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与鲁迅全集出版的艰辛历程（作者：卢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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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出版的艰辛历程

卢铭安

先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周恩来总理再三考虑，决定赠送他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最后选定了1938年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复社版《鲁迅全集》20卷本，多处寻找之后，才从上海的鲁迅博物馆馆藏的纪念本中选出了一套。

1938年复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是中国第一部鲁迅著作全集，中国出版史上一部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当年的出版，实属不易，受到租界当局和汪伪特务双重威胁，出版过程几经波折，它从组织、整理、编辑、校对，到出版、发行，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世事变迁，当年参与的那些人早已不在人世，而1938版的《鲁迅全集》在现在的市面上几乎绝迹，是价值不菲的珍品。

回到八十多年前，在《西行漫记》出版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胡愈之的胃口大了，直接把目标放在了出版20卷《鲁迅全集》这一浩大工程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后不久，上海各界酝酿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推举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内山完造、茅盾、许广平、周建人等为筹备委员，又经一段时间充分协商，终于在1937年7月18日正式成立了以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主席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员尚有郭沫若、周扬、夏衍和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海伦夫妇以及各方代表人士总共约六七十人。

其实，鲁迅先生逝世之后，社会上广泛呼吁要求出版《鲁迅全集》，但众所周知，鲁迅的许多文章不受政府的待见，许多出版社不敢接手。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想到胡适，如他肯帮忙，凭胡适在民国各界都很有威望和人缘，或许能做成此事。

上海沦陷后，全国抗日救亡中心西移。1937年11月，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其下设置军委、工委、职委、学委、妇委、文委六个委员会。而国民党潜伏留在上海的势力，主要从事打击汪伪组织、锄奸和开展沪郊军事活动，无意开展持久的群众运动。随着国民党留沪组织遭到汪伪特工的严重破坏，国民党在沪势力日渐衰弱萎缩，在沪活动也日趋沉寂。

上海进入四年间孤岛时期。上海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方力量角逐博弈，既有日本与英、美、法各国对租界控制权的争夺，又有中共领导下的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日伪势力的争斗，还有国民党与日本之间的特工战等。其中“孤岛”前期(1937年11月至1939年下半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告对中日双方保持“中立”，既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亦不愿对日过于妥协，有时还希望借助中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和救亡斗争同日方讨价还价，遏制日本势力在租界扩张。租界这种相对自主的畸形状态和复杂形势，在客观上为上海党组织的发展和抗日救亡斗争的开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面对严峻的形势，“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成立后，鲁迅夫人许广平随即开始整理鲁迅遗著。编印鲁迅全集即成为普遍的社会呼声，1937年8月13日上海沦陷，鲁迅手稿面临毁于战火的风险，蔡元培、许寿裳、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台静农等7人组成了鲁迅全集编印委员会，当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也是编印委员会的首席成员。实际负责工作的是郑振铎和王任叔。工作人员则有唐弢、谢澹如、胡仲持等，并设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

右起：鲁迅、林语堂、蔡元培、伊罗生、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时人对鲁迅小说以及重要的杂文篇章已是耳熟能详，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有望初次面世的日记、书简；鲁迅辑纂而生前未能出版的《嵇康集》《古小说钩沉》等等也让编印委员会念兹在兹。

1938年复社版《鲁迅全集》首卷冠以蔡元培所作序言，第20卷附录《鲁迅年谱》（署名许寿裳）、《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录》和许广平撰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的编纂者署“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纂”。

全书收录鲁迅的著作、翻译作品和辑校古籍三大类，其中著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等，是当时收录内容最全的一部鲁迅作品集，也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复社版《鲁迅全集》出版后，光华书店、鲁迅全集出版社等出版社多次再版。该全集是鲁迅作品集的奠基性版本，以后各版本都是在该版基础上进行的整理或拓展。该全集的出版对中国当时政治、文化、社会层面都有重要意义。

为了争取让《鲁迅全集》尽快由“复社”出版，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夜以继日进行编辑整理，还亲自校对，保证了“复社”版《鲁迅全集》的顺利出版发行。那么从排版印刷到正式出版化费了多久？且看如下一段文字：

1938年1月30日，胡愈之、张宗麟致函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报告救国会在上海的活动，内中提到“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2月25日可以出版，1500本已预约出去。愈之还打算印出《鲁迅全集》”。

