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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是一种大型奇蹄目动物。目前世界上只剩下一科四属五种，其中非洲有两个属种，分别为黑犀（Diceros bicornis）和白犀（Ceratotherium simum）；分布于亚洲的有两属三种，分别为独角犀属的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和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以及双角犀属的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  犀牛演化图（图修改自Ancient and modern genomes unravel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rhinoceros family）  现生五种犀牛头部对比 亚洲的三种犀牛 亚洲生活着三种犀牛，但它们的生存现状都不容乐观。 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又称大独角犀，有一个鼻角，身上的皮肤似甲胄，上面附有铆钉状的小结节，在肩胛、颈下及四肢关节处有宽大的褶缝，使身体看起来就像穿了一件盔甲，但褶之间的皮肤却很细嫩，容易受到蚊虫叮咬，因而它们几乎每天都进行泥浴，清除并防止蚊虫叮咬。 印度犀比较原始，体型庞大，性情介乎白犀和黑犀之间。它们单独生活，喜欢栖息在高草地、芦苇地和沼泽草原地区，除了以草为主食，还吃一些水果、树叶、树枝和稻米。现分布于印度北部和尼泊尔等地，虽然数量不多，仅千余头，但仍是目前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  印度犀 爪哇犀（Rhinoceros sondaicus）又称小独角犀，外形和印度犀很接近，但是体型比印度犀小得多，仅雄性有角，性情谨慎胆小。栖息于低地雨林和红树林沼泽中，吃小树苗、矮灌木和水果。爪哇犀曾分布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 埔寨、中国、马来西亚，1957年在中国境内绝迹。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十分清楚爪哇犀牛的习性，一个原因是爪哇犀牛数量极少，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使住在保护区中，它们仍然会选择人迹罕至的地方单独栖息。 苏门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是现存最原始、体型最小和唯一披毛的犀牛，性情温和胆小，行踪隐秘。苏门犀是独居动物，仅在发情与抚养幼仔时相聚。它们主要在晚间进食，吃藤条、嫩枝和水果，生活在雨林和沼泽中，以前和爪哇犀一样原分布于东南亚的广大地区，现仅在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与婆罗洲有零星分布。  苏门答腊犀 犀牛曾遍布中华大地 我国曾经也是犀牛的乐园。在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遗址，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泥河湾动物群，其中的犀牛包括梅氏犀（Stephanorhinus kirchbergensis）、裴氏板齿犀化石（Elasmotherium peii）、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化石等多种已灭绝的犀科动物化石；在北京周口店第1地点，科学家们发现了梅氏犀与披毛犀，在20地点发现了周口店犀（Dicerorhinus choukoutienensis）；在距今约10万年的湖北神农架犀牛洞旧石器时代遗址，科学家发现了梅氏犀；在重庆市巫山县迷宫洞晚更新世人类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3万年的梅氏犀。此外发现犀牛化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还包括山西吉县陡路坡遗址（中更新世早期）、吉林榆树周家油坊遗址（距今约2.7万年）、吉林桦甸仙人洞遗址（距今约2万年）。  中国的犀科动物（陈瑜绘） 在全新世早期，距今1万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发现了犀类骨骼的遗址包括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遗址、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文化遗存、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等。  中新世以来犀牛遗存分布变迁图（图源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 到了历史时期，在商周时期的十二桥遗址、西汉南陵20号随葬坑都有犀类骨骼出土。至于关于犀牛的记载，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如《左传》：“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是甲之所用，犀革为上。革之所美。莫过于犀。知革是犀皮也。” 