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八大一次、二次会议 1956年9月，我在战役系学习期间，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曾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延安参加了为七大召开做准备的整风学习。1945年七大召开时，我因为身在抗日前线，没有能够出席。 党的七大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统一了全党思想，制定出一条正确的路线，从而率领全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反动政权，夺取r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时隔11年，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初步经验，科学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为“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此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党的八大上，刘伯承院长当选为中央委员，战役系学员中的杨得志、陈锡联、刘震、我与学院副政治委员钟期光一同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惟一的一次在同一届中召开两次全国代表大会。距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仅仅1年多，之所以再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是因为当时党中央认为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5月3日，我参加了中共八届四中全会，讨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 5月5日下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开幕。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工作报告，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莫斯科宣言”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集中反映了我党对当时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态度和方针、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国内，进行大跃进。两个报告持续了5个小时，大家的情绪始终非常饱满。 会议提出了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指标:在15年内，钢铁及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以至超过英国;主要农产品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赶上以至超过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这是一个听起来十分令人兴奋的指标。党中央号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为完成这一指标而奋斗。 5月8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破除迷信”的演说。他的演说生动、通俗，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年轻人创造发明的例子，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要敢想，敢讲，敢做。 毛主席的演说时间只有1个小时，但是很有号召力和感染力，对于促使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会议后期，毛主席再一次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讲了“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讲了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 在对会议报告进行近20天的热烈讨论中，从中央到各大区、省、市、地、县和军队各大单位的负责同志纷纷进行大会发言。其中一些发言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国家体委荣高棠同志关于体育运动的发言富于风趣，引人人胜;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同志作的《满载中朝友谊而归》的发言生动感人，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作的《在人民解放军中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发言，内容很好，思想性强;而人称“柯老”的华东大区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关于“文化革命”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与众不同，大有毛主席提倡的那种敢想、敢讲、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想像力过于丰富。 柯庆施描绘出一幅未来15年教育、卫生、文化艺术领域的浪漫景象，还强调说:“只怕我们的眼界还是太小了，想得还不够远大”。 各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大会发言中纷纷提出本部门的巧年远景规划:冶金部提出钢产量要达到1.2亿吨，赶上美国;铁道部要修建铁路12万公里，形成全国铁路网;其他各部又提出用这些钢我能造多少机器，用这些机器我能生产出多少产品。在大跃进的高指标上形成了互相攀比、不甘示弱的态势。 对于经济建设，我和许多同志一样都是外行。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超英赶美，我不由得惊叹:这些数字是多么让人兴奋啊! 百余年来，我们的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瓜分、欺辱和掠夺，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贫穷落后，苦难深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获得了独立、自由和解放，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急切地盼望祖国能够早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早一点、快一点强大起来!因此，初次听到这些高指标，我所感受到的都是兴奋，几乎没有多少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在讨论少奇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时，有的同志提出:八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阶级斗争的估计是否有不够之处，使党内产生了麻痹思想;对比工农业的跃进，军队是否落后于地方?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央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对1956年的“反冒进”再次作了自我检讨。 周恩来同志检讨之后，毛主席接着讲话。他以苏联第三颗人造卫星上天为题，讲了大好形势:国际方面，和平力量大于战争力量，但须防止“疯子”;国内方面，生产大跃进，一片光明，但要注意特大的自然灾害;党是团结的，但要防止分裂。