与有色人种所共有的性质，没有丝毫例外的。有些“国情”论者不明白这一点，常常把中国看成一个“特别区”，总以为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之间有一道“万里长城”横阻着，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偏见”。

将上述两则史料对比，二人都反对“例外论”，强调中国社会历史与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原则。郭沫若“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的主张贯穿于他的古史分期。此说也是钱亦石构筑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法则。譬如，钱亦石在《讲话》中称：“中国政治史自然是和西方各国的政治史一样，是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的一部政治斗争的纪录。”他将中国政治史分期与中国社会史分期等量齐观，认为“中国政治史的分期，与中国社会史的分期，无原则上之差别”。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恰是基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普世性预设。

其三，钱亦石对郭沫若批判“胡适学派”治学方法的呼应。五四前后“胡适学派”在学术界异军突起，到二三十年代已居于主流地位。早在1924年《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中，郭沫若就指出，“胡适学派”在“国故整理”运动中，仅是对“旧价值”的重估，而非对“新价值”的创造，“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研究》中也延续了他早年的这一看法：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

在郭沫若看来，“胡适学派”整理的终极目标是“实事求是”“知其然”，而不能在“实是之中求其所以是”“知其所以然”。钱亦石则讥讽“胡适学派”为“校勘家”，其言：

胡适顾颉刚一流整理古史的校勘家，他们除了懂得校勘学以外，又窥见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比旧历史家总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他们的成绩，只限于校勘家而止，在古史的荒坵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无论他们如何自信，要在“烂纸堆”中“捉妖”“打鬼”，结果，仍为“妖”所困，为“鬼”所迷。

不难发现，钱亦石所言“在古史的荒坵中，何曾有什么新收获”是对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摩着了一些儿边际”的呼应，仍是站在郭沫若批判理念的延长线上，目的在于破除“胡适学派”以实验主义为中心的治学方法，在方法论上竖起唯物史观的大旗。

其四，钱亦石对郭沫若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吸收。郭沫若《研究》的重要学术创新之一，是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利用卜辞铭文与先秦文献相结合研究中国古史。这迄今为海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指出，“他的著述的长久价值，正在于他对于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解读。”钱亦石虽长于传统文献，但在卜辞铭文考释方面远逊于郭沫若，不过其取径“二重证据法”的治学意识已深入血脉，因此在研究中经常“借力”郭沫若卜辞铭文考释的成绩。譬如，钱亦石在《讲话》中论证殷商末期为“氏族政治转变的前夜”，主要文献史料依据《盘庚》《微子》《史记》等，而直接史料则取自郭沫若《研究》中的卜辞考释，如“锡多女之贝朋”“奚奴臣仆”“小臣令众黍”；又如论述殷商氏族社会中“汉族与异族争斗”，钱亦石主要依据《史记》《商颂》《周易》等文献，又以郭沫若卜辞考释为援引，指出殷民族四周面临的敌人、参加战争的人数，以此说明氏族社会战争的惨况；再如对周代生产技术看法上，钱亦石立足于郭沫若《研究》中最后一篇《周金中的社会史观》的论证，以存世的数千具周代彝器为据，认定周代为“青铜器极盛时期”。由此言之，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卜辞铭文考释方面，钱亦石多因承郭沫若《研究》，可以说是在“接续”其理论方法与史料运用方法，这种接续亦体现在稍后吕振羽、翦伯赞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论著中。

三、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

钱亦石虽然对郭沫若《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考释多有因承，然而在一些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问题上，往往与郭沫若有差异，甚至在钱亦石看来，郭沫若《研究》一书“有许多严重的错误”，因此，他对郭沫若《研究》也多有批评。

首先，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焦点，亦是“关乎着中国革命与历史的前途问题”。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批评是在“社会史论战”语境之中，有学者也将钱氏归入“新思潮派”。他不仅着力批评郭沫若的分期，还批评许多其他学者的分期观点，譬如批评熊得山、周谷城、陶希圣三人认为中国从古至今未能跳出封建势力范围；批评杨东莼“完全抄写”郭沫若的分期公式，只是将年代变更；以杜博洛夫斯基批评特殊亚细亚生产方法的观点驳诘李季遵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认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与“古代的生产方法”是两个同时并存的经济发展模型等。现将钱、郭二氏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主张列表如下：

