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相录 ||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优劣小议

小夏ho78b993zg 2023-11-01 发布于江苏

展开全文

注：原文发表于《四库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1-207页。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优劣小议

周相录

摘要

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四库全书》编纂人员曾对收录文献的部分文字进行了改动，因此，后人对《四库全书》所收录文献的版本价值评价不高。但是，通过比较《元氏长庆集》存世的不同版本，发现《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是存世诸本中唯一经过校勘的错误最少的一个版本，其价值不容低估。

关键词：《四库全书》；《元氏长庆集》；版本

在2000年之前，唐代很多文人的别集都已有不止一个整理本，如白居易集，有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顾学颉先生校点的《白居易集》，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朱金城先生整理的《白居易集笺校》（200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谢思炜整理的《白居易诗集校注》、2011年又出版谢思炜整理的《白居易文集校注》）；孟浩然集，有巴蜀书社1988年出版李景白整理的《孟浩然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徐鹏先生整理的《孟浩然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佟培基先生整理的《孟浩然诗集笺注》等。而作为中唐数一数二的文人元稹的别集，则只有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冀勤先生整理的《元稹集》，而且只是点校本，没有注释。一边翻阅冀勤先生的《元稹集》，一边翻阅卞孝萱先生的《元稹年谱》，发现两者都不够完善，遂起意为元稹编一部新的年谱，校注一部新的元集。在校注元集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选择哪个本子作校勘底本。

元稹别集没有唐代的印本或写本存世，现存最早的本子就是宋代的刊本。宋代刊本有浙江绍兴地区的刻本和四川地区的刻本，但散佚都非常严重。宋浙本只有卷四十至卷四十六及卷四十八共八卷存世，散佚较少的宋蜀本也只有二十四卷稍多（卷一至卷十四、卷三十两页、卷五十一至卷六十），都不及元集的一半，作底本显然不太合适。明代时出现的元集传本主要有四个，一为明杨循吉（1456～1544）影抄宋本六十卷，二为明董氏茭门别墅刻本六十卷（《四部丛刊》即影印该本），三为是明马元调（？～1645）鱼乐轩刻本六十卷补遗六卷，四为兰雪堂华坚铜活字本（存十八卷）。这四个本子，除马元调自己的补遗六卷之外，其余六十卷所收篇目完全相同。从问世时间上来说，马元调本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问世时间最晚；董氏茭门别墅刻本刊刻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较马元调本问世时间大约早半个世纪；兰雪堂华坚铜活字本刊于明正德十年（1516），较董氏刻本早不到半个世纪；杨循吉抄本抄于明弘治元年（1488），较兰雪堂华坚活字本问世时间早不到半个世纪。杨循吉抄本不但问世时间最早，而且是据宋本影抄，按照常情常理，文字应该是明代四个本子中最可靠的一个本子。大约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冀勤先生整理《元稹集》时，选择的校勘底本就是明杨循吉影抄本；20世纪初，杨军先生出版《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三秦出版社，2002）时，选用的校勘底本也是杨循吉抄本。

但明杨循吉抄本只有六十卷，而马元调刻本则另有马氏补遗六卷，从收录作品的完整性看，马元调刻本明显优于杨循吉抄本。正是从收录作品的完整性考虑，杨军先生2008年出版其《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时，不再如“诗歌卷”选用杨循吉抄本作底本，而改用马元调刊本作底本。《元稹集编年笺注·例言》云：“其所以不再如诗歌卷之采用明人杨循吉影抄宋本，盖因为马本较杨本篇目增加，就古籍整理言，马本为后出转精之标志。”[1]2015年，吴伟斌先生出版《新编元稹集》，选择的校勘底本也是马元调刊本（但吴伟斌先生又谓“底本见诸《四库全书·元氏长庆集》”[2]，明显不妥，因为库本是以马本为底本的校勘本，并不能等同于马本，参下文）。马元调刻本不但收录元稹作品最全（也有少量因贪多务得而误收的），而且讹误之处较源于宋代刻本的明董氏茭门别墅本为少。

卢文弨《群书拾补》卷三五《元微之文集》云：“董、马二本虽皆云由宋本出，然宋本脱烂处，辄以意妄为补缀，有极不通可笑者。”[3]董氏茭门别墅本是古代讹误最多的本子，马元调刊刻时虽经校勘，剔除了一些错误，但仍然有一些讹误没有清理出来。为此，我在选择校勘底本时颇费了一番思量：选杨循吉抄本作底本，因其收录作品不太全，前六十卷势必以杨循吉本作底本，而六卷补遗势必以马元调刊本为底本，现代人之补遗势必又另选不同底本。如此，整理出来的本子，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像是和尚身上穿的百衲衣，东拼一块儿西拼一块儿；选马元调刊本作底本，收录作品最多，但问世时间较晚，讹误又比较多，以之为底本，势必增加校勘的工作量，并让校记写得比较烦琐。经过对古代几个版本的细心比勘，我决定选择《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作校勘底本。