由此可见，即便从2月25日算起，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出版社”初版的普及本（1500部）出版，仅仅化费了3个多月；同年8月1日以“复社”名义出版的甲、乙两种精制的纪念本，只是化费了5个多月。那时，上海很多印刷工人敬仰鲁迅，虽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苦，可一听说出版《鲁迅全集》，他们都很有热情，主动降低收费。这一切仅仅只靠一百多位学者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人，就印出了600多万字20卷的“复社”普及本和精装本《鲁迅全集》1900套。这是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由“复社”印制发行的初版《鲁迅全集》甲乙两种纪念（精装）本，每部书上均特别标明为“非卖品”，且各有顺序编号，各印了二百部，属限量版。

此书为32开本，真金滚顶口，为非卖品。和初版普通本相比较，编号本在前页每张照片上面都用玻璃纸隔开，普通本则没有玻璃纸。版权页普通本用黑色字体，编号本用红色字体，鲁迅字样红色小票则一样。初版精装本刷金的《鲁迅全集》现在已经极为少见，是赠送给当时为《鲁迅全集》出版做出特殊贡献或有声望的社会名流的。据资料显示，已知的精装本带编号刷金的《鲁迅全集》，存世只有几部，先记述如下：

上海鲁迅纪念馆有一套，编号为001，为许广平先生捐赠；

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潘汉年有一套，编号为002；

毛泽东有一套，编号为058；

北京鲁迅博物馆有一套，编号为017；

绍兴鲁迅博物馆有一套，编号为024，为许寿裳女儿捐赠；

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套，为许广平先生捐赠，不知编号。

毛泽东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其中第一个版本是第58号乙种纪念版本，封面是紫色的，书脊是黑色的，每卷的封底、封面的两角都是同书脊黑色一样的布料包角。这套书印装别致，做工精细，色彩协调。毛泽东收到之后，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尽管当时战事忙碌，环境简陋，但他总是忙中找闲，在窑洞里秉烛夜读。后来新华社发表过一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就放着3卷《鲁迅全集》，这是毛泽东喜爱读鲁迅著作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毛泽东与编号58的《鲁迅全集》形影相随。在行军途中，为了轻装前进，很多书籍都不得不舍弃了，但《鲁迅全集》和《辞源》却始终伴随着毛泽东。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毛泽东一直将它带在身边。

左为普及本版权页，中为纪念本版权页，右为乙种纪念（精装）本《鲁迅全集》。

出版期间，考虑到全集篇幅巨大，每套印制成本约需20元，一般读者无力购买，加之普及本定价极为低廉，印得越多，亏得越多，需要纪念本预约金填补亏空，为此，胡愈之想出妙招，将全集分为多种不同版本出版。普及本定价12元，提前预订者只需交8元；精装本定价50元，其中用精致楠木箱装置并刻有蔡元培书写“鲁迅全集”字样者定价100元。

为了扩大《鲁迅全集》的社会影响，胡愈之建议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出版，考虑到纪念版只有社会贤达和官员才能负担得起。胡愈之恰好要转道香港赴武汉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遂沿途推销纪念本。在香港，他拜见了蔡元培、宋庆龄，拿到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主席蔡元培、副主席宋庆龄为向海内外人士募集纪念本的通函》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持此通函，胡愈之第一个找的是孙科，孙科也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认购了10部。5月间，沈钧儒在武汉为“出售《鲁迅全集》预约券举行了一次茶话会，邀请比较开明的国民党人士参加”，胡愈之担任招待。出席的邵力子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当场“拿出1000元，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先生的带动下，国民党官员也纷纷认购”。这就使得《鲁迅全集》“半合法化”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订购了若干，其中有一部送给了毛泽东（编号058）。

胡愈之就凭此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券，跑了一圈，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书稿得以及时开印。再说美国因为有陶行知等人的推动，南洋因为有王纪元等人发力，发行时各处都非常踊跃，供不应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滩的“闻人”杜月笙在其中出了大力。他花钱订购了相当数量的《鲁迅全集》，烫上“杜月笙赠”四个大字，分送到租界各大图书馆等许多地方及个人。其中有黄慕兰为他购买几十部精装豪华本。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1938年《鲁迅全集》乙种纪念本第1号。原本是许广平的私藏，1950年捐赠。现已作为馆藏一级文物珍藏。

