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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都很早就与中国有密切的交通往来，根据文字的记载，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前206—公元220）。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相关的讨论也层出不穷。但是，那时候，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下面我们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考察西汉和东汉时期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通。同时讨论当时的汉译古名，如大夏（Bactria）、身毒（Sindhu）、罽宾（Kophen）、高附（Kabul）、迦毕试（Kapisha）等。 一、张骞一通西域 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往开始于何时，很难得出确切结论。因为人类交往的历史往往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因此，我们目前只能根据中国方面的文字记载，将这个开端定在汉代使者张骞通西域访问大夏的时候，即公元前2世纪。但实际上，其开端肯定要比这个时间早得多。 公元前176年前后，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强大起来，他们将游牧于祁连山和天山一带的月氏人赶走，杀死了他们的首领，并把他们首领的脑壳当作酒杯。月氏人因此而仇恨匈奴人。据《史记·大宛列传》，匈奴人经常南下抢掠汉朝的居民。汉武帝即位后，想联合月氏人合击匈奴人，便招募能够出使西域并说服月氏人的使者。张骞应募，并于公元前139年[1]率领百余人的使团出发。使团在半途中被匈奴人扣留，张骞被迫在匈奴人中生活达十年之久，以至娶妻生子。但张骞不忘使命，始终将节杖带在身边。他趁监视不严的机会，向月氏人居住的西方逃去。在行走数十日后，于公元前129年到达大宛（在今费尔干纳盆地），又从大宛至康居（此指索格底亚那[2]），再南下到大月氏。月氏人一年前（前130）征服了大夏人，此时已定居于阿姆河流域。他们在这里生活得比较安逸，已经放弃了复仇的想法。 张骞在大夏居住了一年多，虽然没有达到说服月氏人的目的，但他这次出使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他摸清了一条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使中国人了解到当时这条通道上的一些重要民族和国家的位置及其概况。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张骞对一些民族和国家的介绍，除了有大宛、乌孙（当时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游牧部落）、康居、奄蔡（当时在咸海北边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外，还有安息（指帕提亚Parthia波斯王朝）、条支（指濒临地中海的叙利亚）和大夏。
（一） 大月氏 关于大月氏，是这样记载的：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通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3] 这里主要记叙的是大月氏西迁的原因和路径，是张骞到达前的状况。当时大月氏人虽然已经征服了大夏，但其王庭尚在妫水（即今天的阿姆河，Amu-daria）的北面。 （二） 大夏 关于大夏，是这样记载的：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4] 当时的大夏在阿姆河以南，其人口很多，但无大头领，又不善战，故被月氏人征服。大夏都城叫“蓝市城”（《汉书》作监氏城），在阿姆河以南，和大月氏人的王庭不是一回事。百余年来，学界对蓝市城多有考证，余太山先生认为：“可能是Bactra的别称Alexandria的略译。位于今Balkh附近。”[5]这一意见目前代表了学术界较多人的看法。 从这段描述看，当时的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以南、喷赤河以西的一大片区域，原为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国。该地区约于公元前140年被南下的塞种人占领，便是《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说的大夏国[6]，也是张骞亲历的大夏国，即后世称为吐火罗的地区。 （三） 身毒 大夏东南的“身毒”，是《史记》和《汉书》中对印度的称呼，或者说是西汉时期（前206—公元25）人们对印度的称呼。东汉以后，中国人大多称印度为天竺。唐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正名为印度。 又据《史记·大宛列传》： 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7] 这里所说的“大水”，一般认为是指印度河。既然是指印度河，那么，“临大水”的“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河流域，即古印度的西北部，主要指今天的巴基斯坦，通常也包括今阿富汗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张骞不仅说出了印度的方位、里程、气候特点和骑象作战的军事特长，而且还注意到中国和印度及大夏的交通和贸易关系。这是他在大夏一年多的重要收获之一。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時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8] 同一件事的详细记载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由此可知：（1）张骞和汉朝朝廷似乎是首次听说有个身毒国，当然内陆的中国人更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身毒国。