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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大约1300一1600）被后来的西方流行教科书和主流西方历史观公认为是欧洲近现代历史的伟大发端，不仅是因为它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是因为它产生了一批杰出艺术家，开启了近代欧洲的所谓“人本主义”和“人性解放”的潮流。  鲜为人知的是，为诞生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所需要付出的社会历史代价，却是沉重而巨大的。这个巨大的社会历史代价，或者说隐藏在文艺复兴光环背后的另一副面孔，却长期被垄断话语权的西方史学界以及西方媒体教科书忽略，或轻描淡写，或有意掩盖了。 这场延续了300年的文艺复兴运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体。文艺复兴时代一方面是让少数艺术天才涌现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是道德沦丧、人性堕落、教廷腐败、宫廷政变频繁、黑帮豪强争霸、暗杀盛行、妓女泛滥、私生子遍地、梅毒流行的无法无天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法治”和道德可言。  文艺复兴的确是对“黑暗”中世纪的一种否定与“反叛”，是某种“人性”的“自由解放”。但必须注意和深究的是，究竟是哪种“人性”的哪种“解放”？其实这个“人性的自由解放”，并不仅是后来的西方历史观所刻意呈现的那种富有人本主义情怀的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性解放，那种对“荒淫腐败等黑暗势力”的叛逆与抗争所体现的人性解放；反而是与腐败天主教教廷的同流合污，而且是更加“性本恶”的人类天性，在一种“彻底去道德化”的社会环境中，最肆无忌惮的自由释放与发泄，恰好就像这个历史时期的诗人但丁和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向世人所充分揭示的那样。 换句话说，文艺复兴的确启动了欧洲近代史上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是“穷则思变，禁则思欲”的一种内在反抗力量的爆发。但它不是东方人理解的人类某种“愚公移山”和“战天斗地”精神或者“性本善”的能量的爆发，而是在背叛“摩西十诫”原教旨后的一种道德缺失下向蛮荒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回归，是“道德败坏到极致”的结果，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次巨大的“道德虚无化”运动，是十字军东征以后基督教世界对耶稣的原教旨——“大爱”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反动。  因此，如果我们追问：“文艺复兴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体现在哪里？”那么答案很简单：体现在将封建时代受道德律令限制的各种金钱“买卖关系”发扬光大、推向极端，形成“一切皆可以买卖和等价交换”的世俗精神，包括婚姻、爱情、配偶、友谊、肉体、国土、爵位、功名、信仰、罪行、豁免、宽恕、忏悔、尊严和人际关系，以及红衣大主教和教皇的职位等，都可以买卖，都有明码标价的“市场价格”。这个时期罗马教廷大批量出售的赎罪券就是这个彻底去道德化后的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体现。 所以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神秘，它是一种彻底去道德化后的商业行为模式。商业交换自古有之，但是将其极端化到“一切人际与社会关系皆可买卖”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人、教会、国王、教皇、艺人、工匠、占星术士都参与其中，却是文艺复兴的最大“创新”与“发明”。 因此，提出“创造性毁灭”原理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才说：“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精神’这样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旦我们认识到纯粹的封建主义和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自己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那么，是什么把封建经济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封建社会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胚芽。” 正是十字军开启的这种彻底的去道德化运动，才能解释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奴隶贩卖、种族灭绝、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在文艺复兴时期萌芽、开花、结果，并由此在整个西方世界盛行好几百年。 换句话说，文艺复兴起源于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堕落，而不是宗教自由；起源于人性泯灭，而不是人性升华。  文艺复兴也是商业权力开始崛起并公开介入政治权力的过程。因此这个时期的艺术繁荣，是腐化的教会与宫廷权力开始利用“政府采购”方式来大兴土木的结果。著名哲学家尼采指出，“文艺复兴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个体’的国王只可能是短暂的，浪费太大了；连积累、资本化的可能性都没有，接踵而来是衰竭。那是这样一些时代，在那里，一切都被挥霍掉了，连人们借以积累、资本化、积聚财富的力量本身也被挥霍掉了。” 因此，流行教科书所谓“文艺复兴重视人的价值，反对以神为中心；提倡人权，反对君权；推崇个性自由和解放，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从而使得科学精神得以复兴”的说法，是片面的、偏颇的、扭曲的和不客观的；因为这种历史观没有显示意大利这个民族为获得这个吹起来的“成就”所实际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背后所掩盖的许多历史真相。 首先，文艺复兴是天主教罗马教廷自上而下亲自主导和参与的结果。其次，人们的确因为历任教皇的腐败而对教会失去信心，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通意大利人并不尊重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希腊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魔法、巫术继承和发扬光大。占星术特别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重视，达到了古代以来未有过的风行。