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绘画

1.魏晋南北朝书画收藏的时代特征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公元581年隋朝建国的361年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由统一而分裂的时期。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氏暂时统一于西晋，维持了39年的小康局面。北方少数民族兴起之后，问鼎中原，十六国连年战乱，哀鸿遍野，又进入了一个分裂时代。直到5世纪初，才由北魏拓跋焘统一，后为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所更替，称为北朝；西晋被迫东迁，偏安江左是为东晋，5世纪初为宋、齐、梁、陈所更替，世称南朝。于是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经济衰退，民不聊生，但却是文化艺术的飞跃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时期，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

这一时期绘画艺术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卷轴画开始兴起，卫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绘画理论的研究开始发端，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无疑这种专业评说使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中国书法绘画的鉴赏和收藏，正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

首先，材料的革命，使收藏成为可能。纸张发明之前，中国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竹木简，绘画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等，纸的普遍使用与纸书的流行是在东汉中后期(2世纪中叶)，到汉末(3世纪初)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并于三国后期(3世纪中叶)完成了简纸的转换。曹操在推进纸的推广中曾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曾下令:“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而西晋太康年间，因左思《三都赋》名动朝野，人们竞相传抄，致使洛阳纸贵，说明在当时，纸已经成为人们常用的书写材料。东晋末叶(403年)，桓玄代晋自立，颁发诏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帝王的行政命令，才使纸彻底取代了简。纸绢卷轴画的出现，极利于收藏和流传，这就使人们的收藏活动得以实现。

其次，与收藏行为相伴而生的鉴定，成为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以前，绘画主要由无名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无须辨真伪。至六朝则涌现出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有名画家，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人数达百人以上，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随之也出现了仿制品，对大书法家的作品，因为仰慕或谋利的需求，出现了模仿、造假等行为，于是就有了鉴定问题。

再次，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2.宫廷收藏：帝王对书画的推崇

这一时期的书画收藏，主要是帝王及王室成员。东晋桓玄篡位之前，已是一位书画痴迷者，他性贪好奇，想把天下的法书名画全部搞到自己手中，大画家顾恺之曾将一橱画寄放桓玄处，他却开橱将画偷走，只将空橱归还顾恺之，顾恺之只得以“妙画通灵，变化而去”自我解嘲。桓玄篡位之后，更是将内府所藏全部掠为己有。当年有一位刘敬宣前来投降，桓玄大喜，但他没有举行受降仪式，而是邀请刘敬宣一同观赏他收藏的书画，给予刘敬宣贵宾式的礼遇，这一情节，不仅表露了桓玄炫耀夸示的心态，也说明了那个时代鉴赏风气的普遍。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桓玄对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的手迹，“耽玩不能释手”，他经常把书画放在身边，以免兵凶战危时，可以轻易带走。这一招还真的派上了用场，桓玄在敌军紧追、狼狈逃窜的情况下，还随身带着这些书画名迹，但这些藏品还是被击败他的宋武帝刘裕所获。刘裕对书画深有所好，要不然，他就不会在打败桓玄之后，马上派人到桓玄宫中将书画抢到自己手里。

公元477年，萧道成弑杀宋顺帝，受禅为皇帝，内府的法书名画自然归于他的名下，萧道成擅长品鉴书画，他还根据作品的优劣来评定其高下。梁武帝萧衍不仅对内府所藏书画极为珍惜，还不遗余力地搜求前人作品。他的儿子萧绎，在书籍、书法、绘画作品的收藏方面，更是当时的集大成者，但在北朝西魏军攻陷江陵时，他的一把大火，焚毁了14万卷书籍，仅从灰烬中抢救出来的书画就有4000多轴。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评论说：“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辆)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中国收藏史上这一浩劫，在当时就遭到了有识之士的谴责。

3.士大夫间的时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极盛，由篆、隶、章、草演变而成的真、行、今草书体，被广泛运用于社会交往，魏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恬淡之美，一时“父子争胜，兄弟竞爽”。南朝时，君臣之间，士大夫之间，吊唁、问病、婚寿庆贺，鸿雁往来，其书法水平成为雅俗的分野。如王羲之《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末降，未可多得”，王僧虔的《舍人帖》：“太子舍人王琰牒。在职三载，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谨牒。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启。”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情，而帖中的书法，成为人们鉴赏的对象，并引发了收藏的热情。又因为收藏的兴盛，引发出摹写和作伪。南朝梁时的陶弘景，曾经和梁武帝讨论过书法作品的真伪，而南齐的王僧虔在《论书》中提道：“张翼书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右军当时不别，久方觉云：’小子几欲乱真’”。还记载南州石道人模仿右军书迹以谋利。王羲之在世之时就有人作假，可见书画的作伪作假，是与收藏热相伴而生的现象。