（2）中国和身毒早已有贸易往来，至少中国四川的丝织品和邛竹杖已经输入到身毒，说明中国西南方的商人是有可能知道身毒国的。（3）张骞正确地判断出身毒在中国“邛西可二千里”，并说服了皇帝从西南方探求与身毒国交往的途径。（4）汉朝朝廷派使者试图通过西南道“指求身毒国”，经一年多的努力，终莫能通。 （四） 从大夏到身毒 其实，从大夏到身毒，也就是今天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只要翻越过兴都库什山，沿喀布尔河谷向东南走约200公里，便可以到达犍陀罗地区。只是因为要翻越雪山，穿越峡谷，实际行程难以计算，而且要经受寒冷、饥渴等严酷的考验。 这里还必须指出，古代的“身毒”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南亚次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所谓“身毒国”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组成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身毒国”。对此，中国人很快就弄明白了，改称整个次大陆为“五天竺”，简称“五天”或“五竺”，唐代以后又称“五印度”。这是将次大陆按照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划分为五个部分。今天的巴基斯坦处在古代“西天竺”和“北天竺”的位置上，而古代的高附、迦毕试等今属阿富汗的土地也被认为属于“北天竺”。 [9] 二、张骞二通西域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于元朔六年（前123）受封博望侯后，第二年便以卫尉的身份协助李广将军出击匈奴，但因为张骞贻误战机使部队蒙受巨大伤亡而当斩，赎为庶人。但由于汉武帝非常重视西域远方诸国，多次召见张骞，“数问骞大夏之属”。可见，汉武帝对大夏的重要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局势允许，便立即派张骞二次出使。
《史记·大宛列传》，图源“南亚观察”微信公众号 由于西域道的开通，汉朝派往西域各地的使节日益增多。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时，曾在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派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 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 自博望侯骞死后……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0] 张骞二次出使，多使齐发，收效很大，西域各国基本都派使者回访了，其中也特别提到了大夏。 在张骞去世以后，汉朝不断派出百余人到数百人的庞大的使团出使西域各国，主要是为了买回中亚和西亚出产的好马。而出访的主要国家是安息、奄蔡、黎轩、条支和身毒。这里虽然没有点出大夏或者大月氏，但那里是必经之地。尤其是身毒，当时主要是指以犍陀罗为中心的印度西北地区，即今日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东南诸省，如喀布尔省、卡皮萨省、帕尔万省、拉格曼省、楠格哈尔省等。 三、西汉后期 根据史书的记载，西汉后期人对今阿富汗境内的一些地区的了解已经相当多了，有些记载十分准确，成为今天人们研究阿富汗历史的可靠资料。之所以说其中一些记载准确可靠，是因为能够得到多方面的证实，有些情况甚至可以与今天阿富汗的实际情况相印证。 为什么汉代人对犍陀罗一带的了解会那么多，会那么准确？是因为当时中国和犍陀罗间存在着陆地交往的通道。主要是从西北方今阿富汗方向到达犍陀罗的通道，这就是张骞打通的道路，是其副使当年走过的道路。在张骞之后，中国人对西域道和阿富汗的了解就更加详细具体了。 （一） 罽宾国 《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的情况尤其详细：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罽宾地平，温和，有苜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治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市列。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11] 这个罽宾到底是哪里，学术界讨论了一百多年。法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冯承钧先生根据法国学者的意见认为克什米尔即“汉魏时罽宾”[12]。而余太山先生则认为，“按之《汉书·西域传》本文，结合《后汉书·西域传》等有关记载，可以考定，汉代罽宾国应以乾陀罗、呾叉始罗为中心，其势力范围包括喀布尔河上游地区和斯瓦特河（Swat）流域。”[13]《汉书·西域传》关于罽宾国地理位置的记载，应当说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当今的塔克西拉和白沙瓦一带，即以犍陀罗国为中心的地区。 书中强调，当时罽宾的统治者为塞种人，其周围一些小国也都是塞种人的国家。书中还详细记载了罽宾国的地貌、气候和物产等。 罽宾人很巧，工艺水平很高。这一点，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得到验证。 另外，从当地的物产看，封牛、大象、猴子、孔雀等均系当地特产，至今犹然。关于其货币的描述很有意思，中国那时候的货币只标价值，没有人像，而罽宾国的货币完全不同，显然是接受了希腊、波斯方面的影响。这一点，从后世出土的货币上可以得到证实[14]。 除了以上摘引的三段话外，《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汉代罽宾与中国的关系，有两大段，很详细，不录。但从这些记载可知，公元前1世纪时罽宾国的政治舞台上，希腊人和塞种人都很活跃，有过争夺。 （二） 乌弋山离国 关于乌弋山离国，《汉书·西域传》记载道： 乌弋山离国，王（治）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余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犁靬、条支接。[15] 一般认为，文中的扑挑是Bactria的音译，在今阿富汗巴尔赫省；犁靬即《史记·大宛列传》中的黎轩，指的是埃及托勒密朝的亚历山大城；条支则指塞琉古朝时期的叙利亚[16]。 一般认为，乌弋山离即Alexanderia，即亚历山大城。但此处所说的亚历山大城不在希腊境内，也不在埃及境内，而在当时的印度河流域。有学者以为在今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17]，其实是不对的。当年亚历山大东征，到达过印度河流域，在那里建过亚历山大城，后来那里留有军队和移民。而如文中所说，乌弋山离国在罽宾国西南，并非正西（赫拉特基本上在正西），则乌弋山离国当指印度河流域的希腊人移民地区。 但是，余太山先生的倾向性意见认为，当时的亚历山大城有多座，这座应该是Alexandria Prophthasia，即在今阿富汗法拉省的亚历山大城[18]。
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俗重妄杀。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以金银饰杖。绝远，汉使希至。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装备而动得安息。[19] 从这段记载看，乌弋山离国天气炎热、土地平坦、草木茂盛、物产丰富。因此，它可能在印度河流域，也可能在法拉河流域。由于此城离汉朝“绝远”，不属于都护府管辖，所以汉朝的使者也很少到那里去。 （三） 大月氏国 前文已经介绍过，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既有“大月氏”条，也有“大夏”条。但在《汉书·西域传》中，就只有“大月氏国”条了，“大夏”是附在“大月氏国”之后的。为什么？余太山先生认为，主要是这个时期大月氏将政治中心由阿姆河以北迁移到了阿姆河以南，并且开始通过在各地扶植的傀儡政权对大夏实行全面的统治了[20]。其实很简单，因为大月氏已经将大夏灭掉了，大夏名副其实地变成了大月氏的属国。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万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 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昌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21] 上面第一段介绍大月氏所处的地理位置，去长安11600里。其与汉朝的关系，不归都护府管辖。大月氏本是游牧民族，但迁徙到阿姆河流域后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且很快接受了安息的风俗习惯。第二段只是简要地重复了《史记·大宛列传》中的相关内容。第三段介绍大月氏统治下的大夏有五部翖侯，五翖侯的名称、治所的位置，以及距都护府和阳关的里程。 据余太山先生考证，翖侯为塞种或与塞种有关部落（诸如康居、乌孙等）常见的官职名称，有可能是吐火罗语Yapoy的音译。大夏国五翖侯治地均在吐火罗斯坦东部地区，其位置尚可据《魏书·西域传》和《大唐西域记》等有关记载约略考知：（1）休密，唐代称护密，Kumidae的对译，和墨即《魏书·西域传》之钵和，Wakhan（今阿富汗瓦罕）之对译。（2）双靡，后世又称赊弥、商弥等，均为Syamaka的对译，其地在Chitral和Mastuj（今巴基斯坦北端）之间。（3）贵霜，Kushana的音译，护澡城的地点在瓦罕的西部。（4）肸顿，应即Badakhshan（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的对译，“薄茅”应为“薄第”之误，亦为Badakhshan之对译。（5）高附，有时指喀布尔，但此处的高附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之淫薄健，为Yamgan的对音。[22] 以上是西汉时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通的情况。 四、东汉时的交通 到了中国的东汉时期（25—220），由于西域道时通时绝，中国与阿富汗的交往也呈现时断时续的状况。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从王莽朝到明帝永平十七年（9—74），中间断绝65年之久。“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从和帝之后到桓帝时（105—167），中间大约又断绝了数十年往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中国和阿富汗的交往仍然有许多重大成果令人念念不忘。 据《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佛教在两汉之际通过月氏人传入汉地，这也是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在西域道上进行文明交往的证明。 其实，汉代中阿、中巴间在西域道上的交往并非仅仅是使节们带些礼物来回走走，也不仅仅是佛教开始向中国内陆传播。最近数十年间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间还有大量的商人往返奔波，还有大量的商品双向流动。在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既有物质文明交流也有精神文明交流，而精神文明交流也不仅仅是佛教的交流。