因此罗素感叹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  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重大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都与战争有关，而与文艺复兴本身和宗教改革无关。这也可以从达·芬奇年轻时递交给米兰公爵的那封求职信中看出端倪。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最欣赏的文艺复兴时期政客，教皇亚历山大的私生子切萨雷·波吉亚，在帮助法国占领了米兰和那不勒斯之后，在意大利中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于1502年至1503年期间聘请达·芬奇为他的军事建筑师和工程师。他为达·芬奇提供了一个无限制多次往返的特殊通行证，以检查和指挥其统治领地中所有正在进行的和计划中的军事建筑设施。在罗马涅期间，达·芬奇还设计了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从切塞纳到切塞纳蒂科港的运河。 与达·芬奇一样，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都是传统的工匠转化而来，他们的技艺和艺术作品主要是为满足“政府采购”这个庞大需求应运而生的。而且艺术往往不是他们的主要技能，比如为佛罗伦萨城墙设计做出贡献的米开朗基罗写道：“我对绘画和雕塑知识不多，但是我拥有丰富的军事防御工事建筑经验。” 又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巨匠伽利略，长期与威尼斯兵工厂有合作关系，并于1593年正式成为兵工厂的私人科技顾问，专门负责对兵器和军舰的技术革新，因此对军事工程学做出了许多贡献。伽利略长期在兵工厂观察和试验炮弹运动，并帮助炮兵们改进炮弹射程。“炮弹以45度仰角发射时所跨越的距离最大”这样的经验规律和“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是伽利略在威尼斯兵工厂时期与火炮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领会掌握的。  腐化堕落的道德风气，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一切皆可以成为商品”的市场交换原则，小城邦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争、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以及赢得这种战争和商业竞争的国家意志，一方面催生了意大利的艺术繁荣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近代欧洲的国家竞争体系和来自王室对科学与宗教艺术的赞助热情。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不断相互厮杀和相互吞并的大大小小的上百个城邦公国，就是一个未来欧洲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他们之上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仲和教皇权威，但是这些城邦国家间的竞争是不承认任何道德规范和人本主义原则的。它唯一服从的国家竞争原则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成王败寇、一切皆可待价而沽”的实用主义原则。  但与此同时，得天独厚的地中海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地缘政治位置，决定了意大利城邦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必然体现在商业上，也必然建立在重商主义原则上，也必然将商业利益作为统治精英追求的国家核心利益。正因为如此，这就决定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切宗教权力和国家利益都可以用来出售和交换的商业主义行事原则。教皇任命充满了腐败和权色交易，红衣主教的任命充满了裙带贿赂关系，共和国长老和议会的选举充满了暗杀与金钱交换。这个无视一切道德的“一切皆可买卖”的原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种子，它也注定了意大利整个民族的政治命运：它很难实现统一，而且也预示了未来资本主义欧洲的大一统同样是不可能的。 秦始皇当年在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实现大一统，正是因为秦国用强大的法律杜绝了在国家利益面前“一切皆可交换”的商业原则。1换句话说，商业深深介入政治，意味着意大利很难出现一个能靠“卧薪尝胆”的自律精神使其强大、稳定到能够灭掉其他邦国而完成统一意大利这个历史使命的“秦国”。因此，四分五裂、各自为政、腐败盛行、一切权力和国家利益皆可出卖的意大利国家竞争体系，葬送了意大利的国家统一和长远经济前途，使得意大利城邦国家基于得天独厚的地中海和东方通商贸易所获得的商业、艺术、制造业、金融、军事技术繁荣，都是昙花一现。 
而如果不能实现统一，意大利每一个城邦国家的微小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使得它们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与未来的欧洲大国竞争。这就注定了作为欧洲近代艺术、近代科学、近代商业、近代制造业、近代金融发源地和摇篮的意大利，成为其他欧洲列强屡屡入侵的对象，并导致意大利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无缘，以至于直到19世纪的1861年才实现国家统一，而且直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仍然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而后来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都恰好是因为吸取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混乱无主、暗杀成风、小邦林立、黑社会笼罩的无政府主义所导致的沉痛教训才繁荣强大起来的。比如后来崛起的欧洲国家，都强化中央集权君主统治，弱化共和制和地方封建势力；强化职业军队和国家纪律，弱化局部商业利益；充分利用宗教意识形态和军事实力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强调基督徒回归简朴节约的清教徒生活；从而实现了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和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原则。因此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基于意大利惨痛教训对欧洲君主提出的告诫和对统治术的歌颂，才在欧洲国王和君主中如此有市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与后来18一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无缘了；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首先开启资本主义的意大利却依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因为正如本书所要揭示的，工业革命是统一的国家意志恒久作用的产物。