毛主席又谈到:搞革命，搞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一般总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从上而下与依靠群众相结合，这是列宁的方法，我们只要加以发挥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提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各行各业进一步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为了实践这条跃进的路线，5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候补委员集体乘车来到北京市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我们刚刚下车，工地上正在劳动的群众发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了，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们实际上没有能干多少活。但是，置身在热烈的场面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领袖由衷的热爱之情。联想到刚刚结束的八大二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总路线，我感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代表了人民的心愿，因而得到了人民如此热烈的拥护。 晚上，我们返回市内，没有休息就立即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反教条主义”的军委扩大会议 党的八届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军委接着召开了扩大会议。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高潮中召开的。会前，在中央的会议上多次出现了“军队落后于地方”的说法。 5月24日，军委首先召集军委委员、军队中央委员和各大单位党委书记，通告由中央确定的此次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为“双整”，即整风和整编，以整风的方式对建军原则、建军方针等重大问题和军委领导提出意见，方法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但是在会议过程中，“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成了主题。 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500余人分为若干个小组。来自全军各院校的同志编为院校组，高等军事学院院长陈伯钧和我被选为正副组长。 与会人员住在前门饭店，大会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举行。 在“反教条主义”的主题下，会议集中对训练总监部和军事学院进行鸣放。这两个单位，一个是主管全军训练的领导机关，一个曾是培养全军高级干部的最高学府，分别被指责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和“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我们院校组的重点是检讨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其他组的大部分同志也都在军事学院学习过，也对军事学院提出了批评。 会议期间，军事学院原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都受到了批评，并分别作了检讨。 我从学员当院长只有一个学期多一点，对军事学院过去的问题不负什么责任，因此会上对我本人没有什么批评。 我是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会议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问题的批评。我认为，学院在以往的教学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照搬照抄”的做法，这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中央和军委提出反教条主义确实很有必要，我相信通过认真的检查和总结教训，将会大大有利于今后学院的建设和整个军队的建设。 但是，随着会议的进行，批评的调子越来越高。会议主席团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正确建军路线与错误建军路线的斗争。 这种定性远远超出了我原来所认识到的深度。我感到对事情性质的评价过于严重，但我仍然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这种定性可以使我认识问题的本质有进一步的启发，这样深人斗争的结果估计会对今后的工作有好处。  会议上，军事学院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刘伯承元帅被直接点名批评。 刘帅患有严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等疾病，从1956年11月起他就请假治病，由副院长陈伯钧、副政治委员钟期光代理院长、政治委员。八大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他都因病请假，未能前来。我离开南京的当天上午，特意推开一切事务来到刘帅家里，准备请老院长谈一谈对中央会议和军委会议将要讨论有关问题的意见，以便带到会议上。不巧的是那天刘帅去汤山温泉做治疗而没有见到。 在一次小组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要刘伯承元帅到会，听取意见。会后，还有的同志要我出面跟军委说，要求刘帅来京参加会议，以免被动。 我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元帅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他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于是，我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然后表明我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会议进行中间，主席团传达了毛主席对会议开法的指示:方针是分清是非，不追究责任;方法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与大小会议相结合。毛主席还批评会议“温度”不够，提出“不开好就不散会”。 会议主席团作出了进一步开好会议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发动大家提意见，并规定每人要写两张大字报。 我作为院校组负责人之一，在小组会上号召大家:从办好院校的目的出发，对军委及各总部过去有什么意见，今后有什么请求，都可以积极地提出来。 我自己则从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不够、组织体制庞大而职责不清、官僚主义作风等三个方面对军委和总部提出了批评意见，并按照要求写了两张大字报。写完之后，我觉得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任务完成了，于是轻松地去中医研究院做治疗。 6月12日，我作为院校小组副组长参加了主席团扩大会。我向主席团转达了刘伯承元帅对“反教条主义”的三条意见:一、军事学院开展反教条主义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二、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针，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三、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战役决定战术，也就是说政治必须挂帅。 同时，我也对彭德怀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和本次扩大会议的领导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主席团决定进一步扩大与会人员，召集全军师以上单位负责同志来京，人数扩大到1400余人，重新划分为19个小组。 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按照要求，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元帅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会议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主席团进一步明确了会议的内容和目的，即:解决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问题，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贯彻下去;解决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问题，据此确定我军的总定额及军兵种的比例;把新中国成立8年来的工作总结一下，搞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最后确定并通过若干具体问题的决议。 