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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西南部，太行山麓的正定城，曾是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见证过蒙元的商贸繁华，也遭遇过滹沱河畔的血雨腥风。在每个历史拐点，正定都或有意或无心地成全了别人，而自己的命运也就此写下…… 正定是当之无愧的千古名城，虽然被现代都市包围，但它就在那里——城垣漫漫，高塔巍巍，古寺悠悠。无论追溯唐宋、翘首金元，还是回眸明清，这座总能在烽火中重生的雍容贵城，在慷慨悲歌的北方土地上从未缺席。 ▲ 三关雄镇是历史上正定与保定、北京的并称。清代诗人朱佩莲经过正定时，曾赋诗叹曰：九达京华路，真称北镇雄。波惊陡骇侧，云压太行东。
正定立县，始于秦始皇时期，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它一度成为河北地区的中心城市。1400多年来，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而“石家庄”从一个小村庄崛起为小城镇，始于1907年，如今却成了河北省省会。历史似乎跟正定开了一个大玩笑。 正定可大书特书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白狄在燕、赵、齐三强的包夹中建立的中山国，就在这里传承了百余年。贾谊在传世名篇《过秦论》中，甚至将其与燕、赵、韩、魏等相提并论为战国九雄之一。此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于此设东垣。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平息诸侯叛乱，激战数月夺回东垣城。为盼天下政权从此真正安定，改东垣为真定，此后一直沿用至清代。 割据中的小国 正定城南临滹沱河，西控太行山中地位最重要的井陉关口，是连接河北与山西的咽喉要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定的每一次兴，都与战争多少有些关系。
“安史之乱”这场标志着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哗变，把真定卷入历史的乱局，却也成就了这座小城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在今正定县城的解放街剧场北侧，有一通高大的唐代碑刻。碑额篆书“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所谓“清河郡王”，是唐肃宗李亨赐予李宝臣的封号。碑文一千余字记载，将一段峥嵘往事重现眼前：所有的因缘际会，皆源自李宝臣在“安史之乱”中的一次正确站队…… ▲ 正定城池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即前燕大将慕容恪为攻打冉闵时所建的安乐垒。此后唐、明均有大修。今天正定城池的格局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南稍缺，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之意，据说可保城内之人“为官长久，贵人多出”。摄影/武志伟当年叛军气焰正盛之时，安禄山的一个义子坐镇真定城，出任恒州刺史，掌控周边十几处富饶城池。彼时，尚没有“李宝臣”，这位河北中部势力最强大的叛军首领，还叫张忠志。此名是他的干爹所赐，本意是盼他能忠心不二。当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被自己亲生儿子所杀，张忠志自觉大势已去，迅即率领恒（今正定）、赵、深、冀、易、定六州兵卒“起义投诚”。不仅打开井陉口的土门关迎接王师，还协助官军攻打负隅顽抗的莫州（今河北任丘）。从叛臣贼子摇身变成平乱功臣，获赐皇姓“李”，取名“宝臣”，受封赵国公、享免死权。此时的唐王朝被内乱耗竭了气力，索性做个顺水人情，让李宝臣继续出任节度使，统领“成德军”，管辖相当于今天石家庄、保定、衡水全境和邢台北部。河北平原最富庶肥沃的给了你，你总该不会天天怀着异心了吧？ ▲ 开元寺须弥塔。唐贞观十年始建， 清康熙元年重建。因风格与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相似，有“正定雁塔”之称。但重兵在握的李宝臣胃口大得很。他圈地为国、自署官吏，拒不缴纳赋税，甚至擅自指令自己的子孙世袭节度使之职。成德军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史就此展开。作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的所在，这里成为河北地区的核心城市，在藩镇割据的小王国中，享受着“国都”的待遇，经济、文化在世事纷乱中得以独立、稳定的发展。