《楚辞·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中国野生犀牛分布北界变迁示意图（图源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 根据文榕生先生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大约3500年前犀牛遍布华北平原，分布北界能够到达燕山一带；但由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导致栖息范围不断缩小，对犀牛进行大规模的猎杀，导致犀牛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种群数量急速下降。殷商甲骨文中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武士艳羡的装备。由于大范围的捕杀，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在北方迅速减少，在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在王莽时期，为了获得祥瑞，曾用贵重的礼物换取南海黄支国（一般认为位于印度东南部或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活犀牛，说明当时华北的犀牛数量非常稀少，甚至灭绝。 到了唐朝，野生犀牛基本上在中原绝迹，但华南仍有野生犀牛。由于当时人们对犀角的热捧，进一步导致野生犀牛数量减少。到了宋朝，人们对犀牛这种消失了几百年的动物基本上没有了具体的概念，以至于宋朝嘉佑三年（1063年）交阯进贡两头犀牛，《宋史·五行志》记载：“嘉佑三年六月，交趾贡异兽二。初，本国称贡麟，状如水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刍、果瓜，必先以杖击，然後食。”从描述来看，明显是犀牛，但沈括认为这是传说中的“天禄”，或者是水牛和蛟龙杂交的产物，令人啼笑皆非。这说明在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不认识犀牛的，犀牛成了传说中的动物。 至于明清，人口数量经历了快速增加时期，开辟了大量的山林来进行农业活动，加上人口增加需要的燃料也增加，致使森林被大量砍伐，野生犀牛的栖息地再次遭到了破坏。而人们对犀角的需求大大增加，除了少量用于制造工艺品，大量犀角被用于做药材，人们只认识犀牛角，而不认识犀牛。 1957年，中国最后一头野生犀牛——爪哇犀在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消失，从此中国境内的犀牛绝迹。 文物中的犀牛形象 在我国众多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犀牛形象，主要是青铜器、石刻等艺术品。从这些文物中，也能看到我国古代的工匠对犀牛认识的变化。  商朝铜犀尊 该犀尊为商代青铜器，高22厘米；长32.5厘米；重2114克，2009年被北京中嘉拍卖。此尊以犀牛首与脊背作盖，犀牛角弯如钺，身体粗壮。尊整体以雷纹为地，上面铸有夔纹。颈前端作兽面纹，狰狞严肃。虽然又夸张的表达，但依然能够辨别出来是犀牛。根据其犀角的数量，可以判断是以苏门答腊犀为原型制作的。  小臣艅犀尊 小臣艅犀尊为商代青铜器，器高24.5厘米，是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 此器物的原型为苏门答腊犀牛。犀牛自身躯体庞大笨重的感觉与作为容器的实用功能要求自然和谐一致，表现出商代艺术工匠在观察自然和提炼概括生活方面所达到的水平。整器光素无纹，体积感很强，表现出犀牛蹒跚行进的动态。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有铭文4行27字：“丁巳，王省夔京，王锡小臣夔贝，隹王来征人方。隹王十祀又五肜日”。 这件小臣艅犀尊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铭文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商王征伐夷方，表明夷方是一个不愿服从商王朝而遭讨伐的小国。铭文中还记载了商王赏赐小臣裓夔贝。小臣裓的职务为奴隶总管，能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  战国金银错犀牛铜带钩 战国金银错犀牛铜带钩高6.5厘米、长17.5厘米，1954年四川省昭化县宝轮院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件带钩为古代巴人制品，造型独特，惟妙惟肖。呈犀牛形，犀牛体型健硕，鼻上有双角，前角长且弯曲。犀牛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钩端作口首兽头形，造型异常优美。通体饰卷草纹，用以表现犀牛皮肤的褶皱，纹饰绚烂而有致，极具装饰效果。这件文物也是以苏门答腊犀为原型制作的。 根据以上三件文物可以推测，当时的工匠是见过犀牛的，且是苏门答腊犀。同时也表明至少在战国以前，苏门答腊犀在我国并不罕见。 秦石犀于1973年冬发现于成都市天府广场的工地上，当时并未发掘出来；2010年，成都市政部门决定拆除电信大厦，改建大剧院，并于2012年动工，2013年将其发掘出来。其身长3.3米，高1.7米，重8.5吨，材质为红砂岩，刻有较清晰的耳朵、眼晴、下颌及鼻部。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这头石犀可能就是为了镇水的。  战国至汉石犀 虽然石犀雕刻的比较粗犷，但是很传神，仍然能够看出来形象来自于犀牛。与青铜器相比，显然雕刻这么大的一块石头需要更加高超的技巧。这件石犀与霍去病墓的“马踏匈奴”、“伏虎”、“跃马”的雕刻风格相似，运用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雕刻而成，风格浑厚深沉，粗放豪迈。