表1 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比较

由表1可知，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有很大分歧：除对具体社会形态年限划分不同外，最显著的分野在于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和近代社会性质的判断。众所周知，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一语为依据，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解读为原始共产制，“古代的”生产方式释读为奴隶制。虽然钱亦石对中国社会史的分期也基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但在理解上与郭沫若不同，他极力否认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阶段（不否认某些时期有奴隶存在过）；同时又受到《读书杂志》中陈邦国推崇“氏族社会”的提示，参合摩尔根“氏族社会”说与俄国氏族社会专家考瓦列夫斯基“氏族社会在本质上是以氏族为单位的一种社会组织，是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之后，生产经济代替了采集经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定义，将氏族社会作为接续中国原始社会崩溃后的一个独立社会形态。而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判定，钱亦石很有可能受到中共六大决议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中虽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就一般说来，还不是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代”。这与其他“新思潮派”的成员看法一样，尽管表述不一，但已形成共识。当时郭沫若此篇已完成于日本，很有可能不知道中共六大决议，因而有机械套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之嫌。

其次，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郭沫若《研究》与钱亦石《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有重叠之处，尤其在对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判断上成为他们争论的场域。择其要者，列表如下：

表2 钱亦石对郭沫若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的驳诘

依据表2，钱亦石与郭沫若关于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的认识，呈现两极对立之势。在尧舜时代婚姻关系上，郭沫若坚持“亚血族群婚”，钱亦石主张“对偶婚”。其实二人都是以摩尔根、恩格斯的婚姻进化说为参照，分歧在于对中国史料的解读。依钱氏之见，郭沫若依据《孟子·万章》“二嫂使治朕棲”、《楚辞·天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二语，断定尧舜时代为姊妹共夫、兄弟共妻的“彭那鲁亚家庭”（亚血缘群婚）。如果当时为“彭那鲁亚家庭”，则“象”本来就有以娥皇、女英为妻的权利，用不着“日以杀为事”了。只有在“象”必把“舜”杀了之后，才可办到“二嫂使治朕棲”，这恰恰证明当时并不是“彭那鲁亚家庭”。在殷商时代农业估量问题上，郭沫若主要依据卜辞将农业估量过低，钱亦石则取径“二重证据法”，依据《汤誓》《孟子》《伊训》《盘庚上》《殷本纪》《洪范》等文献记载，又“反客为主”取资郭沫若《研究》中卜辞考释，以此证明殷商农业相当发达。在殷商君位继承问题上，郭沫若坚称“兄终弟及”之制，又以卜辞中“多母”“多父”徵迹，认为商代是母性中心。社会史论战中另一核心人物陶希圣也持类似看法，甚至否认商代存在族外婚制。钱亦石则受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影响较深，认为以“父子相承”为原则，而“多母”“多父”徵迹，不过是“诸父”的通称，意指伯父、叔父。但李、钱二人在批评郭沫若的立场上相异，如，在对殷商社会形态的估量上，李季捍卫“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说，钱亦石则为“氏族社会”作辩护。在井田制有无问题上，钱亦石既反对“完备说”，也反对“虚无说”，主张井田制是一种“农村公社”，此主张多少受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的暗示。从《讲话》的文本语境而言，虽未明确批评郭沫若，矛头直指胡适、沙发诺夫，但从隐形语境来看，矛头也指向郭沫若。因为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胡适的思路，又利用青铜铭文力证周代社会并未施行井田制。钱亦石所谓的“子虚乌有”，实则潜藏着对郭沫若“周金中无井田制的痕迹”的批评。总而言之，钱亦石对郭沫若中国上古史重要问题的批评，实质仍是社会史论战中“社会形态说”争论的延续。不过，1945年郭沫若以“自我批判”形式出版的《十批判书》对《研究》的一些观点作了修改，如此前他对殷商农业估量过低修改为“农业成为了主要的生产”、从否认周代井田制施行到承认井田制存在。

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历史之谜”问题。中国社会历史的保守性和停滞性，一向被称为中国“历史之谜”。这一看法明显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社会历史的投射，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之谜”再度激活，在革命与学术之间，引发长期争鸣。郭沫若在《研究》中虽没有明确将其理论化为“中国社会停滞”说，但观念中已隐含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之成见。在解释上，郭沫若深受摩尔根、恩格斯影响，强调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关键性作用，“人类经济的发展却依他的工具的发展为前提”。这在他对先秦社会形态判断中尤为明显，例如，他将“铁器”的发明作为殷周之际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重要依据。由此，对中国“历史之谜”的解释，他仍是从生产工具的角度，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是没有蒸汽机的发明。这一论断激起王礼锡、陈邦国诸人“讨伐”。王礼锡认为郭沫若的论断是“倒果为因”，陈邦国更是讥讽式否定，但二人对中国“历史之谜”的解释，皆依循“多元”路径，如地理条件、农民暴动。此种解释虽反对“决定论”，关照可能性因素，但容易将原因表象化，从而难以寻绎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与他们不同的是，钱亦石认为，“蒸汽机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它不过是社会产物而已。”钱亦石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存于商品生产者手中为前提的”一语为出发点，糅合拉狄克《中国历史之理论分析》一书的相关论点，辅以中国传统文献记载，认为中国“历史之谜”是由内外条件合力所致，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前者，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内部条件——大量资本与劳动力，在海禁未开以前的中国是不完全的；而外部条件即海外市场，自从元朝灭亡之后，中国商业被封锁于中国本土而与外界市场相对隔绝，时通时塞。