历尽劫波的大唐宫廷书画

大唐王朝，史称盛世，然而宫廷的书画收藏，却不是一帆风顺。虽然有开明君主李世民、女皇武则天、风流天子唐玄宗的大力搜求，但水火之灾、兵燹之祸，却时有出现，书画艺术品在唐代遭受的磨难，一点也不比其他朝代少。

1.劫难当头

历代宫廷收藏，无不以接收前朝旧藏为基础，唐朝建立之初，书画收藏本来较为丰富，然而天不遂人愿，在唐朝建国的前两年(616年)，中国书画遭受了第一次落水之难，在唐朝建国之后的第五年(622年)，满载宫廷书画的船只又一次遭受倾覆之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连遭两次横祸，不禁让人感叹不已，上天对大唐帝国的宫廷收藏何其不公啊！

按理说，落水事件之前的帝王，对书画收藏都满怀热诚。隋朝虽然只有30多年的寿命，三任皇帝中的前两任，都重视书画收藏。据《历代名画记》所记载:“陈天嘉中，陈主肆意搜求，所得不少。及隋平陈，命元帅记室参军裴矩、高颍收之，得八百余卷。”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9年灭陈，得法书名画八百余卷。《隋书?经籍志》也记载了隋代搜求文物古迹的情况：“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虽然名声不好，但书画收藏上还是有所建树的，他在东都洛阳的观文殿后专门建造了两座建筑，东为“妙楷台”，庋藏法书；西为“宝迹台”，收藏名画。当时所藏的法书名画都由江总和姚察等人署记。大业十二年(616年)杨广巡幸扬州时，带了所藏的大部分法书名画一起东下，以便随时观赏。不幸中道船翻，书画大半落水，损失惨重，这是自梁元帝萧绎焚毁书画之后的第二次浩劫。

隋朝宫廷遗留下来的书画，最终落在了两个人手中，皇室余存的书画，归宇文化及，后为窦建德所取。留在东都的部分，则为在洛阳发动政变的王世充所得。唐武德五年(622年)，秦王李世民先后灭掉窦建德、王世充，两家所藏的书画及扬州所余精品，均为李世民所有。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唐代宫廷书画的家底还算丰厚，意想不到的是这些隋代的旧藏，竟然又遭受了一次灭顶之灾。《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高祖李渊命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将这批书画和典籍载运京师，船只沿黄河逆流而上，途经三门峡时水流激湍，船只倾覆，抢救出来的书画已不到十之一二：“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揉。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复，尽亡其书。”

老天不开眼，让唐代宫廷书画两次翻船，如果没有大的动作，宫廷收藏很难有起色了。

2.重金搜求

玄武门之变使秦王李世民黄袍加身，从此登上了九五之尊。也许是因为书画翻船、名迹损毁让李世民终生难忘，也许是对王羲之精妙绝伦的书法作品朝思暮想，李世民用大唐天子的权力，开始了对书画的大力搜求。他下令群臣不惜人力财力购求天下名书、历代墨迹。他向全国颁发诏书, 并拿出内府金帛, 大量进行收购。一方面由于皇帝的权威, 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 另一方面又以重金购求。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搜求进献、出售交易的热潮, 得到了不少真真假假的王羲之等人的魏晋遗墨，民间所藏，皆入内府。据《唐书?艺文志》载，“太宗购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统计，唐太宗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中，仅王羲之的真迹就有2600纸。《太平广记》》说，“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书，总一百六十卷……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峡。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蔫、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经过李世民的锐意搜集，宫廷所藏书画蔚为大观。

为了得到王羲之书法精品，李世民甚至采取了让后世颇有微词的举动，那就是听从房玄龄的建议，让萧翼骗取老和尚辨才的信任，“赚”回了《兰亭序》。得到《兰亭序》后，“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入五品，赐银瓶一、金镂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庄宅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恡，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日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辩才不敢将入己用，回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由于李世民采取了优厚的征集政策，法书名画源源不断流向宫廷，收藏的书画日渐充实，据徐浩记载，当时宫廷中有钟繇、张芝、张旭、大小王书法400卷，其他朝代杂迹也多达300卷。

