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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第一次买李泽厚的书，是研究生二年级时买了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但因我不是作近代哲学的，所以虽然浏览了主要章节，但重点看了此书的《后记》，觉得有启发，时间应该是1979年秋冬时。那时我天天在北大图书馆教员阅览室看书，我座位旁边是西哲史的同学丁冬红，她当时在看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说齐良冀先生建议他们看此书。我那时在邓艾民先生的要求下看过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但对康德没有发生很大兴趣。而且当时集中作朱子的理气论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在作文献考证工作，所以没有读李泽厚这本康德述评。又由于我们的工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理论发展未加关心，所以当时也就未能理解此书的思想意义。 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因为不用专心学位论文了，思路慢慢打开，这时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出版了。其实，在此以前1980年《中国哲学》第二辑也登了李泽厚《魏晋风度》一文，它是《美的历程》的一章，引起大家的关注。1981年夏冯友兰先生还专门为李泽厚此书的出版写信给他，颇为表扬，登在《中国哲学》第九辑上，这更引起了大家对李泽厚此书的关注。我看过《美的历程》后，对李泽厚的思想识见十分赞佩，对其文字亦很欣赏。研究生同学陈小于说他喜欢庞朴的文字，我说我觉得李泽厚的文字好，只是，因为那几年我集中作考证工作，文字也走古朴一路，所以虽然欣赏李泽厚的文字，但也没有机会学习。何况李泽厚的文字和他的领域与美学和艺术有关，这并不是其他学科的人随便就能仿学的。 1982年因报考了张岱年先生的博士生，为了思考如何写博士论文，主要看了三本书，即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和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因为我国此前没有博士论文的样例，所以只能学习想象类似的著作。这一年李泽厚发表了《宋明理学片论》，此文可能受到了冯友兰先生信鼓励他为宋明理学平反的推动，但我当时没有特别注意。这主要是因为，作博士论文，需要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而不可能是宏观的纲要式的论述。作博士论文期间我的大量精力都花在如何处理朱子大量的材料，如何细致分析朱子庞大的学说体系，工夫全都在微观的层面。直到1985年春论文基本写成，要拟定提要和写引言时，我才从埋头微观分析中抬头。我重新细读了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的内容提要，才觉得找到了适宜的提要写作方式，把博士论文的提要写好。正好这时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也刚刚出版，故又仔细看了此书的《宋明理学片论》以及补写部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引言部分，也受到李泽厚此文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我对其中“伦理的本体”这一观念的吸取。 我第一次见到李泽厚是1983年，当时汤一介先生办了一个汤用彤先生的会，杜维明先生也从美国来参加了。那时我帮忙会务，在北大临湖轩东房坐着，会中李泽厚过来上洗手间，我看到他过来便很兴奋地上去打招呼，他当时穿了一件咖啡色灯芯绒的便装上衣，完全不是学者的严肃派头。再次见到他是1985年春天。在我做博士论文的后期阶段，李泽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都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面，确立了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85年春看到他写的《漫述庄禅》，颇受启发，就写了封信给他，既表示景仰，也谈了自己的感想，内容主要是从《美的历程》论李杜，联想到对二程和朱子的对比。 李泽厚论李杜时曾提出，李白所代表的特征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而杜甫的意义则在于为人提供了可资遵循学习的规范。冯友兰先生因谓道学之于玄学，正犹杜之于李，玄学没有讲清精神境界得来的方法，道学则教人于日用功课中达到这种境界。而我进一步引申，认为其实道学的方法也有不同的特征和意义，无论濂溪的孔颜乐处还是明道的仁学一体境界，个体的直觉领悟正是一种“无确定形式的天才抒发”，朱熹提出的主敬穷理的理性主义才给人以遵循学习的普遍规范，朱熹的出现使得理学中理性主义占了主导地位。以上就是我给李泽厚信的主要内容。我是把他对李杜的形式分析具体应用于宋代理学类型的分析。李泽厚收到我信后让别人带话，约我去他和平里家谈谈。我去后见有一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在，一起谈了一下。我记得李泽厚当时关心的是“你们觉得我应该研究什么”，说明他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包括期待。 博士毕业后我重回系里教书，此时不再需要集中精力处理论文写作，可以放开眼界留意学界的其他讨论，故细读了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重新阅读了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对李泽厚的康德书也有了新的了解。1985年冬，冯友兰先生90大寿，设宴在海淀鸿宾楼，那天我去得较早，见李泽厚已经到了，我们就聊了一下对刚刚出版的冯先生《中国哲学简史》译本的看法，他认为涂又光的译文近于冯先生的语气，颇加肯定，我当时已经作了冯先生的助手，对他的看法也表示赞同。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在文化界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地位。 