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首届国医大师王玉川诞辰100周年，怀念起恩师的生平点滴，我们感慨万千。
王玉川是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黄帝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主要学科带头人之一。他一直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为《内经》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使之成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重点学科之一。
王玉川小学时就开始选读中医古典名著，15岁时已能通读《黄帝内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送到近代中医学家戴云龙诊所当学徒，从此便踏进了中医的大门。在名医戴云龙和陆渊雷的言传身教下，王玉川深得中医药学之真髓。1943年3月，王玉川在家乡头桥乡设立了自己的诊所，开始独立行医。1954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现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承淡安任校长。1955年，王玉川被推荐到该校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学习。第一期中医进修班60名学生中，除先生外，还有多位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重量级人物，如董建华、印会河、王绵之、颜正华等。
第一期中医进修班只有一年学习时间，在短暂的学习生活中，王玉川如饥似渴地研修各种医著，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并参加了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内经讲义》的编写。进修班还没结业，先生就被学校破格提前留校任教。
1956年，为培养具有研究、教学、医疗工作能力的高级中医人才，国家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个城市开始筹建中医学院。1957年9月，王玉川奉卫生部调令北上，进入刚刚创建一年的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被任命为内经教研室主任，创建内经学科。
到北京中医学院后，当务之急就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黄帝内经》的丰富内涵，王玉川率领教研室同事夜以继日地编写讲稿。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拼搏，由他主编的《黄帝内经素问译释》和他参编的《中医学概论》终于完成出版发行。之后，由他主编的集前人之大成的《内经讲义》由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从此，中医院校有了既能通观全著又能撷取其精华的《黄帝内经》教材。196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将《内经讲义》再版，这本书经全国教材会议通过，升级为全国统一的《黄帝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的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王玉川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他熬到天亮，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着他一路坚持中医学术研究，凡与他共事过的同事无不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感染。
《黄帝内经》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了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病理变化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玉川在1985年发表学术论文《关于“三阴三阳”问题》《中医阴阳学说发展史浅说》，在中医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王玉川认为，“三阴三阳”的命名是以阴阳之气的盛衰多少为依据的。他在《素问·阴阳别论》《素问·经脉别论》等篇章里发现，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一、二、三”较之“老、少”更能精确地表述数量和层次上的关系。“三阴三阳”这个标准的确定，更精确地区分了阴阳、盛衰，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和人体的各种生理、病理现象以及人体和自然界之间的密切关系。“三阴三阳”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对于中医理论的建设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
他从生物全息论角度提出“五行互藏”是一种典型的五行全息思想，认为在每一“行”中都有整个五行的缩影，把这种“五行互藏”理论称为五行全息论。
王玉川在研究《黄帝内经》时发现了味脏理论与归经学说，提出了不断发展的味脏理论。五味入五脏、五谷五畜配五行理论虽是五行学说的内容之一，但其中亦有很多臆测的成分。特别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归经理论，随着中药学的长足进展，愈来愈显得苍白无力。酸入肝、苦入心等，一种味只与一个脏发生直接联系的观点，无疑是早期的理论，与客观实际存在较大的差距。成篇较晚的《素问·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所说的一种味与多个脏发生直接联系的说法，即是后来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
1991年发表的《浅谈经脉气血循环理论的发展演变》，表达了王玉川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的独特见解。他在研究中发现，《黄帝内经》的经脉气血循环理论，不但与《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渊源关系，而且在《灵枢·经脉》成书之前，存在一个多种学说并存的过渡时期。此期的经脉气血循环学说约有四个不同的流派，《灵枢·经脉》成书则是这次争鸣的终结。
王玉川在1993年编著的《运气探秘》中探讨了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了平气概念的重要。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了《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中医界的最高水平。他发现，五运和六气开始是两个不同派别的学说，五运的起源较六气早得多。五运学说本身有一套变化周期和推演测算的公式，并有比较全面而明确的研究范围以及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素问》中有很多论述可以证明。五运和六气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它们又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后来因客观实际的需要，通过学术交流，彼此影响，相互渗透，逐渐融合为一个体系，统称为运气学说。
王玉川提倡现代学院教育，听过他授课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但他直接带的学生仅四五人。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患者，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理论与临床相得益彰，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才能使临床疗效显著。他经常要求年轻学子们要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学生的毕业论文，他都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篇论文要修改好几天，很多毕业生一直珍藏着他精心审阅过的论文。
刘燕池1962年从北京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程。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先生当即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以作参考。当刘燕池意外地拿到老师这份讲义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王玉川的研究生陶广正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其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
王玉川影响了一大批严谨操守、具有厚重文化学术底蕴的学者。出生于1955年的严季澜，也像他的老师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笨功夫”。后来严季澜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医学人文系主任、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博士研究生导师，成为中医教学、科研与临床学术的传承人。
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王玉川在中医教育这片园地辛勤耕耘，一届又一届跟随先生学习过的“北中医”人，很多都成为全国各地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的中坚力量。
耄耋之年的王玉川仍担任着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和终身教授。他是学问大师，著作等身，为人处世却宁静淡泊、不慕荣利、虚怀若谷、淳朴无华，真正做到了如古人所言“学然后知不足”“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在他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平民知识分子精神、圣贤精神。
王玉川从事临床、教学和中医文献研究60余年，在中医药学界，他是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孟庆云这样评价：“王玉川是重要的中医学家，在当代中医学界，他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少有的。”
在临床传承上，王玉川擅于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手段。他指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但他不忽视理论，善于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之后再应用于临床。他指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这样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王玉川辛勤耕耘60余载，甘为人梯，提携后学，桃李芬芳，同时又是一名敬业的医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悬壶济世，为百姓解除疾病的痛苦。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临证时精心审视、一丝不苟，遣方用药、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2009年，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医大师，王玉川与其他29位老中医一起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国医大师。但对他来说，最大的荣誉是来自一位又一位患者的信任，最欣慰的是看到中医学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当选国医大师的消息传来时，面对这份崇高的荣誉，他依然很平静地说：“这没什么，我也没做多少工作。”
王玉川一生献身于中医药事业，成为一代中医学名师，践行着 “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 郭霞珍 陈子杰 禄颖 王维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