3.祸起近宠

武则天从把持朝政到自封女皇，宫廷的书画收藏还是有增无减，武氏家族的武平一在《徐氏法书记》中说，他幼小时，曾在宫廷中见到武则天提阅法书，准备拓出后赏赐藩邸，“时见宫人出六十余函，……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可十有余卷，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他当时曾问宫女，是不是把收藏的法书全部拿出来了，宫女说，不知道还有多少。可见取出的130多卷不过是收藏中的精品罢了。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各方面都要与男性皇帝看齐，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嫔妃，女子登基当然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了。虽然达不到皇宫佳丽三千人的地步，但她的男宠也为数不少，最有名的就是张易之、张宗昌。这一对吃软饭的兄弟，不仅为害朝廷，还打起了宫廷所藏书画的鬼点子。他们以整修宫廷收藏书画的名义，让武则天下诏，令天下画工到宫廷之中，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精心摹写内藏的书画，然后将临摹的书画装裱完好，归还宫廷，自己却大玩狸猫换太子的游戏，将真迹留在了自己手中。张易之是有据可查的绘画作伪第一人。可怜这批书画真迹，在张易之被杀之后，流出宫廷的真迹被官至礼部尚书的书画名家薛稷得到。再经辗转，落入了唐玄宗之弟歧王李范之手。李范原先不吭气，后来惧怕走漏风声招至横祸，竟一把火焚烧了事。这就是中国收藏上书画遇到的第二次火焚，查究原委，不难看出祸根就是张易之兄弟。

4.深藏与告密

大收藏家藏品的命运，在皇权的阴影下，也飘忽不定。唐初王方庆的收藏就是这样。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他家中珍藏有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初月帖》、《廿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行楷书体，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遗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太宗时代，王方庆的父亲曾经进献过王羲之书法40余卷，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向他寻访王羲之真迹，王方庆献出他十一代祖王导，十代祖王羲之、王荟，九代祖王献之、王徽之、王珣，一直到他曾祖父王褒，王家一门28人的墨迹珍本十卷献给了武则天。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贵为皇帝的武则天，并没有夺人之爱，她将这批真迹在武成殿上遍示群臣，命高手临摹后，只留下副本，却将精心装裱的原件退还给王方庆，还令中书舍人崔融作《宝章集》记其事。这件事让武则天赢得了“顺天矜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的赞美。按说，王方庆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珍藏先祖的遗珍，但是，到了肃宗时期，却有一位书商穆聿又对这批珍藏打起了鬼主意。唐肃宗下令搜访天下书时，穆聿告密说，王方庆还藏有一批真迹，这批几乎被人遗忘的珍品，最后还是归入了宫廷，而穆聿也被提升为金吾长史，并改名为胡祥。

存放在宫廷的这十卷摹本历经朝代变更，火灾劫难，到清末只剩下一卷，保留了王羲之的《姨母帖》、王徽之的《新月帖》、王荟的《疖肿帖》、王献之的《廿九日帖》、王志的《一日无申帖》等书帖，称为《万岁通天帖》。

5.赏赐与流散

将宫廷珍藏赏赐给皇亲勋臣，那是历代帝王的特权。这样的赏赐，唐代前期的几位皇帝，都能够严格控制数量与范围，而且，赏赐的书画往往是复制品，还起到了有利于书画流传的作用。唐太宗“常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元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及太宗晏驾，本入元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真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主人，在外方有”。

然而到了唐中宗李显时期，这种赏赐变得毫无节制。神龙年间(705—707年)，中书舍人宗楚客从中宗手中要来了王羲之父子的真迹20卷，宗楚客得意扬扬，将这批书法作品装成12扇屏风，在同僚间炫耀，一时之间引得薛收、崔寔、卢藏用等人垂涎欲滴。这件事当然也让中宗的女婿武延秀寝食不安，他便怂恿妻子安乐公主向中宗索要。安乐公主一见中宗，那小嘴撅得能挂个油瓶，放着自己的女婿不赏，却让臣下得了先，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啊？安乐公主这一番埋怨，中宗立刻显出他的慷慨大方来，反正宫廷珍藏多得是，赏谁不是赏啊，他几乎尽其所有，都赏给了武延秀。这回该武延秀显摆一番了，其结果是，软面叶子耳朵的李显，又赏赐给太平公主五帙50卷，其中有王羲之的《乐毅论》等巨迹。左右丞相各得30卷，武将们各得到10卷，宫廷所藏，从此落入贵戚与官宦之家，这也是唐代宫廷收藏的第一次流散。

