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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道刚，1933 年何应钦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处理作战业务。1934 年3 月，蒋介石创设侍从室以统率其随行人员，调晏道刚为侍从室主任。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晏道刚随蒋往返于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策划追堵。因此对追堵红军的内幕大体有所了解。
晏道刚 自1930年冬到1933 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发动第一、二、三、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被红军挫败，损将折兵30 万以上。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因第一次失败被撤换；继任的何应钦，亦以第二、三、四次“围剿”的失败，怕蒋谴责而惴惴不安。加上蒋介石只听陈诚报告不通知何应钦，听任陈诚将调去参加作战的川军张英师突然缴械，使何十分气愤，事后虽经贺国光等密告蒋介石记陈诚大过一次，以敷衍何的面子，但何终觉对陈的指挥不便，借故返回南京。蒋介石乃亲到南昌，一再改组南昌行营，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扩大职权达于粤闽湘赣浙五省，变该行营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权力机关，与当时行政院权力冲突亦在所不顾。
何应钦
陈诚 蒋介石痛心于以往迭次失败，受到了一些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打运动战的作战原则，一面调整部署，发表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赣粤边境；一面由晏道刚和贺国光归纳各方面建议制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稠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辅以杨永泰建议的保甲团练政策，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蒋介石大力宣传他在军官训练团所说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数十万兵力的军事围攻。蒋介石这些办法在1933 年10 月以前逐步付诸实施。晏道刚和贺国光还替他制订了各个阶段各种情况变化的军事部署订划。
顾祝同
贺国光
杨永泰 大约在1933 年冬，第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反蒋，使北路军的进攻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合，异常紧张。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晏道刚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他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第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瓴指挥进攻第十九路军的战事。1934年2 月，蒋在解决福建事变后，以为可以专心对付红军了，乃将进攻福建的第二路军、第四路军、第五路军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向西进攻苏区。约在3 月间，蒋又发表何键为西路军总司令。何即在长沙召集有关将领开会，并请行营派员指示。蒋乃派晏道刚飞往长沙与何会商调整西路军指挥序列，督促何执行“围剿”计划，允许何在湖南发行公债作为作战经费。何键请晏道刚对在湘鄂赣边及赣江西岸参加“围剿＂的湘军、杂牌军、蒋嫡系军各部队长传达蒋的意旨及对红军作战应注意事项。蒋介石恐西路所属各军指挥官不听何键的命令，要晏道刚特别注意从中协调。
蒋鼎文
何键 1934年4 月以后，蒋介石令各路军步步向苏区进攻。晏道刚随蒋回到庐山策划指挥，并举办军官训练团统一战术和政治思想。当时，东路军李延年纵队在朋口，汤恩伯部在泰宁，遭红军反击受创，北路军陈诚的第三路军在黎川以南之团村、黎川西南之横村及南丰之王家山、五都寨等地区，也受到红军反击，南路军李扬敬纵队在粤赣边之筠门岭，受到红军反击。由于国民党军据有碉堡线，在红军迭次打击下，虽有很大的损耗，但包围的总形势仍能维持，而且国民党军官兵对修碉技术日益熟练，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不少困难。是年夏，陈诚部攻破广昌，薛岳部侵占兴国、古龙岗，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驿前构筑工事进行阵地战。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马上把重炮兵调到江西配合他的10 个纵队近30 个师兵力加紧进攻，遂于9 月攻占宁都、石城。1934年9 月，蒋介石曾对几个高级幕僚说，看来红军现已无法施展其机动灵活的战术，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已成被动之局。他于是下令各路军加紧包围，还写了许多亲笔信给高级将领勉以雪历次“围剿”失败之耻。这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竟能突围长征。
李延年
汤恩伯
李扬敬 1934年9月底，蒋介石认定江西围攻的大势业已完成。他每谈论形势时，洋洋得意地说：＂湘赣边红六军团是在西路军围攻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宠投降是红军瓦解的先声。”以此显示他的指挥比别人高明。在谈到红军历次提出北上抗日及合作抗日时，他总是说：“他们有什么力量抗日，无非是诱使我军放松包围。”他强调说：“不消灭共产党就不能抗日，因此我们更应对共军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这些谈话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当时国内舆论自《塘沽协定》之后到第五次围剿后期，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政策颇有不满，华北尤其激烈。蒋认为这都是对共产党同情，围剿非常不利。为了便于一心对付红军，收最后之功，约在1934 年10 月上旬，蒋偕宋美龄下庐山去华北视察，杨永泰和晏道刚随行，历经北平、察哈尔、归绥、太原、西安各地，分别接见了当地军政首脑。当时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回南京去了。蒋在北平接见的，有原东北的军政人员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邹致权（张学良之办事处主任）等，在察接见宋哲元等，在归绥接见的有傅作义及蒙旗德王、云王、沙王等，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杨虎城、马鸿逵等。蒋对这些人宣传他“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共军不行”的理论，争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缓和国人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熊式辉
林蔚 10月中旬蒋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召集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和晏道刚商谈对策，议论纷纷，对红军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判断：“（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四）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红军之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随后蒋还对大家说：“不问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腹之患。”又说：“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胳，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1934年10 月18 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湘粤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当天下午召集晏道刚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9 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晏道刚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间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晏说，蒋似迫不及待，挂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晏迅速草拟送去。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 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路总部移驻衡阳； 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 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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