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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对于史学研究的推动，主要在于夏代的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二者一脉相承。 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探讨的重要课题，也引起了欧美东方学界的关注，具有国际影响力。考古学作为研究这一课题最重要的手段，自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寻找作为中国王朝开端的夏朝的重要使命——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进行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考古就是因为“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1928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不仅仅标志着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诞生，也是中国学术界主动通过考古学证史的开端，成为寻找夏朝和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虽然有关“夏墟”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将二里头、“夏墟”和考古三者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是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考古之行。自此开始，二里头遗址就成了寻找夏代最重要的一把钥匙，而他的二里头遗址“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就成了指引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原始动力。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通过地层关系与遗迹、遗物的研究，确定了二里头遗址为都邑，其发展序列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以夹砂黑陶、泥质黑陶居多，纹饰以篮纹为主；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第三、四期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以绳纹为主，粗绳纹出现。至于其具体年代，考古学者推断为公元前1900—公元前1500年，处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时间范围内。碳14测年则显示出不一样的结论，二里头文化只有从公元前1750—公元前1530年的200年时间。
从二里头遗址追寻夏代以文献为线索，考古学展现了其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与特征，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展开，有关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和分期的讨论也愈加深入，将徐旭生的商汤都西亳的推测提升到了新的研究高度。有关二里头文化是否是夏文化，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与深入。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关系的论点主要有二：一为一、二期属于夏，三、四期属于早商；二为四期文化全部属于夏。
也有学者认为在现阶段无法说明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因为夏、商两种文化地域比较集中，文化交流频繁，现有年代学证据存在不确定性，且没有发现像可以证明殷商的甲骨文。也就是说，尽管二里头遗址的规模，拥有的宫殿建筑、墓葬、手工业作坊等等均体现出其都邑性质，也很难说清楚它是哪个朝代的都邑。 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展开，通过文献记载、碳14测年、天文学推算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二里头文化主体部分为夏文化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二里头遗址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则为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性质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结论。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里头遗址作为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将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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