6.玄宗中兴

唐玄宗李隆基，爱江山，爱美人，也爱收藏。开元五年(717年)，他已经征集到大小王真迹158卷，小王书30卷，还设立了集贤院，负责书画的征集与摹制，任命尚书左丞相集贤院大学士张说主持有关事宜，张说去世，由中书令萧嵩为大学士，以搜访二王法书，这一访，还真有成效，萧嵩在滑州司法路琦家发现了贞观年间杨师道进呈太宗的王羲之正书扇书一件，玄宗见后大喜，犒赏他和路琦绢各200匹。开元十年，任张悱为搜访书画使，天宝年间，又任命徐浩为访图书使。由于搜求有力，再加上收缴了薛稷、王方庆、李范诸家私藏，一时之间，宫廷收藏又蔚然如云了。然而，正当李隆基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时，“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的铁骑，踏碎了大唐的好梦，慌慌忙忙逃离长安的李隆基，再也顾不上宫廷的法书名画，那些珍宝都被番兵改作他用。先是水祸，后是火灾，这次又遇上了兵燹，书画的种种厄运，在唐时几乎占全了。李隆基先生很无奈：江山差点丢了，美人被自己赐死，收藏的书画毁在了不知道价值的番兵手里。他像春晚节目中那个售楼小姐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直到后来的白大诗人告诉他“天长地久有时尽，国宝也有丢失时”，这才安然合上眼睛。

7.繁华难再

安史之乱后，“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行书数十纸，草书数百纸，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张芝一卷，张昶一卷，并旃檀轴锦褾而已。”肃宗李亨、德宗李适，虽有派遣使者寻访书画的举动，然而，正如大唐盛世已经成为遥远的绝响一样，宫廷的书画收藏，再也难以呈现繁华的景象。自此之后，唐帝国虽然苟延残喘百余年，然而，气数已尽，帝王们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了。

倒是玄宗之后，从宫廷流散到民间的书画，间接地养育了民间的书画收藏家。诗圣杜甫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宫廷与民间争相收藏，促进了书画市场的繁荣，千年之后，除了估画得官的胡穆聿，还有像书贩杜福、齐光等书画商人留下了名字。书画商们“手揣卷轴，口定贵贱”，书画作品的价格极为昂贵。玄宗时张芝等人的作品定为中估，价格仅为千金，宣宗时，吴道子、阎立本的画，价格都在二万金。而玄宗时，连拓本兰亭都能卖到数万钱。

公藏私藏，本来就是收藏史上相递流传的两极，从书画保存的角度来说，可谓各有利弊。但是收藏史上那些水火兵燹，却彻底毁灭了不能再生的艺术品，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抚不平的疤痕。

唐代书画的私家收藏

隋唐以前私家收藏之风尚不显著，隋时有杨素一人，藏有《佛林国人物器样》和《鬼神样》各两卷，《外国杂兽》二卷，《颍川先贤图》一卷。至于唐初收藏家亦寥如晨星，仅萧瑀数人而已。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王方庆，为王羲之后人，在女皇征集书画名迹时，王方庆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十通书翰进献。武则天十分喜爱，让人用“双钩填廓法”精心临摹后，将真迹归还王方庆，临摹品收藏在内府。此临摹帖人称《万岁通天帖》。自盛唐以后，收藏之风炽热，涌现出一批收藏家，钟绍京、窦缵、李造、席巽诸家鉴藏已名重当时。钟绍京尚书爱好收藏，不惜破费，破产求书，曾经花费几百万贯巨资，方才买到王羲之行书五张，却没能买到王羲之一个正楷。窦蒙提供许多名迹不是荟萃在钟绍京家，就是藏在颍川窦缵处，或是为补缺席巽所有，或归右史李造宝玩，而陈闳、韩滉则以画名兼富收藏。中晚唐鉴藏之风仍炽，张嘉贞祖孙世代为宦，从事古书画收藏，其子张弘清开罪宦官魏弘简，奏明他家秘藏历代珍品，于是宪宗李纯下诏令其献交宫廷，张芝、钟繇、索靖、王氏父子以及六朝名家法书真迹，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郑法士、杨子华、展子虔诸大家绘画巨制共计30余件，皆是赫赫名迹。