（一） 甘英西使 《后汉书·西域传》讲到安息时说： 和帝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23] 甘英西使安息、条支，临西海（地中海）而归，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有时人们会将它与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但《后汉书》的这段记载只是说甘英“使大秦，抵条支”，语焉不详。所以近世国内外多有考证其西行路线者。杨共乐先生注意到袁宏《后汉纪·孝殇帝纪》中一条不大为学界重视的材料，使一些误解得以辩证，一些缺憾得以弥补。这条材料中明确说“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24]。 近又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路线做了详细描绘，尽管其中不乏主观因素，但可备一说，谨据以简化如下： 龟兹它乾城→姑墨(今阿克苏) →于阗(今和田) →皮山(今皮山县附近) →西夜、子合（叶城之南提孜那甫河或棋盘河) →（西南行，至叶尔羌河上游支流马尔洋河，西行可达塔什库尔干河上游，由明铁盖达坂或红其拉甫达坂逾喀喇昆仑山或帕米尔高原进入克什米尔地区）→乌秅（今巴基斯坦罕萨地区) →难兜（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 →罽宾(以犍陀罗与呾叉始罗为中心的巴基斯坦西北地区及今阿富汗部分地区) →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南地区）→安息（今伊朗）→番兜 (即今伊拉克泰西封，Ctesiphon)。其后由原路归返中原[25]。 无论如何，在这条路线中，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其往返的必经之地，也是当时中国通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东部的最近路线。 （二） 天竺 东汉时，班超在西域经营达三十年之久（73—102），对维持西域道的交通起到积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印度河流域的了解比西汉时更进一步，其间的文化交流也较以前更为频繁。 《后汉书·西域传》有关天竺国的材料值得注意：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㲪、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26] 这一段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印度的地理位置、气候、宗教、习俗、政治变迁、小国林立等，强调身毒是总名。汉朝人认为，“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这比起先前《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身毒”已经明显更加接近事实了。这也和后来法显《佛国记》中“北天竺”的概念、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北印度”的概念均有不同。强调“其国临大水”，说明其重点介绍的仍然是印度河流域的情况。对天竺国物产的介绍，显然又比《史记》和《汉书》更加完善。说它“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的物产，正说明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天竺起到了中间站的作用。引文中还叙述了天竺国信佛和不杀生的习俗。后面还介绍了天竺国与中国的交往，以及佛教初传中国中原的情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里“天竺”和“身毒”混合使用，说明《后汉书·西域传》中新旧资料一并采纳，即在旧有资料基础上加进了新内容。 （三） 大月氏和五翖侯 还有一条是关于大月氏的记载，因重点介绍的是阿富汗的情况，因而非常重要。其文曰：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胜兵十余万人。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肹顿、都密，凡五部翖侯。后百余岁，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27] 此前《汉书·西域传》中已有关于月氏和五部翖侯的记载，而这条材料则更进一步记载了月氏人建立贵霜帝国的情况，对于重建这一时期南亚和中亚的历史极为珍贵。引文中所说的“五部翖侯”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略有不同，即以都密翖侯代替了高附翖侯。据考证，其“休密”约在今阿富汗瓦罕河谷一带；“双靡”约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吉德拉尔（Chitral）和默斯杜杰（Mastuj）之间；“贵霜”约在今阿富汗北部之喷赤河西岸；“肹顿”约在今阿富汗巴达赫尚省境内；“都密”约在今阿姆河北岸乌兹别克斯坦一侧。“高附”在喀布尔河流域；“濮达”指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28]。也就是说，贵霜人平定了五部翖侯后，建立贵霜国。然后侵占了波斯部分国土，并统一了喀布尔河流域。又在此基础上，将阿姆河南岸地区和印度河流域大部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开始强盛起来。 由于印度北方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正处于丝绸之路的中间站，即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因而月氏人（实为贵霜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促进中西文明交流及中国与印度的文明交流做出了贡献。如希腊罗马文化的东渐和佛教文化向中亚、中国内陆的传播等，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月氏人（贵霜人）的赞助。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汉代人所谓的“大月氏”人，有时是指大夏人，有时是指贵霜人。