如今的正定城中，隆兴寺、开元寺、临济寺……处处古刹，举步即是，俯仰可见。佛教遗迹得以保存至今，有节度使的一份功劳。唐会昌五年，武宗灭佛。一时间，普天之下“僧房破落，佛像露坐”，圣迹陵迟，刹宇颓废。 ▲ 正定的天宁寺凌霄塔，始建于唐成通年间，历代均有修葺，现存为宋、金时的建筑。然而真定城内却一片梵音古刹，伽蓝鼎盛的景象。原来，当时的节度使王元逵信佛宠道，压根儿没搭理武宗的圣谕，还公然对朝廷派来督查的御史叫嚣：“天子如果愿意，请他亲自来毁寺灭佛吧，反正我们不干这事儿。”于是，在成德军控制的真定、赵县、冀州、深州等地，佛教寺院得到保护，各地高僧纷纷前来。佛家的根脉与香火，在大断代之中得以保留。 表面上看，朝廷对地方势力一再忍让姑息，节度使们也按兵不动，但双方心知肚明，不过是时候未到。忧患之中，唯有步步为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旦战争爆发，作为成德军最后一道防线的真定城池，必须进可攻，退可守，固若金汤。修城，是当务之急。唐应宝元年（762），滹沱河发生水灾，倒灌的河水冲垮了北周时修建的老石城，李宝臣趁机将原来的城垣统统拆除，扩建出了一个呈“凹”字形，周长达到20里的新城，正定城今天的格局由此奠定。节度使的衙署设在今县政府所在之处，并筑有城墙，与外界隔开，史称“牙城”，驻有牙兵牙将。镇守真定的节度使们分明是在筑建一座与王权分庭抗礼的堡垒。▲ 正定古城内保有很多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从中挑选了保存现状较好的若干处，绘制了这张地图。绘图/于继东开成二年（837），唐文宗把堂妹寿安公主嫁给当时扼控真定的节度使王元逵，封他为驸马都尉。著名诗人李商隐听闻，即作诗一首，名为《寿安公主出降》，出降就是“下嫁”的意思：“昔忧迷帝力，今分送王姬。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易守难攻的城池内包裹的是蠢蠢欲动的野心，唐王朝的统治者怎会不知？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然而历史就是这样令人玩味。节度使处心积虑修筑的坚固城池，却也为自己敲起了丧钟。921年，刀光火影映红了真定城的夜晚。时任节度使的王之子——王昭祚滥杀牙兵，挑起兵变。牙城王府付之一炬，王当场殒命，真定城改旗易主。王的干儿子，也是这次兵变的幕后主使——张文礼成了它的新主人。 ▲ 昂头静立的赑屃，原本是一通巨碑的底座，2000年与残碑一同出土于正定府前街上的一处建筑工地。碑座长8.4米，残宽3.2米，高2.6米，残重达107吨，是目前世界所见最大的石碑。细观碑文，可见“节度”二字——真定自安史之乱后，就被圈地成国，归由成德军管辖。这座巨碑的主人安重荣，就曾经出任成德军节度使，镇守真定，割据一方。后来因为不满石敬瑭的卖国行径，起兵反叛，被镇压后，惨遭擒杀，这块歌颂他功绩的石碑也被砸毁掩埋。在外征战的成德军大将苻习听闻，立刻回师镇州，讨伐张文礼。苻习军马连克数城，终于兵临真定城下。怎奈城垣坚固难攻，苻习众部围攻了一年零八个月，先后损失三员大将，也没能攻克。几经周折，苻习虽替旧主报仇雪恨，此后成德却也不复成军，分合不一。乱世中趁势而起的真定，又在乱世中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在它的北端，一座乌托邦式的“大汗之城”拔地而起，历史的聚光灯再次照耀这座小城。1286年，马可·波罗开始了对全国的游历考察。途中太行山山麓的一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吝赞美地唤它作“贵城”。这座小城就是真定。
离开大都南行仅四日，在去往真定的路上，马可·波罗就有了“惊喜”——目之所及嘉谷满野，千里桑麻，进入真定路地界，道路两旁树木林立，“自远处可以眺望，昼夜不致失路”。步入城内，街道规划整齐，“两个大十字，纵横几条街”。城南有阳和楼一座，形制奇特，跨街而建，门上有楼，楼中据说是存储着真定府巨额财富的金库。楼之左右各有瓦市，戏台、妓院、酒家、茶馆、商铺林立。豪商大贾、市井百姓往来其中，繁华景象竟不输大都。▲ 正定名楼——阳和楼。其实此楼非彼楼，那座曾经跨在古城历史中轴线——南大街上的真“阳和楼”早就楼塌基毁了。阳和楼是元杂剧曾经的风云场。摄影/武志伟 如果马可·波罗早几十年到真定，看到的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正值13世纪初，蒙古军与金朝的战火燃至河北地区，两军交锋所经之处，生灵涂炭，真定首当其冲。直至1218年，蒙古人彻底从金人手中争夺到对河北一代的统治权，真定才得以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中得到喘息。这时距马可·波罗来到真定，仅隔六十几年。短短几十年间，真定是如何从百业凋敝的废墟蜕变为一座“贵城”的呢？蒙古大军攻占下河北一带后，旋即展开南伐。真定由此从前沿阵地变成大后方，承担起前方部队的给养重任。为尽快恢复后方经济，蒙古王朝大力推广“薄赋敛，役有时”、“放民归田”等休养生息的政策措施。一时间，真定的生产很快得以恢复，兵甲户口远超他郡。