盛唐之后的私家书画收藏热，在唐初已经打下基础。据《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的记载，当时为唐太宗的书画监掌、押署的官员有20名，显然这一行人就是皇室以外的第一批绘画消费群体。其中，参与押署、时任宰相的魏征就“富有图籍，多有虞、褚旧迹”，令后来长于画鹤的外孙薛稷从小耳濡目染，备受熏陶。这一行20名官员几乎全部是唐太宗身边地位显赫、权重一时的大臣，如前后任宰相的就有魏征、高士廉、长孙无忌、杨师道等。由于这20位极富鉴赏力的京城要员同时在官僚集团中甚至在民间都具有深广的影响力，而书法、绘画的收藏还具有体现身份、地位及文化修养的特征，这就不能不引得下层官员甚至文人学士竞相仿效。

《历代名画记》还记载：“许询、逸少经年共赏山泉；谢传、戴逵终日惟论琴画。……大父高平公(即宪宗时宰相张宏靖)与爱弟主客员外郎(张谂)，……约与主客，皆高谢荣宦，琴尊自乐，终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达官显贵“终日惟论琴画”的行为，也促使邻近的下级官僚士大夫纷纷效仿，不惜重金购取字画，追求闲达、雅致的生活方式。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宫廷疏于搜访字画，使民间书画收藏少了皇室这一强势的争夺者。如唐代的《大唐传载》记载，元和中，尚书省郎史数人在省中纵酒并谈及平生各自的爱尚及憎怕时，众人皆言平生好尚图画及博弈。唐宪宗时任翰林学士的李肇在《国史补》中也说：“长安风俗，自贞元(德宗年号)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服食。”更有甚者，在唐外国人也习染其风，“贞元末，新罗国(今朝鲜)有人于江淮以善价收置(周昉画)数十卷持往彼国”。

唐末五代内府收藏丰富，民间鉴藏之风颇盛，鉴藏大家辈出，以后梁的赵喦和刘彦奇最为著名。赵喦为后梁的驸马都尉，好绘画，尤精鉴赏，在唐末被推为至鉴。他一生致力于古书画的收藏，凡有人售书画于他，总能得到比其他人高得多的价钱，以致四方画商，不辞劳苦，纷纷携书画赴他处售予之，时号“赵家选画场”。他一生购藏书画多达5000卷。刘彦奇为梁千牛卫将军，喜画竹，其鉴赏力可与赵喦抗衡，他除了搜求购买精品书画以外，还常以“借”的名义，将复制作品给别人，自己留下原作精品。至今人们把擅长书画鉴定者称为“眼睛”，溯其来源，就出于当时刘彦奇被时人称为“唐朝吴道子之手，梁朝刘彦之眼”之故。

唐代私家书画的收藏热，促进了书画的流通，并形成了书画市场。由于朝廷和社会上的人不惜重价抢购书画，这就使得书画行情一再看好，并由此而逐步形成市场，造就了专门吃这一行饭的书画商。杜甫诗说：“忆昔咸阳都市会，山水之图张卖时。 ”就是当时咸阳书画市场的客观写照。书史记载，唐朝有名的书画商有辽东人王昌、 杭州人叶丰、 长安人白颖， 还有胡穆聿、杜福、刘翠、齐光、赵晏、孙方颙、孙盈等。他们有的还同时做着书商，如长安书商胡穆聿，因为擅长鉴别书画，所以被徐浩推荐给唐玄宗，玄宗赏他个直集贤令的官，让他专门为朝廷搜集书画。唐德宗贞元之后，书画商们“手揣卷轴，口定贵贱”， 被广大书画收藏家们围着，风光得很。收藏鉴赏家张怀瓘，写了一篇有关书法估价的著作，名叫《书估》。书中估价古代书法，以王羲之作为标准，分为上、中、下“三估”：“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钟、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并解释道：“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 张彦远认为，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之、阎立本、吴道子的画，一扇屏风值二万金，次一等的也值一万五千金。

书画收藏的升温，催生了一批直接与鉴藏活动密切联系的文章或著作，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沙门彦惊的《后画录》，窦蒙的《画拾遗录》，李翮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瑾的《画断》、《书估》，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录序》、张璨的《文通论画》、符载的《观张元外画松石序》、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序》、白居易的《画记》、元稹的《画松诗》等。特别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10卷，是我国第一部美术通史著作，包蕴宏富，见解深微，所保存的资料也十分珍贵，被人誉为画史中的《史记》，地位极高。

