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第二是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第三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九五”规划期间的一个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文科项目过去没有任何项目列入这样一个计划，这也表明“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实并不是单纯的文科计划，而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研究计划。

那么，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工程？它在我国和整个学术研究领域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想主要谈这样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就是1999年秋天开始，大家可以在报刊上面看到很多有关21世纪展望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有不少论著涉及到科学的发展。据我所知，我们国家的三个科学院的院长都曾经作过展望的工作，他们都有论作或者讲话，都谈到了21世纪科学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或者有什么样的趋势。他们都讲到21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有远见卓识的，实际上也反映了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今天我也想特别强调，我们对于科学的发展，应该有更深远的眼光、更战略性的看法，否则，就不能把握21世纪发展的趋势。为了把握这种发展，我们就应该有意地、有目的地寻求一些领域，使得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结合，既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于这样一些有战略性的布局、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我们国家的领导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和体会，“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在世界和国内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为什么这样说？具体说起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并不是文科学者提出的，大家都很了解， 它实际上是宋健同志提出来的。宋健同志在199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时候担任国家科委主任，他本人是研究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完全是自然科学。可是宋健同志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的文史方面有很深厚的兴趣和爱好，他很关心这方面的发展，同时，他对于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也有很明确的认识。宋健同志到国外旅行、参观，他看到很多国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接触了有关学者，他感觉到作为现代科学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在外国有很大发展。比如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世界文明古国不止这四个）中的埃及和两河流域古代文明历史的研究，早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学科了，而在这些学科里面，它的历史年代都比较清楚，如古埃及从前王国时期、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一直到希腊化时代等等，历史是很清楚的，有一个公认的有科学根据的年表，可是我们中国却没有为世界所公认的这样一个年表。

1995年秋，宋健同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来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向，是在这个趋势上面取得一个前沿的领域。这个提法非常好，在座谈会上，大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于是决定进行这样一个项目。

接着是筹备和组织工作。1995年12月末，就在接近年关的时候，召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正式会议，当时分管人文社会科学和考古文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和分管自然科学技术的国务委员宋健同志召集会议，本身就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个会议有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七个部委级单位的领导参加，同时邀请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的学者与会，决定正式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多学科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给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时间标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一个古老的民族，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悠久的文明历史，是广大华人凝聚力的来源之一。我们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人家是不是都承认你有这么长的历史？这就需要很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文明起源的历史提供一个现代科学的依据。第一步就是应该给出一个有科学根据的时间标尺。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等其它类似的古代文明，世界的科学家都做过类似的工作。现在我们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

“工程”在1996年的5月16日正式启动。这个工程由七个部委的领导组成领导小组。政府支持、指导，具体的业务工作由全国的21个专家组成一个专家组来负责。由于年代学的要求，主要有四大门类的专家，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技术（用科技方法测定年代），涉及到十个以上的学科。开始作了可行性论证，当时决定设立9个课题，36个专题，后来由于研究中的工作需要，又增加为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人员包括老、中、青，有200人左右，被列入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有一些属于“重中之重”的项目，由科技部直接管理。这样的项目有16个，“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研究的启动也有一个过程，需要组织和准备工作，每个课题和专题都经过详细的论证。真正的工作全面铺开，实际上到了1996年的第四季度。经过五年的时间，200位老、 中、 青学者作了大量工作。到1999年底，各项专题陆续结题，然后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2000年9 月经过由科技部组织的论证专家组的审查，正式通过验收。10月，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办公室的名义正式向社会公布了成果，就是已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包括《夏商周年表》。

《夏商周年表》虽然不大，完全可以印在一张纸上，但它是200 多位学者5年心血的结晶。这个年表，在不少方面已陆续采用。这个年表粗看起来，可能和过去我们在辞典上常常见到的年表也差不了太多，可是，这个年表不是仅仅根据文献古书排列起来的，而是根据大量的考古发掘、科技年代测定和实验、大量的古文献与古文字的研究得出的结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的年代跨度很大。司马迁在汉武帝的时候就为我们编了最早的年表，就是《十二诸侯年表》，这个年表是从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司马迁是个很谨慎、 很有科学态度的人，他没法编就不编，所以就从公元前841年开始， 此前只有三代世系，而没有详细的年数，这就造成了我国古代年代学上的重大空白。

年代学的空白需要进行研究，汉朝已有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最值得称道的学者就是西汉晚期的刘歆。刘歆不但是文史方面的学者，而且是我国科学史上重要的科学家。刘歆根据当时新发现的古文经等材料，根据他所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对古代的年代进行了推算。他推算的结果成为一部著作《世经》，它的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律历志》里面。他推算的武王伐纣这一年，是公元前1122年，直到今天，是武王伐纣的各种学说里影响最大最广泛的一种。