此乙种纪念本为胶布封面，皮书脊并包角，书名烫金，顶部刷金；内页为道林纸，插图为铜版纸，并附有硬纸书套。另附楠木双层书箱，书箱正面镌刻蔡元培手迹“鲁迅全集纪念本蔡元培题”字样。版权页上端横印“鲁迅全集第口卷”，并钤印鲁迅白文朱印版权证印花。

其实，鲁迅先生逝世之后，社会上广泛呼吁要求出版《鲁迅全集》，但因国民政府对鲁迅的态度，许多出版社不敢接手。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想到胡适，希望凭胡适在民国各界的威望和人缘，或许能做成此事。

胡适积极地各方面活动，当时王云五负责商务印书馆，就是因胡适的接洽，才决定接下这个重任。另一种说法是上海文化界曾经与商务印书馆有过联系，并由胡愈之带头连署敦促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后因日军进攻上海而未果。

有愿意出版的商务印书馆，这仅仅是第一步，要想出版，得国民政府的准许。当时鲁迅纪念委员会总负责《鲁迅全集》出版工作，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是蔡元培和宋庆龄。这两位在民国的地位与影响力他人不可比拟，他们大力呼吁：出版鲁迅全集的意义，在于“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他们秉持出版《鲁迅全集》的理念，得到了各界的广泛支持，使国民政府感觉很棘手。

关键时刻，关键的两个浙江人陈布雷和邵力子开了绿灯。陈布雷是蒋介石的文胆，国民政府宣传工作的主持者和决策者，关系疏通到陈布雷，陈布雷立刻去找了邵力子，作为政府的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当即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于是《鲁迅全集》的审核，在陈、邵两人顶力关照下迅速通过。

复社出书采取以书养书、滚动推进、稳扎稳打、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先出《西行漫记》，赚到钱再出《鲁迅全集》。1938年3月1日，《西行漫记》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半年内连印五六次。

山海里陈家至今还保存着由许广平赠送给陈家的几套“复社”初版《鲁迅全集》。并将其中的整套20卷复社《鲁迅全集》带编号的红色甲种纪念本捐赠给海宁市政府。

《鲁迅全集》出版后，“复社”又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了斯诺夫人韦尔斯写的《续西行漫记》。同样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随着，“复社”的社会影响日趋扩大，引起了日寇和租界当局的注意。租界巡捕在1939年秋季对“复社”实际所在地巨鹿路174号进行了搜查，并逮捕了包括胡仲持在内的一批“复社”成员。此后，“复社”基本停止了活动。

复社何时停止活动，有材料称，复社存在时间不长，因胡愈之离开上海，也就结束了出版活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胡愈之于1938年5月离开上海去汉口，后被郭沫若留在第三厅工作一直没回去。但复社在1939年还出版《续西行漫记》。此外，还秘密翻印《列宁选集》与《联史党共》一套5册，以“中华出版社”名义发行，还用《每日译报》社名义印刷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数量多达几十部的各种传播抗战思想的单行本书籍。

由于复社这个出版社始终处于半公开半隐蔽状态，在其出版物上也没有写地址，即使写了也是香港复社地址，敌方始终理不请“复社”是怎么一回事。

据郑振铎《记复社》一文描述：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会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作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象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伯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上图是红色书皮的版权页有编号并注明是“非卖品”的复社版《鲁迅全集》甲种纪念本。

按照上述说法，复社的发展波澜不惊，“孤岛”沦陷后，自动停止活动。但谷斯范回忆了复社两次被搜查的经历，“法租界当局发现《西行漫记》，很为震惊，包打听四出侦查。他们搜查了巨籁达路174号，找不到一本《西行漫记》，没有帐册簿本，没有伙计、工人，连可作证据的纸片片也没有一张。

……包打听把（胡）仲持抓走，没有证据难以定罪，经亲友们奔走，把他保释出来。《鲁迅全集》出版后，法租界包打听第二次找复社的岔子，把仲持逮捕关押。”两次搜查，说明租界当局清楚复社设在巨籁达路174号。

胡德华也讲述了搜查的经过：

1939年秋，汪伪丁默村的特工队已在秘密筹建暗杀队，以迫害进步文化人。虽然复社的公开地址写的是在香港，但是，巨籁达路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搜查，复社准备转移。我母亲连日烧毁复社的文件。那天上午，正当我母亲烧毁了最后一部分材料，临巨籁达路的大铁门给敲得震天响，打开门涌进来几条彪形大汉，说是搜查复社。我母亲说:“这里是住家，没有什么'社’。”他们冲到二楼把正在睡觉的父亲拖走了，“罪行”是出版《西行漫记》。一个包打听指着《西行漫记》说，“有你的名字，逃不了。”立即把他带走，送进英租界的巡捕房。复社的朋友们立即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请了一个律师用金钱疏通巡捕房，说我父亲是《申报》馆职工，有病在身，神志不清。第二天早晨捕房把他放了。但我叔父胡霍和陈明则给巡捕房拘留了一周，因找不到证据，也放了出来。这以后复社就全部撤离我家，而事实上，复社的业务也基本终止了。