宋代宫廷收藏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宋代重文轻武，实行文人治国，这使宋代社会、政治等各方面都较为安定，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祸事。由于皇室贵族对书画的酷爱，士大夫文人欣赏书画古玩风气的炽盛，市民阶级的兴起，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宋朝书画收藏的繁荣局面。

宋代帝王多数都重视书画收藏。开国皇帝宋太宗赵匡胤，征战之时，每吞并一地后，都会将当地宫廷画家及其宫廷收藏都带回汴京。灭掉南唐小朝廷后，太祖派苏大参搜访书画，得到南唐内府名迹千余卷，这些战利品，除了一部分赏赐大臣，都进入了北宋的皇宫。开国以后，他特别设立翰林图画院，先后在宫中建筑淳化、天章、龙图、宝文诸阁作为藏画之所。宋太宗赵光义，还通过行政手段对书画进行搜集。他即位之初，就下令天下郡县搜访前贤墨迹图画。这一方法果然有效，先是得到了荆湖转运使进献来的张芝草书、唐代韩幹的绘画，后来又得到了韶州地方官进献的张九龄画像和文集，自此之后，从各地进献的书画不可胜记。除了派地方官员搜集，赵光义还专派画家高文进和黄居寀到民间搜访，并让他们品评定出等次。

一些大臣为了投帝王所好，也纷纷进献书画作为晋见之阶。当时有一位王贻正，家中收藏繁富，他又经常到京城访求名迹。他一次就向太宗进献了15卷书画，太宗皇帝亲降御札说，你献来的墨迹和古画我看了，件件都是妙品，除了留下墨迹五卷和古画三卷，其余的都还给你。有了皇帝的御札，王贻正荣幸得不得了。其他官员们进献来的藏品他往往只选出其中部分，余下的即以赏赐的名义返回本人，无形中鼓励了王公贵族及士大夫的私家收藏。

从北宋建国到宋徽宗，其间经历了七位皇帝共160多年的时间。大宋王朝正处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形势下，宫廷收藏日益丰富。赵佶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又好古收藏，连他自己都承认：“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搜集法书名画的热情更是数倍于他的祖先，书画收藏之丰富达到最兴盛的时期，自在情理之中。

赵佶对书画的收集、整理、保护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对书画进行了重新装裱和编目整理，还命画院学生进行临摹复制，现存世的唐代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特别是在利用方面，更值得称道。他曾经让大臣、近侍集体观赏书画。还利用这些藏品进行教学活动，每隔十天，就让人送到画院让学生观摩，提高了画院画家的鉴赏水平。

北宋末年宫廷的书画收藏达到了巅峰，史书上记载说，这个时期，“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赵佶还命侍臣编纂了《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20卷，分别记录了197名书法家的小传和1240多件作品，以及231名画家的小传和6396件作品，还不包括赵佶本人的作品和苏轼、黄庭坚、文颜博、司马光等当朝人的作品，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

靖康之变造成了北宋宫廷收藏书画的流散，这些藏品，一部分被金人掳走，一部分流向民间，一部分毁于兵燹战火。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几代帝王虽然也极力收藏，但与北宋宫廷相比，已经大不如前了。

宋高宗赵构骨子里流淌的还是其父赵佶艺术家的血脉，虽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却精于书法，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陆游曾说：“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据(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记载：“……后又于榷场购北方遗失之物，故绍兴内府所藏，不减宣、政。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宋贶、龙大渊、张俭、郑藻、平协、刘炎、黄冕、魏茂实、任原辈，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令御府所藏，多无题识，其源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耳。”

赵构对于书画搜访，可谓用心良苦。当善于鉴定古玩的古董商毕良史来到他身边后，他礼遇有加，“月给俸五十千，仍令内侍延为门客。”后来毕良史又被任命为地方官，因搜寻书画古董有功，“高宗大喜，改京秩，栖迟辇下，人又号毕骨董。”周密还在《武林旧志》中记载了收藏史上最贵重的一张礼单，那是清河郡王张俊向赵构进献的书画古董。

南宋宫廷收藏虽无著录存世，但留下了杨王休(1135—1200年)在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所作的一个宫廷收藏账目—《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使人们得知当年宫廷收藏的概况，这份账目记载，当年收藏有顾恺之等大家的人物画139轴，董源、范宽等山水画139轴，边鸾、贯休等花鸟画310轴，再加上旧藏，共1000余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