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础教育面临七大时代变化

当前是研究我国基础教育最好的时代，也是开展系统性教育研究尤为迫切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启了社会主义教育探索。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我国根据国家能力、教育目标和基层实际进行了适度调整，但是因社会环境和教育结构相对稳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总体处于稳定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开放、人口流动、网络流行、城市发展等因素使得基础教育面临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并因此出现种种问题。

目前，没有一套现有理论可以解释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也没有一个现有理念可以引领中国基础教育走出困局。紧跟时代、迈向田野，真正把握当前基础教育的整体环境和现实状况，提炼和总结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探索符合国家需求和群众需要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中国基础教育实践正经历着

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前的时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中国的基础教育而言，同样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教育实践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化。尽管没有一段历史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其变动性、剧烈性、渗透性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剧烈变动的时代无疑给中国的教育实践增加了更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

第一，免费义务教育与学校生态的变化。

进入新千年之后，我国实行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税费政策，即取消农业税费。由于我国乡村学校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农业税费中的教育提留部分，取消农业税费之后，乡村学校失去了教育提留的资金来源，而国家的工业发展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积累。因此，在取消农业税费没多久，我国很快就取消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城乡学校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政策给我国基础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从直接效果来讲，国家承担了学生义务教育和学校日常运转的开销，为学生家长减轻了教育负担。但是，这一政策也由此改变了家校关系、政校关系和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的变化，如部分家长的教育心态从“教育是家庭的责任”变成“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从“自己花钱购买教育”变成“国家花钱享受教育”，家庭对学校的要求越来越多，介入也越来越多。政校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国家包办教育，国家则会对教育目标、教育质量和教育规范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不断增加对学校的考核和检查，以加强对学校的管理，由此使得学校的日常事务不断增多，自主空间不断压缩。

在师生关系上，家长的介入和政策的要求使得教师的权威下降，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之于学生的角色从传道授业解惑者转变为底线安全保护者的角色，知识教育和规则引导的功能下降。

第二，乡村学校师生流失与教育城镇化的发展。

在城镇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下，大量乡村学生进入城镇学校，年轻教师不愿意到乡村学校任教。城乡学校的教育资源配置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国家不断向乡村学校投入资源、进行政策倾斜，努力弥合城乡学校之间的基础差距，另一方面乡村学生不断进城，乡村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快速衰败，由此造成了“城挤乡空”和教育资源错配的困境。

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还面临着来自地方政府发展要求的压力，一些地区将县域教育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筹码，比如通过建设“教育新城”带动地方房地产发展，教育资源的投入与当下百姓的教育需求又不相匹配。教育城镇化的发展迫使央地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着眼未来、兼顾当下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第三，婚姻家庭观念巨变与乡村问题学生增多。

城市化的发展提高了青年一代的婚姻成本，进城买房成为结婚的标配，“天价彩礼”现象突出，婚姻的市场化与资本化使得婚姻缔结的成本变高，同时也使得婚姻和家庭变得更加脆弱。当前，离婚家庭增多，“跑妈”现象突出，出现大量问题家庭，这些家庭的完整性和发展性被打破，导致乡村学校中问题家庭的问题学生比例不断增多，大量来自问题家庭的学生表现为自卑、抑郁、暴躁、情绪不稳定、对社会冷淡甚至抱有敌意等。婚姻家庭的变化不仅严重影响到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乡村学校的管理难度。

第四，网络时代对基础教育的巨大影响。

网络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增加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复杂性。网络世界既丰富又复杂，几乎所有的城乡青少年儿童都与网络发生了关联，尽管网络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但是大量青少年儿童陷入到网络游戏中，成为深陷其中的网瘾少年。

网络时代对青少年至少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因手机游戏占据大量时间精力而影响学业；二是网络世界价值观与现实世界价值观相冲突，不仅改变了学生的认知，而且导致学生出现认知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突出、自杀现象频发，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不无关系；三是网络世界的知识丰富而庞杂，学生借助网络世界的知识体系去应对甚至消解学校规则，导致学校的权威被削弱。学校教育如何面对和引导深受网络影响的学生，是当下基础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五，学校非教学型任务猛增与学校管理“不出事”逻辑。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教育领域也开展了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工作。国家对于学校教育管理的规范化要求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的规范化程度和管理效率，但也不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出现教育形式主义和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提出的各种任务疲于奔命；二是出现中小学管理幼儿园化的问题，在涉及安全的问题上事无巨细，在学生犯错时不能批评要呵护，学校教师像“保姆”一样照顾学生，教师的负责不仅增加了自身的工作压力，而且“阉割”了学生在挫折中成长的可能。

尽管“安全无小事”，但是现在对于安全问题的过度重视极大地影响了学校的运转效率和教育规律，并由此滋生了基层教育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即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就尽量规避错误，不做或少做。此外，在规范化的要求下，学校和老师的治理手段减少了，当学校被学生或家长绑架如出现谋利型“校闹”“闹访”时，学校没有办法应对，涉事教师就成了无辜的背锅侠。

第六，县域城乡家庭育儿观念变化与育儿的精细化。

家长在养育子女时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粗放式教育转变为精细化教育。我国的80后、90后家长不同于60后、70后及其以前的家长，后者对子女的养育会更加粗放、随意，前者对子女的养育则更加精细化。