刘歆的成果确实是很杰出的，他用的一些方法，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可是，从刘歆开始，尽管历代学者不知有多少人研究年代问题，却都不能够得到公认，总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他们所看的材料，基本上没有超过司马迁。换句话说，从西汉直到清代中叶，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圈子。在今天看来，他们的科学根据都不够。

到了晚清，开始有人利用金文，利用一些铭文里的历法材料来研究年代问题。特别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更提供了商代的一些历法材料，这样，研究就完全不同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根据考古学、古文字的材料来研究年代学的人越来越多，不但有中国的学者，而且有外国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过去一般的科学研究一样，大多是个人行为，一个学者或者跟他有关的一两位学者。但年代学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的问题，任何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好的聪明才智，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研究。因此，这个阶段还有着局限性。

怎么克服这个局限性呢？那只有到了现在，我们才有这个条件，因为从建国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迅速发展，而大规模的明显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考古工作的发展，为研究夏商周的年代学和整个古代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新材料，包括古文字材料。此外，我国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有关领域，如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等，也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另外，我们的社会主义条件提供了组织方面的优越性，可以组织各个方面的力量。经过各位专家的合作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一些前人没有能够取得的成果。不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能取得的成果，只是我们这些人在20世纪末的条件之下，尽了我们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比较好的成果，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成果。科学研究是不断发展的，任何科学都是渐渐接近真理。我们做的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今后还有待于进一步修正、发展和补充，这个是无疑的。最近，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新的实验，证明在某些点上，还可以做一些修改，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修改，这个一定会。所以，我们的报告叫作阶段成果报告。

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从一开始就议定了我们是要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做好一个基础。我体会这个基础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们具体做了一个年表，可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只推到夏朝初年，夏朝初年在公元前21世纪，还差了将近一千年，往前怎么样，还要进一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工作把文科和理科、工科结合起来，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型项目，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现在既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告一段落，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中的一个。世界上的古代文明不是很多，古代文明并不是在地球上同步出现，而是在某些地区首先出现，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类是在某一些地区首先步入了文明的门槛。这样的文明有的是独立起源的，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道路。还有一些地区的人民是在其他文明的影响下进入文明发展起来的。

中国的文明是独立起源的，有自己特殊的发展途径。中国古代文明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它连绵不绝，它没有断。世界其它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古代的埃及，今天还有埃及，可是今天的埃及人和古代埃及人差别很大，今天的埃及人不是古代埃及人的直接后裔。今天西欧的文明有两个来源，一个从希伯来而来，一个从希腊、罗马而来，可是中间经过中世纪，有很多的曲折。只有中国的文明绵延不绝，中国历史上虽有那么多的朝代递嬗、变更，有那么多政治、军事的风风雨雨，可是我们的文明没有断过。老实说，外国人有时候看不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看脸，不知道。可是，只要你跟外国人接触，他就体会到你是中国人了。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特质，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明绵延不绝，一直传下来。中国古代文明的根子就在它的起源问题上。

仅从纯粹的科学意义上考虑，文明起源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他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科学，整个科学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样的话，所有的科学都包括在内了。从整个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发展过程来说，我想至少有五个起源的问题可以讨论，都是科学上的大问题。

第一是宇宙的起源问题。过去说宇宙没有什么起源问题，今天看恐怕不然。大家知道，宇宙学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一点就是认为时间是有起点的，推算起来大概在150亿年，或者更多一些。现在从哈勃望远镜能看到的最远的天体已经接近150亿年，差不多了。宇宙的起源问题属于天文学、 宇宙学的问题。再一个是银河系（包括太阳系、地球）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是天文学和地学的问题。再往下是我们都关心的生命起源问题。生命怎么起源的呢？我们这个宇宙中，除地球以外有没有生命？这是个认真的科学研究，不是科幻故事。生命的起源是个极大的问题，关系到生命怎么发展，我们当然是极其关心的。