从钱、郭二人的研究来看，他们对中国“历史之谜”解答的根本分歧在于依据的理论不同。钱亦石以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为出发点，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但他对这一问题本身的认识存有以“闭关时代”为时限的先入为主的预设，也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未侵入前中国封建社会是停滞的，这就有“外铄论”之嫌；而郭沫若倒果为因的解释存在对摩尔根、恩格斯的误解，强调工具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难免陷入“生产工具决定论”困境。正如德里克注意到的那样，郭沫若在处理历史发展问题时，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周期性矛盾推动历史前进的论述。他将技术创新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推动力，他的这一历史发展观来自于恩格斯和摩尔根，但在强调技术的起始性意义上偏离了他们的本意。恩格斯和摩尔根只是指出了技术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没有讨论孰因孰果。

综上言之，钱、郭二人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往往歧异大于认同，其中缘由除史料本身的错杂纷歧和对史料的择决、解读差异外，二人的理论结构差异是一重要原因。钱亦石曾有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1928—1930年），史学中蕴含苏俄元素，如考瓦列夫斯基、拉狄克、沙发诺夫、马札亚尔、杜博洛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或吸收或批评，这在《讲话》中不难寻见；而郭沫若《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的理论方法为主流。当然，“社会史论战”的时代语境也影响了钱亦石对郭沫若《研究》的估量，郭沫若虽未直接参战，但钱亦石在“社会史论战”热潮期参与其中，“宏大叙事”的时代议题导向，以及时人如王礼锡、李季、陈邦国等对郭沫若《研究》的批评，也在无形中形塑着钱亦石对郭沫若史学的认知。

余论

郭沫若与钱亦石都是中国近代的“百科全书式”学人，他们在“风雨如晦”的过渡时代，在各种思潮与实验操作中，于20世纪20年代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长期的革命岁月里，二人私交日渐密切，同为国内第一代将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人。不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郭沫若与钱亦石的地位极不相同，尤其在主流的史学史叙事里，钱亦石几乎没有一席之地。从《研究》与《讲话》的不同境遇也可以看出，前者早已被学界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作为学术史上的经典文本，成为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术资源；后者时至今日虽多次再版，却几乎湮没不彰，从侧面也说明它的学术生命力依然顽强，给后人留下可借镜的学术取向。回归学术脉络，钱亦石《讲话》是对郭沫若《研究》的“追随”，对其史学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卜辞铭文方面多有因承，但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往往歧异大于认同。

另外，钱亦石对郭沫若的史学批评是一种“单向性”话语批评，即与郭沫若是“非交互式”学术对话。钱亦石除少数几篇文章涉及公开批评郭沫若史学外，主要的批评还是集中在《讲话》中，而《讲话》在出版时间上也给人造成一种时空错乱感。因为《讲话》始编于1932年，主要流传于大学课堂，直到钱亦石逝世后第二年（1939年）才出版发行，这就意味着钱亦石对郭沫若史学观点的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隐匿性，其中一些内容关涉“社会史论战”，而此时“社会史论战”硝烟早已散去。这也意味着，主题的滞后性和钱亦石的逝去，导致他的史学研究难以与郭沫若形成平等、互动的学术对话。从另一角度看，郭沫若“沉默不语”，或许存有“为贤者讳”的心态。但从郭沫若的学术旨趣而言，他无心于去此取彼、定于一尊的刚性思维，而是承守“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宗旨，这与他早年追求“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的学术精神相契合。钱远铎回忆在20世纪40年代与郭沫若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相处时的一个场景：“郭老还请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吕振羽、杜国庠等历史学家给我们讲中国通史和古代思想史。我们在听了各家讲学后，发现几位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有些问题的看法彼此不尽相同，我们问郭老为什么要请观点不尽相同的史学家讲学？为什么他自己不一个人讲下去？郭老回答我们说：我是有意识地请这些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学者来讲的，这一方面是百家争鸣，另一方面能启发大家独立思考问题。我本人的历史观也是一家之言，你们大家可以互相比较，择善而从，学问就能深入了。”总体而言，钱亦石与郭沫若在革命和学术方面是一个“共同体”，虽然在具体研究中，钱亦石对郭沫若往往持批评之见、歧异大于认同，但这应理解为一种正常状态下的学术驳诘，而非学派之争、意气之争；同时也说明理解郭、钱二人的史学关系，既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回归历史语境，关注他们史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从而认识到钱亦石与郭沫若在史学上是“和而不同”，携手共进，而非“南辕北辙”。钱、郭二人的史学异同离合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的史学连续性和异质性，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活力。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