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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臣闻爻画既肇，文字载兴。六艺归其善，八体宣其妙。厥后群能间出，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羲之书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又云：“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张草犹当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张，不知献之自谓云何？”欣又云：“张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谢安尝问子敬：“君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答曰：“世人哪得知。”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纸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时有佳迹。如献之吴兴二笺，足为名法。孝武亦纂集佳书， 都鄙士人多有献奉，真伪混杂。谢灵运母刘氏，子敬之甥。故灵运能书，而特多王法。 臣谢病东皋，游玩山水，守拙乐静，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纡雅顾。预陟泛之游，参文咏之末。其诸佳法，恣意披览。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谘训。题勒美恶，指示媸妍，点画之情，昭若发蒙。于时圣虑未存草体，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小不在意，则伪谩难识。事事留神，则难为心力。及飞龙之始，戚藩告衅。方事经略，未遑研习。及三年之初，始玩宝迹。既科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赐其直。或有顽愚，不敢献书，遂失五卷，多是戏学。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拟效渐妍，赏析弥妙。旬日之间，转求精秘。字之美恶，书之真伪，剖判体趣，穷微入神。机息务闲，从容研玩，乃使使三吴、荆湘诸境，穷幽测远，鸠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数月之间，奇迹云萃。诏臣与将前将军巢尚之、司徒参军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孙奉伯科简二王书，评其品题，除猥录美，供御赏玩。遂得游目瑰翰，展好宝法，锦质绣章，烂然毕睹。 【点评】《论书表》是宋明帝泰始六年虞龢上宋明帝表。
（虞龢画像） 《论书表》记叙的内容颇为宽泛，篇中录有数则庾翼、王羲之、羊欣等人评论书法的言论，但主要是叙述东晋、刘宋两朝的书法事迹，如“二王”的书法事迹，谢安与王献之关于王氏父子书法的对话，谢安不重王献之书，桓玄、谢奉收藏王书的情况，刘宋内府所藏前代法书时聚时散的详情及装治法书的方式及收藏的数量，刘宋时期士人书家讲究笔墨纸砚之精良而亲自制造的情况，当时伪造王氏父子书迹的手法，等等。 《论书表》名为“论书”，实则是杂录书事，对当时的书法状况几乎作了全面的记录，是一篇书史性质的著作。 《论书表》全文较长，有三则（原文并未具体分则，这其实是文中三句）甚为重要，对后世影响也大：1、洎乎汉魏，锺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2、锺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古今。子敬穷其妙妍，固其宜也。然优劣既微，而会美俱深，故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3、二王书，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 第一句，标举了从汉末至东晋这一时段的四位杰出书法人物，是对当时书法成就的总结；第二句、第三句评论是虞龢对羊欣评张芝、二王书法语言论的阐释和申发，他不仅比较了各自的书法特点、时风的差异，而且注意到书家个人书法随年龄段的不同也要发生变化。可见虞龢的书法评论是立足于书法的演变，具有史家的眼光。 虞龢，南朝宋泰始年间（465年一471年）书法家，今浙江余姚人。少好学，居贫屋漏，恐失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古人勤奋读书的代表，东汉河南叶县人）。位中书郎，廷尉。 《论书表》云：“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 ……又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巜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 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 ……羲之为会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 《论书表》卷，叙二王书事、当时搜访名迹情形、所得字数并编次二王书及羊欣书卷帙、旁 及纸墨笔砚所宜凡数千言。文气不一贯，疑有脱简。朱长文《墨池编》所载二王书事，即其一节， 知此文遭割裂已久，故多不相连属。龢在宋明帝时曾奉诏与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编次二王书， 此表末云“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臣虞龢上”，六年即明帝泰始六年。 【虞龢《论书表》与晋宋之际书法鉴藏】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以后，朝中多有北伐之志。此时北方正值五胡十六国时期，大小割据势力不断混战。东晋桓温主政时出兵北伐，淝水之战后的东晋政局也不稳定，桓、谢世家矛盾和社会矛盾交织，引发孙恩起义。公元403年桓玄废晋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对于东晋的腐败政治桓玄曾有心整治：“颇欲厘改，竟不能行，”最终失败。刘裕通过北伐实力增加，征战桓玄，桓玄败绩被杀。420年，刘裕在建康自立为帝，建立刘宋。至此，南北朝开始对峙。479年萧道成自立为帝，国号为齐，刘宋灭亡。 