生命起源之后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的起源问题。人类是目前生命发展的最高形式，这种最高形式究竟是怎么起源的？现在出现了一个理论，就是夏娃理论，它从分子生物学来推算，认为我们现在发现的人类化石，包括中国的北京人、蓝田人这些化石，与我们都没有关系，他们说我们现代人是几万年前从非洲出来的几波非洲人的后代。我所接触到的国内的古人类学家不承认，说他们的研究结论与这个全然不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也许要依靠我们中国的学者，因为中国在人类化石上是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人类起源问题下面，就是文明的起源问题。人类本是动物界的一个部分，人类怎样真正脱离了动物的状态？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人类从非文明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个变化使人真正成为人，特别是成为今天的人。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上有一批学者重视文明起源问题，掀起了研究的高潮。可惜他们的书出版的时候，我们正在搞“史无前例”的事，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这些事，是在“文革”结束后，由在国外的一些华裔学者逐渐介绍给我们。这里面特别要提到的是曾长期担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张光直教授在美国编了一套书，叫《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套书里，他自己写了《商代文明》，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写了《西周文明》，《东周和秦代文明》是我写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前所长王仲殊教授写了《汉代文明》。在《商代文明》里，张光直教授特别介绍了世界上对于文明起源研究的背景，特别结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自从这些理论传进来之后，我们国内，首先在考古学界，然后在历史学界、文化史学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也逐渐成为热门了，可是这些研究仍然是单学科的。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发，我们希望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学科的研究，还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我们认为，既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占到整个人类很大的比例，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又是唯一能够绵延至今的文明，就应该投入力量来研究它是怎么起源的，怎么发展的。这个研究必然对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科学研究有重大意义。

这个想法从一开始就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决定先进行三年的预研究，就是用三年的时间，从2001年到2003年，为大规模展开研究打下基础。当然，我们要准备一系列的成果，把这些成果集中起来，编一个更详细的计划，希望能够很快地展开大规模研究，吸收更多学科的学者参加。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把视野再扩大一下，在时间上再往上推一千年。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来估计，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中国历史文献来讲，《史记》从《五帝本纪》开始，《五帝本纪》开始就是黄帝，而黄帝离现在约近5000年，五千年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我们从考古学上来看，那个时期正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在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之间，就是公元前第三千纪里面，逐渐看出文明的各种因素。

从世界上来说，包括古代埃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大约都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大的变革。拿中国历史与古代埃及比较，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商代就和它的新王国差不多，夏代和它的中王国差不多，五帝时期和它的古王国时期也差不太多，人类的发展还是有一些规律性的。前些年我在法国看自然历史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实际上是把法国全国的考古材料集中起来。它的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与我们的考古文化发展也差不太多。在预研究里面，我们把这个时间再缩短一点，基本是放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传说的尧舜禹时代一直到商朝前期。在地域上也缩小，放在山西南部到河南北部，因为传说里面唐虞、夏、商早期的一些都城基本都在这个范围内。

大家不要以为那些传说没有根据，当然我们不可轻易把考古发现和古书的传说记载简单结合，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可是不能不在认识上有这个考虑。比如，古书上说尧都平阳，平阳在什么地方？平阳在山西的临汾（合并在襄汾），前些年就在襄汾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大型遗址，这个遗址叫陶寺。陶寺遗址出土的东西与别处不一样，有铜器，甚至有礼器。你看一个大陶盘上画了一条龙，就和后来的铜器一样。还有陶鼓，用鳄鱼皮做鼓面，与古书的记载相合。后来经过一些年，这个地方又发现了城，这个古城是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古城里最大的一个，现在还没有发掘完。里面有一个沟被破坏了，沟那边怎么样，现在还不清楚。所以，传说不都是没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已经准备进行这样的预研究。然后把研究进一步扩充。这样的工作，不但有重要的社会效益，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问题

近些年报刊上常常引用欧洲学者雅斯贝斯的所谓“枢纽时代”这个说法。雅斯贝斯有一个理论，他说各国文明史有“枢纽时代”，比如欧洲文明的枢纽时代在希腊；中国的枢纽时代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雅斯贝斯的说法我们现在不评论，他的说法是与他的理论结合的，他的学说有很多恐怕都不好接受。可是，任何一个古代文明都有一个发展的高峰期，这个时期会成为整个文明发展的经典时代。过去讲历史言必称希腊，因为站在欧洲文明的角度来看，什么东西追溯它的起源就是希腊。看西方的建筑，就可以追溯到希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它的文明的枢纽时期，或者说经典时期，以后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

最近，我听一位美国学者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希腊人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有，因为希腊的优点就是重视科学，重视技术，它的哲学有很高的发展；它的缺点，希腊人崇拜酒神、美神，崇尚喝酒行乐，西方社会仍有这样的影子。中国的古代文明也有它的高峰时期，也成为一个经典时期，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

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从各种文明因素萌芽一直发展下来，我们的文明是越发展越高的。从考古学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早些时候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期，然后出现了青铜器，特别是出现了文字。文字绝不是从甲骨文开始，以前肯定已经有了，甲骨文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然后出现礼器，到了商代，礼器系统就大发展，钟、磬、鼎、簋等等，商代基本上都齐备了。这就告诉我们，此时，作为文明重要表征的礼乐制度已经形成。