大月氏人的祖上是在中国祁连山、天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76年被匈奴人赶走，被迫西迁至中亚的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130年，他们又从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至大夏，主要居住于阿姆河以南地区。他们统治大夏期间，大夏分成五个主要部落，即五部翖侯，其中贵霜翖侯（Gushana yavuga）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 Ⅰ）统一了其余四部，又不断扩张，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贵霜帝国。《后汉书》称贵霜人为大月氏人只是出于汉人的习惯。 五、月氏人与佛教东传 （一） 佛教的外传 佛教传入阿富汗的时间，从可能性讲，应当在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君阿育王时期，即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阿育王石刻诏书在今阿富汗的坎大哈省和拉格曼省发现过。其诏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已经介绍过。其中宣扬了佛教的不杀生思想。在阿育王之后，即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大夏希腊人国王米兰德统治北印度期间也曾经宣扬过佛教。再往后就是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对佛教的大力推广，阿富汗出现了佛教建筑，也许这才是佛教传入阿富汗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正如法国学者曾经指出的：“我们绝对不应将阿富汗的佛教遗址断代得太古老了。如果我们曾讲过，佛教是于公元前2世纪时传入该国的，而且也同时传入中国西域，那么它适应那里的环境的过程却非常缓慢，正如贝格拉姆和红山口遗址所证明的那样。任何一处佛教古建筑都不会早于公元1世纪，很可能是公元2世纪。”[29] （二） 佛教传入中国内陆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历来有若干不同的说法。但目前学界比较倾向于两汉之交，即公元前后。主要有两条文献记载。 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30] 这条记载有确切的时间，公元前2年，有确切的人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授者是“大月氏王”的使者，说明佛教最先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然后又经西北地区传播到中国内陆；“月氏人”在这中间起到很大作用。这里的月氏人一般是指塞种人，汉朝人习惯上称他们为月氏人。根据考古资料，约在公元前后的40年间（约前20—公元20），有一位强大的塞种人统治者，叫毛伊斯（Mauos），他的势力不仅覆盖了呾叉始罗地区，而且已经延伸到今印度北方邦的马图拉一带。因此可以认为，佛教就是从那里传到汉朝内陆的。 又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31] 这很像是一个传说，但最初的信奉者楚王英是实有其人（《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其后的桓帝（147—167年在位）也是实有其人，且《后汉书·襄楷传》记载，汉桓帝时，襄楷上书皇帝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32]《后汉书》的这几条记载都是一致的，说明佛教是在汉明帝（58—75年在位）时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有很高的可信度。而这一时期次大陆正是贵霜王朝时期，佛教也正处于向外大传播时期。 此外尚有旁证。据《高僧传》卷一《摄摩腾传》和《竺法兰传》，也说汉明帝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去西域寻访佛法，带回了中天竺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学术界有人以为这仅仅是一个传说，但也难以断然否定。如果可靠，则这是印度僧人来华传教的最早记载。汉明帝于洛阳“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华后即翻译佛经，译有《四十二章经》《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五部。这是佛经译为汉文之始。[33] 又据《高僧传》卷一，安息人安世高、大月氏人支娄迦谶等在东汉时来华译经。他们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会接受弟子。安世高是来自安息国（在今伊朗）的人。而支娄迦谶则是大月氏人，月氏又作月支，故以支为姓。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他应是来自贵霜帝国的僧人。 （三） 早期月氏译经家 1．支娄迦谶 据《高僧传》卷一本传，支娄迦谶（Lokaksema，活动于2世纪，简称支谶），于东汉末年从大月氏来华，是中国佛教史上早期佛典翻译家之一。据记载，他大约在167年来到洛阳，为人操行纯良，持戒精勤，讽诵众经，志在宣法。他来到洛阳后，积极学习汉语，并很快就掌握了汉语。于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约178—189）从梵本译出佛典13部。其中《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阿阇世王经》《宝积经》《兜沙经》等，至今犹存。他的翻译风格很质朴，较少修饰，传达经文要旨清楚直接，为了很好地保存原典的本来面目，音译较多。所译佛经，多属大乘典籍，为大乘经典在汉地翻译开创了先河。他有个受业弟子支亮，支亮又有弟子支谦，应当也是贵霜王朝来华移民的后代。 2.支曜 《高僧传·支娄迦谶传》尚附有多人事迹，其中之一为沙门支曜，亦为汉灵帝时（168—189）和汉献帝时（190—220）的译经家，驰名当时。支曜曾译有《成具定意经》和《小本起经》等。