历史上的晋宋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更迭，诸侯割据，社会混乱动荡。然而，人们却对书法鉴藏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东晋书法艺术的高峰刚刚过去，书迹鉴藏活动开始兴盛。 据文献记载，皇室书画收藏见于汉。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及董卓之乱，陕西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 说明汉朝内府书画收藏已经相当丰富。 此后，历朝皇帝多喜好书法，不仅身体力行书法实践，而且大肆搜罗名家书迹，以内府收藏带动私人收藏，为法帖的收集、整理和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收藏数量越来越多。晋宋之际社会混乱，内府收藏经常散乱而流入民间，此后皇室和官宦又大力搜集。流失、损坏是与收集、庋藏同时进行。书法鉴藏的兴盛为书法品评和著录提供了先决条件，这在虞龢《论书表》中均有所体现。 《论书表》是虞龢奉命整理内府秘藏书法之后向宋明帝所作的汇报。此表记述了关于二王的书画事宜、公家和私家搜访书法名迹的情形以及对书法名迹进行编次和品题的情况。因为是上皇帝表，所以行文谨慎，辑录用心。作者虽论书事，但旁涉书籍制度、装裱、文房用具史等料，内容丰富，见解精辟，是早期书论的杰作。值得提出的是，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南朝晋宋之际书法鉴藏的详细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理论价值。 从《论述表》记载来看，这一时期公私书迹鉴藏都很兴盛。晋宋之际，皇家和官宦一面争执和掌控天下局势，一面搜求奇珍异玩，力图在文治上树立儒雅风范，前朝书法遗迹和当时书迹名品成为他们追逐和争夺的对象。晋武帝司马炎、晋明帝司马绍皆利用权势大肆搜求书画。桓玄主政期间，东晋内府收藏直接被他收入私囊：“桓玄酷爱书画，贪得无厌，后夺帝位，内府所藏书画都被他掠归己有。”《论书表》云：“桓玄耽玩不能释手，乃撰二王氏迹，杂有缣素，正、行之尤美者，各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擒获之后，莫知所在。”据说是尽投于江。宋武帝刘裕也好书画，东晋灭亡后，桓玄所藏剩余书画以及东晋内府珍藏又归于他：“（武帝）取东晋后，东晋内府收藏尽为其所得。”东晋末年，各级权贵、地方王侯也大肆搜求、鉴藏书法。《论书表》云： “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 “卢循素善尺牍，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风，人无长幼，翕然尚之，家赢金币，竞远寻求。于是京师三吴之迹颇散四方。” “三吴、荆、湘诸境，穷幽测远，鸠集散逸。及群臣所上，数月之间，奇迹云萃”。 …… “新渝惠侯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 “人间所秘，往往不少”，因而权贵人士可以“家赢金币，竞远寻求”。 官方通过购买、抢夺、征献等手段可以在民间搜集大量的书迹，充分说明书迹收藏在民间也相当流行，私人也是当时书迹鉴藏的重要主体。由于社会原因，公私收藏此消彼长的局面变更加剧，而迅速地向官方优势力量集中。 由于帝王和权贵的重视和大肆搜求，很多藏在民间的书法被献上和掠夺，原来散落在民间的书迹开始集中起来。公家所藏书迹又因战乱等而流散，为私人收藏提供了契机。社会稳定后，公家利用权力和经济后盾搜集书迹，四方书迹又会为公家所聚集，故有“都鄙士人，多有献奉”之说。当时书法不但是人们收藏把玩对象，还成了“行贿”的工具并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论书表》云：“奉后孙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人们对书迹的认同和喜爱使书法收藏在战乱时期仍然得以进行，并保证了其连续性。 当然，收藏主体的收藏行为并不是完全自觉的。皇家和权贵或忙于争权夺利，或对于文治功能认识不足，或对于书迹收藏初不在意，他们对于书迹的收集和治护时常会出现缺位，给书迹的内府收藏留下一段历史的空白，使书迹的收藏和管理处于消极和不作为状态，如虞龢《论书表》记载：“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由于整个社会对于书法的喜好和收藏氛围的熏陶，后来有所警省，又会大力弥补：“及三年之初，（明帝）始玩宝迹，既料简旧秘，再诏寻求景和时所散失。……”充分说明当时书法鉴藏氛围的浓郁。书法鉴藏的分合聚散在战乱频繁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散而收、收而散的过程中，书迹流动频繁，一些珍品遭到损坏和散佚，一些伪作充斥，令人惋惜。《论书表》记载秘藏书迹“俄为第中所盗，流播始兴”，桓玄所获二王书迹也因“南奔被擒获”之后散失。 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名家书迹的价值，二王书法“声华四宇，价倾五者（都）”，故“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对于民间献上来的书迹“真伪混杂”的情况，书法鉴定成为当务之急，书迹收藏之“鉴”的环节被提上日程。南朝宋明帝曾诏令虞龢、巢尚之、徐希秀、孙奉伯等人，甄别二王书，并品题著录，以方便其赏玩。如，书法名迹鉴别的结果被记录下来，被认为的真迹也编次起来，书迹的著录也就开始出现了，内府书画得到进一步的整理。许多书迹尺寸不一、装祯不精，为书法的收藏与披视带来的很多困难。《论书表》记载“范晔装裱，最为不精”、“披视不便，不易劳茹，善恶正草，不相分别”、“巨细差悬，不相匹类”。统治者逐渐有所反省并开始改善收藏活动中的治护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治护的手段一步步改进，出现了许多治护书迹的新手段和方法。书画的尺寸“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卷卷相当，解决了披视和收藏的不便。“真、行、章草杂在一纸”的状况得到改善，“重作数字”，分门别类，遂使“卷既调均，书又精好”。此外，治护者还进一步按书卷的材料、质地和内容的优劣加以区分，安装不同的轴头，如“二王缣素书珊瑚轴”、“纸书金轴”、“玳瑁轴”、“旃檀轴”、“漆轴”等。其中“金轴”、“玳瑁轴”、“旃檀轴”等这些珍贵的轴头大部分现在已经绝迹。由此可见，收藏活动中鉴与藏密不可分。 晋宋之际，由于书法鉴藏的兴盛，书法审美也达到了一定水平，提出了书法价值判断的标准，收藏对象逐渐集中化和明确化。