1986-1988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1989年7月我去夏威夷参加“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这个会议级别较高。据杜维明先生告诉我，会议筹备提名邀请学者时，杜先生推荐了李泽厚，陈荣捷先生不同意，说“What is his scholarship?”认为其专业研究成就不突出，认为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应邀请对各自传统哲学深有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陈荣捷先生力主邀请我，因为他了解我的朱子研究与专业贡献。至于我自己，当然觉得李泽厚应比我更有资格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实际受到邀请的有还有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汤一介先生，但张、冯两先生都未能成行。 这里涉及到的就是宏观纲领和专业研究的关系。其实李泽厚对此早有明白的认知。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的后记中说过，这本书都是提纲、是宏观框架，既无考证、又非专题；他说也曾想过编阮籍的年谱、爱读功力深厚具有长久价值的专题著作，但始终没有那样作。他在面对时代的时候选择的是“但为风气不为师”，多是提纲式的思想阐发，而不是专业研究。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我们首届研究生、博士生先期跻身学术界，77、78级的大学生们也陆续走入专业研究，学术性要求对他们越来越突出。此后一代代博士生陆续成长，他们所需要的主要是专业研究的范例，所以进入90年代以后，李泽厚80年代写的书也就自然慢慢淡出了他们的视野，留在他们心中的更多的是李泽厚在80年代的风光的记忆。 综观李泽厚在八十年代的地位与影响，我的看法如下：李泽厚在1980初期的两部书，其康德一书，以主体性观念推动思想进步的意义大于带动学术的进步(学术进步是专业研究的深入拓宽)。惟其思想进步的意义大于学术进步，故取得影响甚大。同时李泽厚所提供的思想进步具有很强的哲学性，其所推动的思想进步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思想改革，虽然还不是独立的哲学建构，但对哲学界的推动是重要的。《美的历程》除了美文叙述的影响外，突出以美学理论思维驾驭艺术史流变，以新的视野和观念了解中国文化。后来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是结合了外国哲学和海外思想史研究，在宏观上扩大了看待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论视野，带来了全新的分析景观；但其意义主要也是观念的启发，而不是研究的范例。这几部书确立了他作为1980启蒙年代独一无二的青年导师的地位。 1990年11月初，我去友谊医院探望重病住院的冯友兰先生，我去的时候李泽厚和其夫人已经在病房里了，他们也是去探望冯先生的，宗璞先生和蔡仲德先生当然也在。我进去之后，见冯先生张嘴要说话，但不清晰，我就耳朵凑到他嘴边，他说一句我就大声重复一句，给房间里其他人都听见。冯先生先说“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又说一句“要注意周易哲学”。冯先生是1990年11月26日去世，去世后宗璞先生1991年在《读书》发的纪念文章《三松堂断忆》中就述说了冯先生病中说的话：“人们常问父亲有什么遗言。他在最后几天有时念及远在异国的儿子钟辽和唯一的孙儿冯岱。他用力气说出的最后的关于哲学的话是'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他是这样爱中国、这样爱哲学。当时有李泽厚和陈来在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用大字写出来。”冯先生去世后我写了祭文，也曾发表，其中也说到这件事。 此后，应该有两年没见到李泽厚的面，1990或1991年他去南方走了一趟，听他学生说，他回来有些诧异地讲“陈来的名誉很不错”。这大概是因为那两年我的朱子研究的两本书都出版了，学界反映都还较好的缘故。再见到他应该是1992年秋在哈佛开会的时候。《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我记得就是1992年秋天在哈佛开会时到他的房间当面送给他的。  1996年5月我去韩国汉城大学参加“第五届亚非哲学会议”，中国大陆的代表是我，台湾是黄俊杰，美国邀来的是李泽厚。会议语言是英文，我们只能会下聊天。李泽厚说他会后回北京，我就说我最近出了本书，回北京寄给你。回到北京我就把新出的《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寄给他，过了几日他打电话给我，说“书收到了，这应该是一部有影响的书”。当年冬天他的学生告诉我，说李泽厚对你的学术思想很称赞。我猜想这大概和他对我的新书的印象有关，因为我的书从“巫觋文化”论述开始，论述古史文化演进大开大合，与近人很不相同，李泽厚看人重在看格局大小，所以对我的此书较为肯定。当然这是我基于他的学生的话而作的推测，并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具体言说。  2005年我写了《有无之境》北大出版社新版后记，此文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两三年前，有位哲学界的朋友问我，你认为你自己的哪本书或哪几本书写得最好？我当时笑笑说，都不错啊。我这样说，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难就难在“写得好”这个提法本身是不太清楚的，它可以指文字写得好，可以指思想体系表达得清晰，也可以指研究的成果达到很高水平。 这件事是这样的，2002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正好遇到老友甘阳结婚，于是应邀携内人去参加其婚礼。在婚宴上，我和李泽厚先生坐在一起。他在席中就问我，“你现在出的书有没有十本？”我说“超过十本了”，他说“不算编的。”我回答“不算编的。”他有点惊讶，因为他当时已经去国十年，虽说也常回国，但已不可能充分了解国内学者的著作出版。然后他问“你认为你自己的哪本书写得最好？”我当时笑笑说“都不错啊。”他又追问一次，我只好说“王阳明那本吧。”他说“我也觉得王阳明这本好”。其实我和他之间对“写得好”有不同理解，后记里面也说了，概括说来，他注重写得好，我注重研究得好。  这张照片的珍贵处在于，它正是记录了当时的现场场景，正是李泽厚问我“你认为你自己的哪本书写得最好”而我说“都不错啊”的那一刻。