▲ 正定阳和楼前的铁狮子。1264年，在汗位争夺战中取得胜利的忽必烈，成为中原的霸主。他要建一座新城。相较于前几位统治者，忽必烈对汉文化更加“亲善”，也前所未有地重视对中原腹地的治理。他力排众议，把都城由上都迁至中原，地点就选在真定以北的燕京地区。随着元大都的落成，真定成为大都以南的重要门户。真定地处要道，汇集了西汉开凿的太白渠、唐代开凿的大唐渠、礼教渠。元代哈珊疏浚了栾城冶河以后，更是河网密布，运河如织，宛若江南。特别是与真定城擦城而过的滹沱河，与大都河川相连，北上可由大运河直达大都城内积水潭，南下则连通江淮。从真定通往各地的交通更是四通八达。为方便商旅，道路沿途设有驿站。当时真定路邮驿每年的开支达到1800锭白银，这在《元史》中记载的各路邮传开支中位居首位，可见商客往来如梭，被誉为“天下之剧郡，四方之都会”。 真定便利的交通和紧临大都的绝佳地理优势，吸引了各路权贵商旅。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西商”——来自西域或欧洲的商客。当时西商手持皇家颁发的制书和驿券，便可享受优渥的经商条件，这使他们乐此不疲地往来于各个城市之间。真定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它很快成为“西商”们主要的货品集散地之一。▲ 正定县城，四通八达。 西商在真定从事的大宗买卖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丝织品。早在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就曾下诏，劝诱百姓开垦荒田、种植桑枣。统治者对于农桑的重视，使真定如鱼得水。真定的丝织业有着悠久的传统。唐代时“恒州（今正定）贡罗、赋绵和绢”以及“孔雀罗、瓜子罗、春罗”等，已被列为上等贡品。元代时，为便于管理和货品流通，把织染局、绫锦局以及管领诸路促办交纳绵丝的提领所，都设在紧邻大都的真定。据元代学者纳新《河朔访古记》中的记述，元代的“真定丝织厂”——绣女局，就位于城中开元寺北。不仅如此，真定的绵课税还供养着大都附近16位皇亲贵族。官营手工业的发达为真定的经济注入无穷活力。 ▲ 从正定古城西北侧向南望去，四塔尽收眼底。之所以称元代是真定的“全盛时代”，因为除了经济的繁荣，其文化艺术也达到从未企及的高度，展现出空前的多元化。当时的真定吸引了大批金、宋遗民迁居于此，汇集了文学家元好问、元曲四大家白朴、数学家李冶、教育家张德辉等一批文化大家，颇具“故都之遗风焉”。 多元的人群带来多元的宗教，真定一城之内，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数教并举，“塔殿栉比”。其中的道教宫殿玉华宫，是元世祖忽必烈为祭祀太祖父母所设影堂，“重门綮戟，广殿修庑，金碧辉映，宏壮华丽，拟与宫掖”。每到忌日，各路中央使臣官员，函香致礼前来，行三献之礼，真定便真正成了权贵云集的“贵城”。 ▲ 正定古城。真定城的富贵安宁，一直维系到元朝末年。此后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几乎使真定变为人间地狱，却又给它带来重生。 移来的重生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建文帝继位，削藩。燕王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的名义在北京起兵夺权，随即挥师南下，将屠刀对准侄儿建文帝，史称“靖难之役”。 两军交战，河北平原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建文帝先后派出耿炳文十三万大军和李景隆五十万大军驻守真定，迎战燕王。鏖战多年后，真定一带“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 1402年，朱棣成为明成祖。转年，皇位尚未坐热，朱棣就收到北京行部的上奏，“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这比洪武二十六年（1393）这一地区33.4万多人口，减少了近40％。 ▲ 正定历史文化街南起长乐门，北至开元寺北，全长1500米。摄影/夏晖作为新帝的“龙兴之地”，北京河北一带的战后重建，受到格外关注。1404年，明成祖效仿秦始皇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迁大姓实畿辅”。朱棣从南直隶派遣大批移民北上，或许是早有计划的迁都前奏。除了希望可以借移民促进北京周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也意在削弱南京地区的势力。永乐年间，官方组织共向河北移民多达15次。 随着河北地区人口的恢复和畿辅之地地位的确立，真定吸引了不少商人和寻梦的旅者，一些金元时期南逃的北方人，也纷纷返回故里。一时间，“四方豪杰来居，敷教宣化”，真定这座几乎毁于战火的小城，趁势屡得人才。民风也因此得到改善，“士以学问相当，以礼仪相尚”，崇尚学问和礼仪蔚然成风。