一个缺乏统一规模和与其他民族国家在战争、军事、财政以及商业争霸中决一雌雄的竞争能力的国家，谈何工业革命？ 另外，文艺复兴期间路德新教在北欧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罗马天主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是因为已经堕落的天主教政权阻碍了自十字军东征和地理大发现以来全球殖民财富的“公平”分配，和各个参与打砸抢的欧洲国家的“正当”商业利益的获取。换句话说，新教在北欧国家成为一种国教，表面上是出于思想解放和宗教自由，而实际上是因为国家权力分配和经济利益斗争所致。 意大利罗马教廷的宗教堕落，使得“君王们不久就看出来，如果他们自己领土上的教会完全变成为本民族的，他们便可以控制教会；这样，他们在本土上就要比以往和教皇分享统治权的时候更加强而有力。由于这一切的原因，所以路德的神学改革在北欧的大部分地区，既受统治者欢迎，也受人们欢迎”。 反过来，处于文艺复兴中心（发源地）的意大利本土之所以没有产生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因为意大利利用天主教垄断了整个欧洲的土地收益，宗教改革会极大地危及意大利的地租收入，从而严重打击意大利经济。 因此罗马的财富不仅靠教皇领地的岁收，而且靠整个天主教世界在欧洲和美洲殖民地敛集的献金。哪个意大利人对这个掌握着通向天国钥匙的神学体系表示异议而导致教会分裂，就难保不引起意大利的贫困化和经济坍塌，使它丧失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地位。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异端势力（人文主义者），并没有酿成罗马教会分裂，也没有引起任何要发起脱离教会的民众性运动，以至于梵蒂冈的权威能够维持到21世纪的今天。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国家之间无法实现统一，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不在每一个城邦国家内部的艺术与经济繁荣中发挥巨大关键性作用。事实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是城邦国家间统治精英在“大兴土木”方面相互攀比和竞赛的结果，因而同时也是每一个城邦国家内部两种强大力量（即“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两种力量决定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模式。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一大批艺术家之间激烈竞争来自同一个赞助商的项目，优胜劣汰，竞相获得那些代表“权力和金钱”的罗马教皇、王公贵族、寡头财团的青睐和雇佣，从而有机会奉献自己的劳动，通过创作出“权力和金钱所喜好和需要”的艺术作品而获得报酬。  换句话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和艺术作品，都是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被拉动起来的，是为这个巨大的“宏观需求力量”应运而生的。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并不代表艺术家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是代表赞助商的他者意志和天主教廷的审美意向。这也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人本主义”绘画，体现的主要是宗教题材，而且主要是画在代表宗教最高权力的天主教大教堂的天顶和墙壁上的。 这也是为什么同时期作为意大利邻国的葡萄牙与西班牙，没有产生天才艺术家与流芳百世的艺术品的根本原因一因为这些地方缺乏国家力量对艺术产业的“竞争性”投入。哪怕作为开创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纵然拥有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与全球贸易垄断力量，也不可能生产出超越自身“需求”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除非还有“政府力量”的主动介入以及这些“国家力量”之间在艺术方面的有意识竞争。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没有这样做，它们聪明地将国家力量投向了航海事业，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宫廷与宗教艺术。 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市场”中，来自“政府采购方”的需求力量是主动方，来自艺术家的供给力量是被动方。需求产生供给，而不是相反。这也决定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必然是以宗教题材和宫廷生活为主。 通过这样的历史视角就即刻可以理解，艺术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意大利历史上繁荣的根本原因了一它是某种国家力量提携、扶持和竞争的结果。其实，这种国家力量也正是“油画、雕塑、建筑、交响音乐”等艺术形式在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出现大繁荣的秘密（参见伏尔泰《路易十四的时代》）。因此，在那些缺乏同等程度的艺术繁荣的欧洲国家，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我们看到的其实应该是这种对艺术进行“扶持”的国家力量的缺位，而不是某种“专制主义”作怪或者古希腊文化传统的缺乏。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所谓中国近代长期的科学“缺位”背后的这一重要启示，将会在本书第六章里指导我们去发现为什么一场“科学革命”会在17一18世纪的欧洲（而不是中国）爆发的原因；而且也同时揭示了为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戏曲”等艺术形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大繁荣的秘密。 以下就让我们来一层一层揭开流行历史观笼罩在文艺复兴这幅“蒙娜丽莎”肖像上的面纱，展示她迷人微笑背后的另一面真容，准确回答罗素之问：为获得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伟大成就，意大利准备付出多少代价，忍受多少暴力、凶杀、战争、欺诈和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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