所以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人生中这种有典故的照片是很少有的。 这次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正好李泽厚在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所以大家在这里碰面。这次在港期间我们还通过电话，一次在电话中谈到当时哲学界状况，他说“中国哲学你第一”，当时我没敢接这话。我心想：不说别的地方，就说北大，老先生如张先生、朱先生都在；北大之外，年纪长我们一辈的学者也多有人在，谁敢这么说话。文无第一是古人早说过的道理，尽人皆知，无论哪个学科皆然，李泽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的这个话只是表达了他个人的一种眼光、看法，甚至可能反映他对老先生学术的看法。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其本身并不代表公共评价，所以我也并不当真。何况，李泽厚也并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权威。不过，李泽厚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权威，但是他眼界甚高，搞中国哲学史的学者确实少有能入其法眼，他说这个话大概就是觉得我的研究还能入其法眼，不过如此而已。李泽厚其实极少称赞别人，所以我把这次他说的话始终看作是哲学界著名前辈的一种难得的表扬和鼓励。其实，这一类的话、类似的意思，在同一时期前后，有位更加德高望重的前辈（李泽厚的一位老师）也讲过，当然都不是公开表达，同样也不能等同公共评价，但这些对我个人来说都是来自学界前辈的难得的肯定，这些表扬和鼓励值得铭记。 我当时没敢接这话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想，你这么排队，那你如何安置自己的地位呢？大概你认为自己是不属于搞中国哲学的？而我也确实觉得他这样说的时候有自外于中国哲学研究之外的意思。不过当时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也就没有马上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在他家里向他问起。2009年秋天，一日董秀玉来电话，说李泽厚从美国回北京来了，希望你去看他。我说好，于是就去他在美术馆附近的新家去看他。见面一开始我就问他，你一直说自己是搞中国思想史的，从来不说是搞中国哲学史的，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中国有没有哲学本身还是问题。”可见他确实不认为自己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他又说“我理解的思想史是对宇宙人生大问题的思考，柏拉图重要还是当时的平民重要？这很清楚”。这应当是针对有些思想史学者反对精英思想史而主张作平民思想史而发的。接着谈了他对国内学术和学人的看法，其中说到“国内有几派，一派是陈来派，继承冯友兰”，还说“你不留在香港是高明的，香港太小太局限”，等等。大概谈了两小时左右。应该说，他对国内学术的看法体现了他自己的观察角度。不过，就我来说，不觉得有什么陈来一派，我当时关系还在北大，觉得我就属于北大派而已。另外，我觉得虽然他一直承认他是搞中国思想史的，但在其后期，实质上他更认为自己是超越这些“史”的研究的，是把他自己置于哲学家的位置来指点学术天下的。 2010至2011年，李泽厚出版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和《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但我这一段因为已经转去清华国学院，所以关注点在“国学”，未曾注意到这两本书的出版。2012年夏在吉林大学开会，听到有学者发言提到这两本书，于是在2012年底我请学生帮我买来这两部书，并细读一过。李泽厚在书中说：“后现代到德里达，已经到头了，应该是中国哲学登场的时候了，当然还早了一点，但可以提提吧。我先冒喊一声，愿有志者、后来者闻鸡起舞，竞创新思，卓尔成家，走进世界。”照我的理解，这两部书所说的“中国哲学”应该不是泛指当今中国的所有哲学研究系统，而是专指中国传统哲学直接传承的系统。因此，这一关于“中国哲学”登场的呼吁，无疑主要应该看做是对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挑战与促进，而吾人必须响应这一呼吁、回应这一挑战，以促进中国哲学当代的发展。于是我立意以仁本体回应李泽厚的情本体，写了《仁学本体论》一书，期以带动中国哲学界的更多响应。如果没有李泽厚的这一推动，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 李泽厚在书中也提到我，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书中，他说：“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内，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有水平的。”（23页）这个说法和他在香港跟我打电话时说的话意思是一致的。所以与上次一样，我都感谢这位著名哲学家对吾人研究的赞许和肯定。这里必须申明，我在这里引他的话只是因据实叙述而不得不然，决不是要借他的话来表扬自己。其实，就算李泽厚十几年前说的话（两个最）不是毫无根据的，但学术研究总是不断发展、日新月异，人才辈出、后来居上，今天来说，吾人也早已让位于后来者了。 我的《仁学本体论》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李泽厚的情本体，我认为他的情本体论并不是儒家的本体论，儒家的本体论只能是仁体论。此后我又写了《儒学美德论》，其中也有两章涉及到他的伦理学思想，我对其两德论有所辨析讨论，而对其人性论的睿见则为之表彰。在研究上，学理所在，不能不辩，这是纯粹学术的研究，并不影响吾人对前辈的尊敬。所以，有关其两德论的一章，在期刊发表时我特地挑了一家不是C刊的刊物，目的就是不想造成较大影响。 在我看来，对一个在世的哲学家最大的尊敬就是对他的思想理论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和反思，在对话和论辩中深入思考他的命题。 谨以此文纪念李泽厚先生。 写于2021年12月20日，改定于2022年2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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