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注】严重缺乏资料的上古史，很难用实证的方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到底是“之后”还是“首领”？或许这些对于我们并不重要，真正对我们有帮助的是培养一种审视历史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由衷的，不论其对错，学者应该是诚实的，这应该是底线了吧，学界不一直憧憬营造一方净土吗？或许我太天真，或许浮华褪去始见真，或许世界本没有真……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系统，最有影响的是“三皇五帝”之说。由于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对本来流传于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传说加以系统化、条理化的改铸之后形成的古史体系，所以其中颇多矛盾和异说，以至于连“三皇”、“五帝”究竟指哪些人，都各有六种以上的组合。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考证，先有“三”、“五”的神秘数字概念形成在先，后有填空式的杜撰、条理上古帝王姓名、世系之举，“由此可知一两千年来所盛传的为人们所尊奉的三皇五帝，原是纷纭不定，递经战国至汉、晋长时间的不同组合，从神话古史传说众多的古帝先王中，各家各自挑选出三位五位不同人物先后搭凑成好几种不同班底的。”（刘起釪《古史续辨》92页）因此，如果有谁还想致力于弄清“三皇五帝”的具体人选，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古史传说在其形成、流传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人为神化、加工改造、甚至是凭空虚构等问题，使其与信史的价值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十九世纪之前，人们大多把传说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待，这种局面，直到现代考古学和“古史辨”运动出现之后才得以改观。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特别是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的发现，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则以“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为宗旨（顾颉刚为《古史辨》第四册所作序言），在继承疑古学风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这无疑道破了上古传说不足凭信的根本缺陷所在。这一振聋发聩之论，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人奉为绝对可信的上古史体系。自问世以来，毁誉交集几十年，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顾颉刚和疑古学派对传统的古史与古史观的冲击与批判，是在为建立可信的上古史奠定基础。把传说与真实的历史相区分，并不是否认它的价值，而只是把它置于应有的文化坐标上。与顾颉刚的治学路径颇有不同的徐旭生先生，对此有平实之论：“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员及考古工作人员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四十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代表这一探索方向的经典之作有：蒙文通先生在《古族甄微》（1927年）中提出我国的上古民族可以划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并依据传说材料分析各自的文化特征。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年），从五个方面特别强调了古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吕思勉《先秦史》（1941年）致力于考辩古史系统，多处表达与“古史辨”学派不同的观点。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同时，继承“古史辨”的疑古精神，主张对历史传说持审慎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刘起釪的《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堪称新时期古史考证的代表作。书中对自盘古历三皇五帝各种古神古帝古先王的神话和古史资料，一一加以严谨的考证和清晰的表述。“古史辨”学派疑古过甚的缺陷，被衣钵传人所纠正或弥补。特别是书中最后一文《研究古史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实为研究古史者所不可忽略。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拟合”数据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十四“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本人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釪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了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重大收获。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一千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五百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的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它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的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工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