《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的底本是明马元调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本为……明松江马元调重刊。”而马元调刊本之渊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马元调刊本乃据北宋建安刘麟刊本而来：“此本为宋宣和甲辰建安刘麟所传，明松江马元调重刊。”[4]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赞同四库馆臣之说：“《元氏长庆集》六十卷，补遗六卷，唐元稹撰。此本乃宣和中建安刘麟所刊，明马元调据以翻雕。”[5]但是，马元调《重刻元氏长庆集凡例》云：“俗本体用策一篇，所缺殆千余字，必董氏所翻宋本，偶逸其二叶耳，今查《文苑英华》所载补入，庶为完文。”[6]董氏所翻宋本之“体用策一篇”缺“二叶”，马元调刊本亦缺“二叶”，则马元调刊本所据之底本或与董氏刊本所据之“宋本”为同一版本，或竟据董氏刊本再雕而成，亦未可知。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马元调刊本所据之底本，非杨循吉影抄本或杨循吉影抄本所据之宋本，因为杨循吉影抄本与杨循吉影抄本所据之宋本中的“体用策”都保留有完好的“二叶”。

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是四库馆臣以明马元调本为底本、参校以其他版本、校正不少讹误而最终形成的一个本子，是古代诸版本中作品最全、讹误最少的一个本子。即以《元氏长庆集》卷一《思归乐》为例，如表1所示。

▲表1 《思归乐》各校本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不是将明马元调本简单地移植过来，而是经过了四库馆臣的校勘，清理了其中存在的一部分讹误，虽然清理得并不是特别彻底。

如果将明杨循吉抄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相比较，又可发现，用作底本的宋本原来空缺的地方，四库全书本偶有讹误，而宋本原来不空缺的地方，四库全书本则往往优于杨循吉抄本。今以《元氏长庆集》卷二一为例，比较四库全书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的优劣差异（见表2）。

▲表2 《元氏长庆集》不同校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明杨循吉影抄本《元氏长庆集》卷二一的异文共有十处，其中四库全本正确而明杨循吉影抄本明显讹误的地方共有6处，约占2/3；四库全书似是而明杨循吉影抄本似误的地方共一处，占1/10；四库全书疑误而明杨循吉影抄本似是的地方只有三处，将近1/3。由此不难看出，四库全书之文字明显优于明杨循吉影抄本的文字。同时，从表1、表2也不难看出，文渊阁四库全书虽然以明马元调本为底本，但并非照搬马本，而是参校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版本，如宋蜀本、杨循吉影抄本等，校正了马本原来存在的一些讹误。在此之前的董氏刻本，虽然也是“用宋本翻雕”，但与其他宋本或杨循吉影抄宋本文字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严格说来并不是刊刻者进行的校勘，而是“妄以己意揣摩填补”宋本“空阙字样”造成的。[7]马本因袭了董氏刻本的讹误，也没有进行严谨的校勘，只是补遗了六卷作品而已。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是中国古代元稹别集中唯一一个经过学者严谨校勘过的本子，是古代诸本中讹误最少的一个本子。

正如很多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以“稽古右文”之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在编纂过程中，四库馆臣执行乾隆之命令，对存世之古籍采取全毁、抽毁、删改之方法，销毁或篡改了大批古代文献。鲁迅先生曾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8]“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9]但是，仔细考察四库馆臣篡改的文献就不难发现，遭四库馆臣篡改的文献，主要是词涉“异端”者、内容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者、语乖雅正者、诋毁清朝统治者，而与以上问题没有多少关联的古代文献，四库馆臣则不会毫无根据地篡改底本。很多文人的别集、文学总集、诗文评等文学类文献，因与清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关联不太紧密甚或一致，自然不在被篡改者之列。而《四库全书》编修之时，很多文献的旧本或善本还在，取自校勘的材料较为丰富，四库馆臣又多饱学之士，态度还比较严谨，其校勘成就不容一笔抹杀。因此，在整理古代文献时，《四库全书》不仅可作重要的参校本，有些文献甚至径可取作校勘的底本。那种一提《四库全书》本，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抹杀，径直否定其价值，不是一种严谨可取的态度。

【注释】

[1]杨军：《例言》，《元稹集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2008，第2页。

[2]吴伟斌：《凡例》，《新编元稹集》，三秦出版社，2015，第49页。

[3]卢文弨：《群书拾补》卷35，清乾隆抱经堂刻本。

[4]元稹：《元氏长庆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2页。

[5]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第668页。

[6]马元调：《重刻元氏长庆集凡例》，元稹《元氏长庆集》，明万历甲辰（1604）松江马元调刊本。

[7]钱谦益：《元氏长庆集·跋》，明弘治元年（1488）杨循吉影抄本。

[8]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85页。

[9]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7页。

作者简介

周相录，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