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廖汉生回忆向原国军中起义投诚过来的139名教员授予军衔

给“非党教员”授军衔

所谓“非党教员”，指的是原国民党军队出身的教员。这部分教员曾被称作“旧军官”。后来，为了回避其历史出身，又改称为“非党教员”。

军事学院在创建初期，经军委批准曾吸纳了近600名原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被俘的高级军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教学的主要力量。以后，随着学院自己培养出的党员教员一批批走上教学第一线，随着大量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任教，“非党教员”的数量和比例逐年减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由上级安排转业到原籍或江苏省、南京市的人民政协等单位工作。我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时，仍然担任教学工作的“非党教员”还剩下200余人，另有57人长年住在学院招待所里等待分配。

他们原有的旧军衔从上将、中将、少将到校级不等。如著名爱国将领林则徐的侄孙、原国民党军第2舰队司令、海军少将林遵，在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当天，他毅然率领该舰队在长江上起义。随后，起义的第2舰队编入华东军区海军，林遵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任教，海军系独立建院后，林遵担任海军军事学院副院长。

原国民党军中将郭汝瑰，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战史教官、国防研究院研究员、国防部第3厅厅长、军长、兵团司令等职，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郭汝瑰有着相当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教学研究经验，特别是在讲授中国军事史、世界大战史等课程上。

此外还有原国民党军中将蒋铁雄、伍培英、朱大纯，陆军大学教育长杭鸿志等。这些教员一直没有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军衔。1955年授衔时，正值全军开展“肃反”运动，军委决定“原为国民党军队校级以上的解放和留用军官，现在各教学机关及学校中工作者原则上不评衔”。1956年5月国防部又发出指示:“解放战争以来参加我军工作的原国民党军队校以上军官，经审查历史上无严重问题，目前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年龄在评衔后不超过服预备役的最高年龄，适合长期留队工作的，可评定授予其军衔。”

1957年上半年，按照上级部署，军事学院给在职的“非党教员”初步评定了拟授军衔。

4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率工作组来学院检查工作期间，专门召开了“非党教员”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全院干部大会上提出:不应叫原国民党军官为“旧军官”;这些人有战斗经验，不管他们的经验是什么战争性质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宝贵的，应当尊重他们的经验;他们也是一笔祖国的宝贵遗产。

这年春夏之际，全党开展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现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6月间军事学院召开“非党同志座谈会”，邀请他们对学院各项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党整风。这些同志着重对“党与非党的关系”、“非党教员的使用”、“看教材受限制”、“7年间没有一个人能人党”，以及“肃反运动人人过关”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迟迟没有授衔，自然也是主要话题之一。

我军实行军衔制已经两年了，非党教员一直没有军衔，因而也就没有新的制式军服和符号、肩章。他们对此反映强烈，感到自己“非兵非民”，上课和出入营门都很不方便，自尊心和教学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他们表示:“军衔是国家给予军官的最高荣誉，可以对教学工作起到鼓励的作用，有就光荣，至于高低没有意见，给什么要什么。”

在座谈中，也有一些人言辞相当激烈，对党的政策提出质疑。

在随后全党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一些人受到了重点批判。

我担任院长以后，面临着对这样一批“非党教员”要不要授予人民解放军军衔、授予什么样的军衔的问题。

这个遗留问题，在反右派斗争刚刚进入高潮之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棘手。

全院上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分歧很大，争论不止。

院党委常委会议专题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整整7个小时，仍然没有统一认识。

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我在会上会下反复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深入了解情况。我了解到，这里面确实有一些不好处理之处:

从非党教员的历史来看，他们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呆了几十年，因而均有程度不同的问题甚至是罪恶;而从现实表现来看，他们在加入我军后，特别是在军事学院建立7年以来的工作中，都做出了大小不同的贡献，不少人立功受奖;

在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认定有“右派”言论，而有“右派”言论的这部分人当中有些却是平时工作比较好的，相反，一些平时工作不大积极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也没有发表什么言论;因此，对工作较好却有“右派”言论的这种人不予授衔，而给工作不积极、也没发表言论的后一种人授衔，显然是不合适。但是要给所有的人都授衔，保卫部门则通不过。

对这个矛盾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对“非党教员”授衔是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施以来，我军军官已经普遍授予了军衔，在贯彻、执行条例上必须一视同仁，把“非党教员”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看待。如果时至今日还不能妥善解决这些同志的军衔问题，必然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

党委常委会议在对“非党教员”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初步拟定出方案: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给“非党教员”全部授予军衔，若今后发现问题再予清理。

会后，我们下到各单位进一步征求意见，继续做好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说服工作。

我和张震副院长专程来到位于南京市北极阁的老院长刘伯承元帅家里，征求他对“非党教员”授衔的意见。这些教员都是老院长在建院之初报经军委批准亲自选调来的，老院长为了团结、教育、改造他们，为了发挥他们的专长，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他们的情况最熟悉，因而最有发言权。

刘帅向我俩提出:一是要对“非党教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心中有数，二是要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

我们向老院长如实汇报了学院上下的分歧意见。他慎重地谈道:要尽可能统一大家的思想，如果一时难以统一，也可以考虑稍稍推迟授衔的时间。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我们进一步相信常委会议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是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的，也是符合这次全党整风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

学院党委正式决定立即给“非党教员”全部授予军衔。

1958年2月8日，在本学期即将结束之前，军事学院举行了授衔典礼，向那些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139名教员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为了激励这些同志进步，也为了表示一视同仁，我们把授衔典礼组织得格外隆重而庄严，学院领导同志带领全院1000多名干部出席典礼，并特意邀请了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统战部门、人民政协的代表。

典礼上，我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彭德怀元帅授衔命令，分别向这些同志授予了从上尉到大校的军衔。其中朱大纯被授予大校军衔，蒋铁雄被授予中校军衔。这些同志身着新军装，佩戴上盼望已久的人民解放军军衔，喜悦、自豪、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许多同志忍不住热泪盈眶。

当天晚上，学院又举行了庆祝宴会和文娱晚会。持续一整天的授衔活动，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

当一系列活动圆满结束以后，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情本应在情理之中，却几经周折，经过党委反复调查研究和做工作，上上下下的思想总算基本上统一了，个别同志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只好留待今后逐步解决。

通过授衔，全院“非党教员”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们切实感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大大激发起继续追求政治进步和献身军事教育事业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