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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2023年9月29日，澧县一日，87公里 今天是中秋节，八天长假的第一天，明显感觉到假期的气氛，到处都看不到什么人。
早晨7:40从酒店出发，沿昨天过来的路向西骑，12公里到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大门，游客服务中心在此，相当于景区的正门、南门，我们在网上预订的门票，需要在服务中心换成纸质票，才能进入景区。  城头山遗址在遗址公园的北端，与正门相距2公里，这中间有彩绘园、博物馆、以及几个休息区，都不是我想看的。我知道紧靠遗址的旁边有一个西门，和正门处的保安确认西门也是可以进去的。和前几天在炭河里遗址公园遇到的情况类似，保安一脸的不解，不知道我为什么不从正门进去，游览这些好玩的景点，非得直接去看那个不好玩的遗址。 绕到景区西边的302省道，向北2公里，到达导航指示的景区西门，大门紧闭，我想自己自作聪明了，判断有误，还得回到正门，再走过来。 西门外是澧阳平原考古工作站，我们刚准备回头，里面出来一位貌似保安的工作人员，我问他怎么进这个西门？他说，肯定是导航软件让你走到这儿的，其实进口在前面那个路口。你们回到大路，往回骑150米，再往东骑1里多路，那儿有一个门，让游客进入遗址区。 他说的是本地话，我都能听懂，而他怕我听不懂，又重复一遍，并追问二次，你听懂了没有？让我想起华中师范大学的戴建业教授，他那善意的口头禅。
我猜不出他的身份，也许他是一名考古队员，只是穿着像保安的衣服。中山大学的郭立新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们：他们工作开展得多，而且也发掘得很细致，加上长时期坚守在这个有重要发现的遗址上，这就有点像当年史语所发掘殷墟的情况一样，长期的坚守后，最终换来了世人肯定的成绩。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大家就应该向这些前辈学习。
按照大哥的指示，来到城头山古城遗址的南门，明白了这个遗址公园的布局。古城遗址和南边的一大片都属于遗址公园，却是分开的两部分，看起来景区管理方是希望游客更多地待在南边的游乐区，而不是去真正的遗址区，这也是城头山旅游景区微信公众号的风格，弄了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园子，却对遗址的价值与内涵一笔带过。
安田喜宪教授写有一篇短文《长江文明的环境考古学》，文中说：以往认为古代文明都是诞生于半干燥地带的大河流域，这是因为以干燥亚洲为生活基地的是畜牧民族，而生活在大河沿岸的是农耕民族。四大文明是旱作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共同创造的“旱作畜牧文明”。 然而，在湿润地带森林中的大河沿岸，实际上却存在过完全不同于四大文明的古代文明，这便是长江文明。长江文明是稻作农耕民族和渔捞民族共同创造的“稻作渔捞文明”。 为了弄清楚长江文明的实质，中日双方自1998年起联合实施了湖南省城头山遗址的学术调查，并根据城头山遗址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长江文明环境考古学研究报告。何介均先生在前言中说，安田喜宪的这篇文章“实为对这次两国学者合作成果的总结”，现在城头山古城遗址区就是按照这篇文章来设计安排的。
城头山遗址的航拍测量结果表明，遗址为直径315~325米的圆形城墙所围，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宫冢义人的数字化镶嵌图测量结果表明，遗址的圆形城墙宽50米、高4.83米，北面、东面、南面各有门。另外，以往的发掘和调查表明，城头山遗址的营筑分属四个文化时期，即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在遗址区的西南角，发掘出一段保存完好的城墙遗址，四个时期的城墙分界非常清晰，考古人员将其一一标出。
安田的文章说：现在露出地表的圆形城墙为5300年前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遗物......以往的调查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墙之下为大溪文化早期的城墙和堰塘。日本名古屋大学年代测定资料研究中心对大溪文化早期遗物包含的木片所进行的AMS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其为大溪文化早期（公元前4400~前4200年），即6400年至6200年前中国最早的城墙。 6400年前出现的、具有环城城墙规划的古城遗址，在考察人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中国的都市革命起源可能追溯到6400年前。
从6000多年前的第一期城墙开始，城头山城墙外面就有环濠，但这些环濠早已淤埋，考古发掘前只有三处不连续的堰塘，现在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遗址公园又恢复了整个环濠。
恢复了整个环濠，从城濠外进入遗址中心区，就需要一座桥，这座桥就设置古城的南凸台附近。
1997年在南门，于大溪文化早期城墙外侧发现了疑为码头的船坞形遗构。这种船坞形遗构深超过7米，大溪文化时期的沉积物由超过3米厚的有机质黏土层构成，在其最底部发现了用来固定泥土的木桩、竹编等大溪文化早期遗物。对船坞形遗构上部所发现木片的AMS年代测定表明，在大溪文化后期（距今5700~5300年前）这种船坞形遗构被急速埋没，并在上面筑造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墙。