胡德华与父亲胡仲持等亲人住在巨籁达路，他们的回忆可信度较高。

上述几条材料看上去有矛盾，但其实是反映了复社的双重属性，一个是作为出版机构的复社，一个是作为社团的复社。1939年秋胡宅被查抄，意味着复社的出版活动暂告一段落。但复社作为一个社团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直活动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事实上，复社的出版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孤岛”沦陷后，复社成员仍在推进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虽然“复社”出版活动基本结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还是追查“复社”。于是，许广平在寓所被捕，关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为了搞清“复社”的背景和组成人员，对许广平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她备受电刑折磨，却宁死不屈。日本人剥光了她的衣服，羞辱她，但她始终未出卖战友，保全了“复社”成员，保全了山海里陈家。1942年3月1日在关押了76天之后，许广平由内山书店为她保释出狱。郑振铎称颂她为“中华儿女们最圣洁的典型”。

许广平先生落在日军手里，受尽酷刑，落下一身的伤病，哪怕日本人以死威胁也不出卖朋友，这让山海里陈家永世不忘。在被捕后没有出卖陈家的还有孙晓村、熊志华（解放后的上海市委秘书长）等一批誓死抗日的挚友。

上图是山海里陈家保存至今的由许广平赠送的复社1938年6月15日初版《鲁迅全集》红色装帧的平装本20卷和更早出版的文化生活版《鲁迅先生纪念集》。

以上是民国时期著名影星白云收藏的1938年8月15复社再版《鲁迅全集》平装本20卷。如今也保存在山海里陈家。

解放后，“复社”的带头人胡愈之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复社”成员郑振铎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复社”成员雷洁琼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复社”成员赵朴初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主席。“复社”成员许广平担任了中央政务院副秘书长。“复社”成员吴耀宗担任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主席。当然也有像传奇特工黄慕兰（黄定慧）、刘王立明（刘湛恩烈士的夫人，文革中七十岁时在上海被捕，1974年死于狱中）那样，解放后长期被关押、受冤屈的民族英雄。更不能忘记牺牲的“复社”骨干成员刘湛恩、胡泳骐等烈士的丰功伟绩。

“复社“作为上海”孤岛“时期一个地下秘密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和翻译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郑振铎曾经这样赞颂“复社”：“复社起来的时候，像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著名作家柯灵曾经说：“《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的印行，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狐鼠横行的“孤岛”上，使这些皇皇巨制得以问世的主持经营者，应该属于“不世之功业”的一类！”

杨逸女士出生于1923年。在1938年八一三抗日风火中，年仅15岁的杨逸加入中共，成为新四军吴淞情报站的特工。参加难民收容所的救助工作，并成为赵朴初、陈巳生领导下的群众抗日团体益友社的女干部。前三图是杨逸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购买的全套复社初版《鲁迅全集》并捐赠给益友图书馆，右下图是当年抗战时期新四军情报员杨逸的照片。

上图是益友社档案中保存的杨逸女士担任益友社妇女部总务负责人的记录

复社没有自己的门市部，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出版机构组织，只是一些同人为出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著作而搭建起来的秘密出版机构，虽然存续时间短暂，但却出版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重要出版物。

复社是上海“孤岛”时期党领导的社团和出版机构。关于复社创建的缘起，有“西行漫记说”和“鲁迅全集说”。考察两部著作出版的来龙去脉，“西行漫记说”较为可信。关于复社成员，综合档案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共31人，另有5人与复社关系密切。笔者坚定地认为，那些不计报酬、不惧风险为把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翻译成中文版《西行漫记》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应该属于“复社”成员。

关于复社成立时间，有1937年12月、1938年2月、1938年4月三个时间节点，这三个时间节点恰恰反映了复社的萌发-出版《西行漫记》-出版《鲁迅全集》发展历程。

“复社”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抗战史文化战场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为炎黄子孙留下了最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许寿裳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