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少子化有关，因子女数量少更加珍视孩子；二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生活水平都迅速提高，对于子女更加舍得投入；三是新一代的家长文化水平比上一代家庭要高，且因社会的流动速度加快，网络信息的传播等，新一代家长们了解的教育方法更多。新一代的家长不仅舍得为子女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比如上培训班、陪读、托管等。他们对学校教育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会积极介入学校教育管理中，如参与家委会、参加学校各种活动等。

第七，产业转型升级与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

在全国产业竞争体系中，我国的产业发展长期位于中低端位置，以至于在利润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无论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现实处境来讲，改变这一地位迫在眉睫。我国在2013年左右开始着手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可以解决卡脖子技术的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需要大量能够适应智能制造转型的技术技能人才。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迫在眉睫。国家的人才培养需求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目前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产教融合战略，着眼于国家产业发展导向的人才培养，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要对此做出回应。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与基础教育竞争的互构下，我国中西部地区近几年出现了“半工半陪”现象，家庭内部分工高度服从于子女教育需要。因此，教育制度和产业规划之间如何合理匹配以更好地满足家庭生产和家庭教育需要同样是一个重大问题。

此外，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学区房制度相耦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我国基础教育的空间布局，使得社会分化与教育竞争问题尤为突出。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也成为影响基础教育的重要因素，民办学校的强势进入，教育智能化、教育数字化等概念的提出，都使得基础教育的环境变得既丰富又复杂。

不宜用理念或概念为中国教育实践

指示方向

我国基础教育的实践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各种挫折和误区。曾经一段时期，中国的基础教育界流行各种教育理念，一些学者或实践者尝试使用这些理念指导中国基础教育实践，其中不乏生意人通过兜售教育理念谋取暴利。那些教育理念的理论逻辑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完美理念的落地需要环境条件，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理念就容易成为空谈，理念的执行也会出现问题。由于理念或概念是逻辑自洽的，从理论上都能说得通，而实践是复杂的，当用教育理念指导教育实践时，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曾经有些教育学者或教育研究者用教育理念抨击教育实践，比如将我国多年来的基础教育实践定性为“落后的应试教育”，并积极提倡“先进的素质教育”，但是忽略了应试教育中积极的因素和环境的约束，也未看到素质教育落地的条件限制，结果在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破坏了传统教育的精髓，而且滋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同样，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关于乡村教育如何振兴，有学者仍然在进行理念指导，却不顾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性和必然性。面对复杂的教育现实，继续以固化的理念或概念指导中国教育实践，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中国当前的基础教育环境异常复杂，没有可直接参照的模板。在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过程中，需要理解我国基础教育的三大属性：

一是个体性。

个体性是指对人的教育，即教育要关照人本身，教育过程要契合人的成长规律，实现对人的培养，相信每个个体都是可塑的，是可教育的对象。

二是社会性。

社会性是指对人的教育不是处于真空地带，不是完全纯粹的，而是要与社会紧密结合，人的教育过程也是社会化的过程。教育本身不能脱离社会情境和社会需要，教育的过程要关照时代，既要将人置于时代中理解，也要将人培养成契合时代需求的人。

三是国家性。

国家性是指教育要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培养人才，人才培养的结构要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高度嵌合，从而回应国家的发展诉求。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定位，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在于，教育必须始终是社会流动的助推器，“读书改变命运”是底层家庭奋斗的唯一希望，也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最大推动力量。为底层家庭保持阶层流通的渠道，而非将教育变成强化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的“帮凶”，是我国基础教育实践的根本定位，也是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公平。一旦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失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色彩就会黯淡。

在复杂的教育环境下，我国基础教育实践方向的探索要根据国家的时代变化和国情需要展示出权变性。权变性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环境的适应性，即在时代的巨变之下，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教育实践的调试，以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二是需求的回应性，即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家庭、社会和国家对于教育的需求会有相应的变化，我国的教育政策部门要尝试弥合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教育实践主体则要对此予以积极回应。

紧跟时代迈向田野是中国基础教育研究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将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深刻性呈现出来。基础教育领域这些现象、问题和趋势的出现，无法依靠某套理论进行解释，也无法依靠某种理念指示就可以解决，试图使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不仅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越来越多。可喜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教育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并在努力尝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当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任重道远！而此时，我们要紧跟时代，迈向田野！

迈向田野对于中国基础教育研究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田野最能反映时代的变化。

教育一线是最能够反映教育环境、教育政策、教育需求等变化的空间场域，时代的巨变在教育一线空间中可以展露无疑，进入田野能够充分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及其对于教育问题的影响。

二是田野最能感知时代的声音。

基础教育研究者不能只唯上，要经常倾听教育一线工作者、教育相关者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可能代表着应对时代变化的诉求和教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忽视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教育研究和国家的教育政策都将会成为“空中楼阁”“镜中水月”。

三是田野最能提供完整的图景。

基础教育研究显然不只是单纯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技术研究，教育问题涉及婚姻家庭、社会变化、政府治理、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影响因素多，回应的问题也多，通过田野调研才可以把握更为完整的图景。

迈向田野是把握时代脉搏最好的方式，也是深入研究中国基础教育最好的方式。只有真正进入教育一线了解学校的运转、教师的想法、家长的诉求、学生的心态、国家的政策，才能弄清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为何，复杂性何在，根源在哪儿，可能的方向是什么。基于田野经验进行总结、分析和提炼，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完整图景和发展方向，由此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人民需要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教育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