 城墙内侧的濠沟遗迹安田的文章说：1998年度中日联合进行了城头山遗址东门F地点的发掘调查，此处为澧水支流的水源附近。在该地点发现了城墙筑造之前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约6500年前），这是目前所探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外山教授的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在此之前于7000年以前的底层也发现了大量稻属植硅石，这一地区的水稻田极有可能追溯到7000年前。 水稻田分上下两层，上层相当于汤家岗文化向大溪文化的过渡期，为6500年至6400年前。通过对植硅石进行分析，发现大量稻壳硅质体，大溪文化初期水稻田中残留有如此大量的稻壳，一定是举行过某些宗教祭祀。外山教授认为，城头山遗址中的稻壳是大量从外部搬运到城内来的。 现古城东门旧址处建有稻田祭坛遗迹展示馆，里面的遗存有城墙、水稻田、祭坛、祭祀坑、储水坑、水渠、墓葬、建筑柱洞等。
祭坛覆盖在汤家岗文化时期的水稻田上，祭坛由长径16米、短径15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椭圆形大型土坛和深超过1米、直径约1米的四十多个祭祀坑组成。在祭坛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炭渣和陶片，在祭坛上部还发现了圆形灰坑，从中央出土了棒状石，并有类似柱洞的痕迹。从方形或长方形灰坑中出土了5具人骨。
用于生产的水稻田本应在城外，城内的水稻田被视为用于某种仪式，从发现大量稻壳硅质体这一点来看，这里举行过与稻壳有关的祭祀。极有可能为收获、分配翌年稻种的仪式。 举行最早稻作仪式的祭坛位于东门，说明其仪式与太阳升起的东方方位关系密切，中国学者不断指出长江文明与太阳崇拜、鸟崇拜在稻作农耕社会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太阳、鸟崇拜的起源极有可能8000年前产生于湖南省。
1998年发掘时，中日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泛红色的黏土块，把它当作祭祀生火时自然形成的红烧土。2000年，扩大调查范围，对祭坛背后进行了发掘。结果证实，所谓的红烧土是人为铺垫在祭祀坑底面的。其大半不定型，但其中也有近似长方形的。很明显，这并非祭祀活动中偶然产生的，而是在祭祀活动开始前出于某种目的铺垫在祭祀坑底面的。因此，它有可能就是烧成砖，即事先烧制黄土，用于祭祀活动或者建筑材料。 对样品进行烧成温度和化学成分的荧光X分析，得出两个结论，1.当时的人们特意采掘含有大量Fe2O3的一种古红色土壤作为原料使用；2.大溪文化早期的红烧土至少是经过600摄氏度以上温度烧成的砖。要达到这样的温度，不可能采用原始的平地堆烧方式，而需要用窑。
以往都认为最早的砖出土于印度河文明时代，即公元前4000年的巴基斯坦的Mehrgarh遗址，但那是靠阳光晒干的砖。美索不达米亚很长一段时期也使用过这种砖，时代为公元前3500年。在城头山遗址发现的烧成砖，就目前而言是世界上最早的砖。 2000年的发掘调查还表明，城头山遗址在进入5300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后，道路上敷满了这种烧成砖。这种不定型的砖厚约10～15厘米。长江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相比，多雨潮湿，靠阳光晒干的砖会很快瓦解，不能用于建筑或土木材料，因此烧成砖应运而生。 孢粉分析结果表明，城头山遗址附近存在以青冈栎和栲树为主的森林，为砖的烧制提供了燃料。可见长江文明是森林文明，砖的烧制是森林文明高科技的体现。另外，稻壳也极有可能被用来作为烧制砖的燃料。
城头山遗址的城墙出现于6400年前，城内又发现小面积水稻田和祭坛，稻作丰登的仪式把人们聚集到城中来，它是诞生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要证明城头山遗址是长江文明最早的都市遗址，就必须发现王宫和神殿。 在2000年的调查中，在位于城头山遗址最高处的遗址中央偏西的位置，发现了敷垫砖块的、5300年前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建筑居址。用来敷垫建筑物地基的烧成砖多已变形，但也有若干能推测原来砖块形状的遗物。使用烧成砖敷垫建筑物的地基，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例。 该大型居址的平面形式接近正方形，并绕有列柱回廊，存在敷垫烧成砖的台子状遗构，可以被视为城内首领居住的主要建筑物。但室内不见日常炊事痕迹，存在开放式的室内空间，里间又是首领的专用位置，推测为首领举行仪式的祭政殿，即王宫。
在王宫的东侧，有另一座屈家岭文化前期的建筑，叠压在用烧成砖敷垫后的大溪文化末期的墓地上，建筑平面上排列有正殿、前殿和侧殿，其建筑遗构具有祭祀祖先的宗庙或举行仪式的神殿的性质。 在城头山遗址，既发现了神殿，又发现了王宫，加上祭坛，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齐全，可以说城头山遗址是长江文明最早的都市。 临近建筑遗址的东北是一片墓葬区，大溪文化一期的墓地较为分散，墓葬等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个别墓中随葬品数量和种类较多些；到了大溪文化二期，墓葬的规划较前一时期集中，出现了等级分化十分明显的墓地，有随葬品高达近30件的大墓，也有无任何随葬品的陪葬墓或者低等级墓。中高等级墓葬的安排一致，说明当时已形成了系统的丧葬文化。
临近中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前来参观的游客依然很少，一位游客的判断是：今天是长假第一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和中秋节无关，明天会有大量游客前来的。希望他的预判正确，这么好一个地方，没人来参观，多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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