[34]又据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一，其所译经有：《小本起经》二卷、《成具光明定意经》(一云《成具光明经》，一云《成具光明三昧经》)一卷、《马有八态譬人经》(一名《马有八弊经》，一名《八态经》，一名《马有恶态经》)一卷、《赖咤和罗经》一卷、《首至问佛十四事经》(或无佛字)一卷、《闻成十二因缘经》一卷、《堕落优婆塞经》一卷、《小道地经》一卷、《阿那律八念经》（或直云《八念经》)一卷、《大摩耶经》(或无大字)一卷、《马有三相经》一卷，共11部12卷。“以灵帝世，于洛阳译。”[35]此外，若干经录，如《开元释教录》等，均有简短记录，大同小异。另据《大正藏》所辑，支曜现存译著仅余《成具光明定意经》《阿那律八念经》《马有三相经》《马有八态譬人经》和《小道地经》等5种各一卷。 作者简介：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注释 [1]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2] 康居本指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以今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大片土地，索格底亚那（今粟特）在其东，时为康居属地。参见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页。 [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1—3162页。 [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4页。 [5]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2页。 [6] 余太山：《古族新考》，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63页。 [7]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8]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5、2996页。 [9] 参见薛克翘：《从法显的“五天竺”到玄奘的“五印度”》，《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第33—37页。 [10]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9、3170页。[1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4、3885页。 [12] 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6页。 [13]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9页。 [14] 参见R.C.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8页。 [1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8页。 [16]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4页。 [17] 冯承钧、陆峻岭：《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 [18]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52页。 [1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9页。 [20]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6页。 [21]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0—3891页。 [22]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4—55页。 [23]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8页。 [24] 杨共乐：《早期丝绸之路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25] 颜世明、高健：《班超〈西域风土记〉佚文蠡测——兼析甘英出使大秦路线》，《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30页。 [26]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1页。 [27]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0页。 [28]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3—125页。 [29]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文明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页。 [30]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9页。 [31]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22页。 [32]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3页。 [33]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页。 [34]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11页。 [35]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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