经过两汉书法意识的萌芽，经历了魏晋书法的高峰，人们对书迹之美有了广泛的认知和认同，以“二王”为中心的一批善书之士的书迹受到大家的普遍喜爱和追逐。虞龢还在《论书表》中单列秘藏二王书数量： “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别有三品书，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轴。” 二王的亲支书家也大受欢迎：“又羊欣缣素及纸书，亦选取其妙者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轴而已。二王新入书，各装为六帙六十卷，”此外，钟繇、张芝、张昶、索靖等书家也受到世人的推崇。《论书表》记载：“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张芝缣素及纸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张昶缣素及纸书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缣素书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纸书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钟会书五纸四百六十五字……”相比之下，二王书迹的收藏数量更为浩繁，在装帧治护上最为精美，用料讲究，为“书之冠冕”，羊欣书仅“漆轴而已”，而其他书家仅列字数，关于治护语焉未详，又下一等。随着二王书法地位的提升，其书法也成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书法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应运而生。此外，从“凡诸教令，必应真正”到“淹留草法，拟效渐妍”可以看出，草书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也反映出当时人们书法审美水平的提高与审美价值的改变。 从晋宋之际收藏的格局和状况来看，书法鉴藏呈现整体的兴盛和有序。这一时期，上至帝王，中有百官，下至黎民，都对书迹收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书迹鉴藏不仅受到官家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而且受到“都鄙士人”的普遍重视。刘毅“倾意搜求”，卢循“家赢金币，竞远寻求”，搜集可谓十分用心。鸠集散佚，散财购买，民间献奉、战争接收、其他手段赚取等不一而足。搜求书迹力度之大，搜求范围之广、搜求手段之全，标志着我国第一次书迹鉴藏活动高潮的出现。尤其是经历玄学思潮洗礼的士人多爱重书法，士人的精神追求依赖于书法作品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和畅怀。书迹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门类和奇珍异玩一起进入并深入人们的文化生活，甚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晋宋之际人们对于书法美有了普遍的认识和较高的认同，书迹收藏对象明确集中，数量统计相当精确，并以装裱来划分书法等级，可见收藏活动在混乱中呈现出相当的成熟和秩序化。 晋宋之际书法鉴藏更迭较大，流动性强，整理与破坏并存。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名家书迹频繁易主，收藏格局调整迅速，书迹的损坏和遗失时有发生。尽管如此，作为鉴藏主线的公藏——即“皇家和官府收藏”[xiii]却一直延续下来，以商贾和士人为主的私家收藏也很兴盛。公藏与私藏彼此消长，书法鉴藏的分合聚散在战乱频繁和改朝换代的历史局面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政权的更迭，书迹鉴藏格局也随之“重新洗牌”，通过大肆搜求和民间献奉，而向着强势力量集中。这比之散落民间，更有利于书迹的保护和流传。由于收藏的兴盛而带来的作假行为和混乱局面，引起了统治者对整理与鉴藏的重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书迹鉴藏与诠次的系统。大量书迹通过民间和官方两条途径，逐渐回拢到皇室内府，经过鉴别真伪、装缮治护、著录品题等流程，许多汉晋书迹珍品被较好地保存下来。如王旬《伯远帖》，经公私收藏之转换，历1600余年而得以流传至今。此外，晋宋之际的书法鉴藏开辟了书迹治护与装祯的先河，催生了一批书法鉴藏家和理论家，开导了书法价值评判标准的出现和书法品级论的萌芽，推动了书法文化的传播和齐梁书法理论的繁荣发展。 晋宋之际书法鉴藏的有序和社会的混乱无序是不矛盾的，书迹鉴藏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是相互转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也是一种各种力量交流的形式。正是在社会混乱带来的无序收藏过程中，书迹的流动得以更频繁地进行，有力于向优势力量集中，使书迹鉴定、收藏、治护等一系列活动蓬勃地进行并获得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战乱会对书迹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至客观上为几次大的毁灭性破坏提供了一些机遇和可能性，但我们认为，仍然应该肯定此时期书迹鉴藏发展兴盛的积极因素。毕竟这个时期的书迹鉴藏行为对书迹的大规模破坏做了挽救性的保护，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刘涛先生根据《论书表》记载推算，刘宋内府收藏大王书迹有一千余纸[1]14。而到了南朝梁，内府应收藏二王书迹“凡一万五千纸”[1]15，刘涛先生按对折计算，指出大王书迹应有七千纸[1]16。排除假冒者，数量也增长相当可观。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书法鉴藏对于中国书法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虞龢《论书表》作为中国古典书法理论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也正是当时书迹鉴藏活动兴盛的反映。 【南朝虞和《论书表》中的妍质辨证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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