▲ 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后的2001年，烟火引发的一场火灾燃及刚刚重修的南城门，烧毁了两层木质阁楼。今天我们看到的南城门是经过第二次补修的结果，门前的土路也变成了青砖地面。摄影/夏晖今天的正定城内，有一座古朴精致的三进四合院。它曾经的主人马氏一族，就是明代移民大潮中，在正定落地生根的山西人。马氏家族第十七代马知辉，根据已经遗失的族谱回忆说，正定马氏乃三国名将马援之后裔，明代自山西洪洞县迁居真定府，世代以务农经商为业，到明末已是富甲一方的大户，历代居住于正定城中心四牌坊一带。当时这附近已经建成了以大十字街为中心的商业区，街旁店铺各家相连，在街道两旁形成长长的走廊。在相去不远的正定古城南门内大街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也同样是明代移民后裔的故所——曾经显赫于世的蕉林书屋旧址。书屋主人名叫梁清标，祖上来自山西蔚县（今属河北省），是清初著名的收藏家。举世闻名的《兰亭序》，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及宋徵宗的《柳鸦芦雁图》等，都曾是蕉林书屋的旧藏。据说当年乾隆几次来到真定，居住在隆兴寺旁的行宫中，除了巡行礼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痒痒梁清标收藏的书画珍品。▲ 正定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初名龙藏寺，唐改额龙兴寺，康熙四十九年赐额并沿用至今，中国十大名寺之一。 然而，对于朱棣而言，无论是经济还是文教的发展，都不过是中央集权的副产品。他对真定的真正期冀，是希望它成为保卫京师的屏障。 早在明朝初年，朱元璋为加强各地边防军事力量，罢黜了各路统军元帅，废除野战军，全部改为地方驻屯军。规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兵制。当时真定、保定府的驻军皆属“真定卫”，扼控紫荆、龙泉、倒马等7处关口。指挥使司卫衙门，就在隆兴寺南侧一带。 朱棣登基后，频繁向河北调兵，扩充军力。此后，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南扰，边事日紧，明宣宗时，又把神武右卫也拨调到真定府。万历初年，真定县户口1856户，其中军户369户，占到总户数的20％。如此数量庞大的驻军，既保卫了京畿的安全，也成为真定最重要的建设力量。
原来，明代规定，“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二分守城，八分耕种”，以此法解决官军俸粮。也就是说驻军中的大部分士卒，是要参加耕种劳作的，不但自给自足，还要交“粮食税”。而真定府，由于水土肥美，军屯田赋税的金额，相当于一般百姓缴纳的四倍，成了名符其实的“纳税大户”。 光纳税还不够，当时的军队卫所犹如今天的“”，肩负着参与地方建设的职责。在滹沱河的数次水灾之中，真定卫的官兵都参与了修筑护城河堤，开凿新河的工作。今天的正定古城，也是由明代的屯垦戍卒在唐城的基础上重新修葺而成的，仅仅在夯土墙外包筑青砖一项工程，就用了六年，耗资数万两白银。 如今在石家庄附近依然存有很多以“营”或“屯”为通名的村落，如“东营”、“西营”、“杨家营”、“柳林屯”……这些村落，几乎都曾是明代军户们聚族而居的营房和村屯。 ▲ "正定四塔"中的临济寺澄灵塔。摄影/武志伟学者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提到：中国古代所有重要城市的兴起，都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影响。反之亦然。时至清代，河北平原南部不再是抗敌防贼的守御要地，加强中央王权对地方的掌控成为新的着眼点。康熙八年，为加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统管河北的直隶巡抚撤离居留了九年的真定，移治更靠近京城的保定府，曾经的重镇真定城开始为政治所冷落。1903年，此前因避清世宗胤禛讳，而改名为“正定”的这座千年古城，原有再度“逆袭”的机会，但这一次它却与机缘擦身而过。 当时清政府准备兴修正太铁路（今石太铁路）。按最初的计划，东西两端的起止点分别为正定府和山西太原府。但提供借款的华俄道胜银行为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徒增费用，最终把正太铁路的东起点从正定移到滹沱河南岸的石家庄。 如今，小村庄石家庄由于铁路的机缘，已发展成一座枢纽城市。滹沱河的另一岸，正定在坐看沧桑中，等待着新的机遇…… 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14年05期，撰文/许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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