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就在周代，周公制礼作乐在文化上的贡献恐怕要超过在政治上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周代发展到高峰的礼乐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礼坏乐崩，传统的官学也衰落了。这时候，怎样来继承和发展从上古以来经过夏商周传流下来的文明，就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重要问题。怎么维持这个制度？怎么把上古传流下来的六艺之学继承下来？我想这里起最大作用的就是孔子。

我们暂时不谈孔子的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永远会有争论的，从孔子当时以来就不断地在讨论，以后还会讨论。这就好像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永远地研究，不会停止。对于孔子，我们不断地加深认识，不断地去研究，这是必然的。孔子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是今天所能够完全估计的。

孔子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什么都有，不仅儒学，道教、佛教、诸子百家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都可以给予研究评价，都应该进行继承和发展，这是没问题的。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还是儒学。你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变成佛教、道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一定是儒学，而儒学的创始人就是孔子。至于儒学所起的作用怎样，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研究孔子，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学上承了夏商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我们今天研究孔子，对儒学进行评价，继承其中的优秀传统，扬弃其中不合适的因素，还是很有必要的。

近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近年以来有很多的发现，最突出的就是简帛书籍。简帛书籍在中国流传了千年以上，从商代就有了竹简，帛书什么时候开始有，有人说从西周就有。这些书籍的发现，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大家进孔府，里头有面墙壁，写着“鲁壁”，鲁壁就是在西汉的时候（应在景帝末年），鲁恭王好宫室，把孔子家里的旧房给拆了，墙里头有藏书，这就是“孔壁中经”。“孔壁中经”的发现，一直到今天还在讨论研究，这是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到了西晋武帝初年的时候（应为咸宁五年，也有人说是太康元年或者二年），在河南汲县的汲冢发现了竹书，也是经过了多年的研究，这样的发现在历史上很重要。

近年的发现就更重要。我们经常谈的荆门郭店竹简，是战国中期偏晚楚国的一个墓葬里出土的，有《老子》，还有大量的儒家书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000多支竹简，主要是儒家书籍，也是楚国的。上海博物馆的简因为是被盗掘出土，从香港收买回来的，在哪个墓出土的，不大清楚。已知那个时期有一个墓被盗，也在荆门这一带。这个墓被盗之后，还剩下一些东西。有一具女尸，据说当时发现的时候保存得还很好。如果真是这个墓出土的，那就非常惊人了，可是，这个不能证实。

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多一点， 孟子还活着的时候，儒学已经传到了楚国首都。上海博物馆竹简中有一篇，现在《大戴礼记》叫《武王践阼》，里面有一段话，是前些年在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墓里的青铜器上面发现过的，当时我不敢相信这是《大戴礼记》的东西，怎么会有啊？在河北中部的这个中山国是个少数民族诸侯国家，是白狄，后来被魏国占领，把太子封在那里，占领了几十年。那个时候，吴起这些人都到那里去了，在那里传了一些学问，吴起是子夏的弟子，传了儒学。《大戴礼记》中《武王践阼》不是儒学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北可以到白狄的中山国，南可以到荆蛮的楚国，这样，儒学的流传与我们过去想象的就大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以为儒学就在邹鲁这一带，现在看当时的流传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竹简里面主要的有七十子和七十子弟子的著作，特别能看出来的是子思一派的。所谓子思之学、思孟学派确实是当时儒学的正宗，宋人的看法恐怕还是比较对的。

还有一些观念我们也得改一改了，比如，长期以来不少人都认为古代没有“六经”，只有“五经”。因为汉朝一立就是“五经博士”。还有人说《乐经》经秦火而亡，可能没这回事，可是还有《乐记》呢。如果没有《经》，怎么会有《记》呢？其实，古书里有“六经”，这种说法见于《庄子》的《天运篇》和《天下篇》，“六经”的次序是一样的。郭店简里头找到“六经”了，而且次序都与《庄子》讲的一样，可知在战国中期已经有“六经”的说法。我们在郭店简里，还看到里头引的很多《论语》的话，比如四毋之教。可见，《论语》当时也是流传甚广。郭店简的《语丛》就是一种笔记本，读书时把格言抄下来，所读的书中就有《论语》。可见咱们这里的“孔颜曾孟”在当时影响之大。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一个升华、提高的过程。文明从远古一直到夏商周，逐渐演变过来，到西周形成了一套很系统、非常发达的礼乐制度，到东周的时候它就升华到了学术的高度，这就好像希腊、罗马，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人一样，我们国家也出现了一批圣贤哲人。而圣贤哲人里面在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孔子和他的弟子。我们研究古代文明的发展，必须研究它的核心部分——儒学，研究儒学一定要从它的始源，就是从孔子和他的门人、早期儒学这方面进行研究。这方面，曲阜师范大学的各位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