6月21日，举行全体大会。由于军委三座门礼堂容纳不下1400多人，于是改在当时北京最大的会场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毛泽东带领中央和军委的各位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体到会。 毛主席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这几年没有管军队，军委有错误、有缺点都应该由我负责，可以批评中央，批评我。我这个人压迫一下就会干起来的，我们这些人是逼上梁山，你们是同志督促领导，压迫者督促也。有人说“工农兵，老三落后了”，讲责任是领导的责任。 接着，他讲道:建军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历来都存在的，先是资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古田会议反对了资产阶级教条主义以后，又被洋教条—王明路线所统治，前者与后者合作就形成了一条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结果是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不是照着本本上打的。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是，政治路线犯错误，军事路线也必然犯错误。 毛主席还讲到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国大军才大。国家在粮食、钢铁、机械方面生产提高了，军队建设就能更好。现在大有希望。粮食产量，苦战3年，争取达到人均千斤;钢铁产量，5年超英近苏，7年超苏，10年超美。全党全军要为此而奋斗。 毛主席指出军委扩大会议的开法:有话讲出来，不怕穿小鞋，应对今后的军队建设作出几十个决议来。 6月23日下午5点，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小组长汇报情况。他进一步谈了教条主义的几个问题: 一，教条主义不讲发展，不讲以我为主，否定小米加步枪的经验及朝鲜战争经验，在今后几年内仍然是敌强我弱，因而十大军事原则仍然有用，在国家工业发展之后，大约5年，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二，与苏联专家(顾问)的关系是兄弟关系，向苏联学习的态度是有选择的学习，方法是打破沙锅问到底，全部照搬是要吃亏的，我们历史上就吃过亏。 毛主席提出了“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的口号。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元帅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我。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我们三个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检讨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教条主义方面。 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我的心情也十分沉重。老院长压给我们的这个担子太沉了! 我本不愿接受，可是又无法推辞。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刘帅到会做检讨，但是又一想: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加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但对全军可能有益处吧? 一连几天，军委扩大会议采取半天小组会、半天大会的方式，揭发、批判、检讨教条主义。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以合组会的形式，共同检讨军事学院的问题。 有的同志在大会发言时，一面激烈地批判过去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一面对继任正、副院长的我和张震进行表扬，让我感到很别扭。 我遵照刘帅的嘱托，把会议上大家对军事学院及刘帅本人的批评意见进行了整理归纳。本来我要当面向刘帅汇报，可是因为要主持小组会，只好交代给学院秘书长余伯由和办公室主任网兴隆向刘帅转达: 问题—不“以我为主”，不信任群众，尊重组织不够;原因—迷信外国，轻视自己;迷信个人，轻视群众;迷信自己，轻视组织;性质—也是两条建军路线斗争在学院的反映。 这些意见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形成的，夸大了工作中的缺点，而所谓“性质”的说法更是错误的。 6月29日上午，毛主席再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小组长汇报。 我简要汇报了军事学院小组对学院存在“教条主义”问题的检讨，以及对刘伯承元帅提出的意见。随后我又请示，在“反教条主义”以后需要解决好教材、教员等问题。 毛主席以及一起听取汇报的彭、林、贺、陈等4位元帅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给我们作了指示:教条主义的错误是我们自己犯的，不能推之于顾问和苏联;破除迷信，总结自己丰富的作战经验作为教材，其原则是“以我为主”，参考友军，研究敌军;一个农业合作社、一个工厂在破除了迷信之后都能搞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而几百万军队也应该能搞得出自己的一套来。 毛主席在会上还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7月10日下午召开大会，刘伯承元帅抱病来到会场，作了检讨发言。大家对刘帅报以热烈的掌声，反映很好。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作了检讨发言，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作了第二次检讨发言。还有一些同志被指责犯有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批判并多次检讨。 会议期间，来自全军的140()名高级干部，学习党中央会议的榜样，利用一个星期天来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搬石头。我们从下午4点干到晚上7点半，实际工作量比上次中央委员们大得多。 7月22日，历时近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终于宣布结束。会议总结新中国成立8年来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建设作出了总决议及关于院校规划等一系列决议。 决议中夸大了我军训练和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将其定性为一条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认为:在建军新的阶段中出现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在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使一批致力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刘伯承元帅从此不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副部长李达等同志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调离军队。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刚刚起步又停滞下来。 会议根据毛主席近年来的提法，修改了我军的建军方针，提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这与原来“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提法相比，突出了我军的革命性质，却没有了“正规化”一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