也许囿于时代限制，或者是当时的雕刻风格，我们并不能推测这件石犀到底是以那种犀牛为原型的，但是其艺术价值仍然很高，代表了当时的审美风格。 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 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极具写实风格。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精准，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栖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工艺精湛，逼真自然，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中国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 汉鎏金犀牛 鎏金铜犀牛出土于1964年汉长安城遗址。这只犀牛鼻上有一只大大的角，四肢粗段，甚至没有了脖子，显得十分滑稽。从其特征上看，此件鎏金铜犀牛应以印度犀为原型的。 汉鎏金铜犀牛、驯犀俑 鎏金犀牛、驯犀俑出土于盱眙大云山汉墓。犀牛肌肉饱满，浑朴壮实，稳健有力，口部微张，双耳竖起，憨态可掬，看起来栩栩如生，十分灵动。该犀牛也是以苏门答腊犀为原型创作的。 唐献陵石犀原位于位于三原县北的永合村的唐高祖李渊的陵墓南神门外，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渊驾崩，葬于献陵。这石犀原是一对，现仅存其一。石犀通长340厘米，身高209厘米，选料为陕西富平产的青石，尽显初唐时一统天下的气象恢宏，以及“贞观之治”时期的求新求异的探索精神。石犀为圆雕，躯体硕壮，脚有三趾，作缓步走动的姿态。浑身的片片鳞甲，以精湛而挥洒的细线，刻划得细致入微，却给人如铠甲一般坚厚的印象。鼻上有一像肉瘤似隆起的鼓包，而非醒目而尖利的犀角。双目炯炯有神，四肢坚实有力，那全身迭复的厚皮及颈部下垂的厚皮，仅靠几笔粗线条勾勒，就将之粗糙且多皱褶的特点刻划得生动传神，活灵活现。石犀右前足的石板正面刻有隶书铭文“高祖怀远之德”六字，今仅能辨出“祖”“怀”“德”三字。 唐献陵石犀 这件雕塑极具写实风格，包括皮肤褶皱、腿部的皮肤肉瘤。当时工匠巧妙地用鱼鳞纹来刻画皮肤肉瘤。总而言之，这是一件艺术水准极高的雕塑作品。 印度犀与石犀腿部对比 到了明朝，人们对犀牛的形象只存在于典籍中。位于开封的明朝铁犀为独角犀，但它的角没有铸在鼻子上方，而是长在脑顶，蹄也只有两瓣，而非三趾，为牛犀混合体的模样，在开封俗称铁牛，铁牛村也因此而得名。在普通人看来，这尊铁牛很难与犀牛联系起来。 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时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于谦，并巡抚山西、河南两省。于谦到任后，体察民情，带领军民治黄固堤。正统五年（公元1441年），黄河再次在开封泛滥，于谦亲自指挥抗洪。六年后，督铸镇河铁犀，撰写《镇河铁犀铭》，并铸于铁犀背上。 开封明代铁犀牛 通过历史文物可以看到，犀牛在我国逐渐减少以至于消失，根据它们的形象制作的物品门类也逐步由酒尊、带钩等日常生活用品演变为镇墓兽、神兽等神祇，犀牛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逐渐神化，以至于逐渐脱离了本来的形象，变成了人们心中拥有特殊功能的的神像。 野生犀牛已经在我国消失了，近些年来我国灭绝的动物包括台湾云豹（2014年灭绝）、白鱀豚（2019年灭绝）、华南虎（野外灭绝）等，我们也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发展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植物。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的道路，我们人类的历史才能更长久。 参考资料： 侯彦峰,张建,曹艳朋等.河南淅川沟湾遗址仰韶时期的动物遗存[J].人类学学报,2022,41(05) 李宗宇. 山西吉县陡路坡遗址动物化石的整理和初步研究[D].山西大学, 聂选华.环境史视野下中国犀牛的分布与变迁[J].文山学院学报,2015,28(02):68-73. 张建林,张博,胡春勃等.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3(05):31-44. 陈少坤,黄万波,裴健等.三峡地区最晚更新世的梅氏犀兼述中国南方更新世的犀牛化石[J].人类学学报,2012,31(04):381-394. 李绪成,李升,何锟宇.十二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报告[J].成都考古发现,2005(00):458-474+538-539. 杨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6. 张学勤,周静. 浙江又发现新石器时代犀牛遗骸[N]. 浙江日报,2000-09-14(001). 武仙竹.神农架犀牛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1998(02):42-52+54-57. 周军.试论河南第四纪的象和犀牛[J].中原文物,1989(02):1-6. 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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