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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清 西域研究 2023-10-31 12:08 发表于新疆 来源：“匈奴历史考古研究”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 关于匈奴人种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 [摘要] 关于匈奴的人种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蒙古说和突厥说各执一词。本文根据最新考古出土资料和国内外有关人类学鉴定结果，重申匈奴主体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并非夏后氏之苗裔。至于其中所含的少量蒙古人种东亚和其他类型成分以及个别的欧罗巴人种成分则可能反映了匈奴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长期的迁徙、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人种上的混血现象。 [关键词] 匈奴；人种；考古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07) 04-0048-07 在2005年召开的第七届秦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仍有历史学者大谈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果真如此?抑或如西方人所言匈奴属于深目高鼻的白种人?事实上，关于匈奴的人种题，从汉魏以来一直存在不同见解。方壮猷、黄文弼、佟柱臣、马长寿等均主张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蒙古人种，[1] 这一观点在东方学者中一直占据优势，蒙古的道尔吉苏荣和日本的白鸟库吉也都主蒙古说；[2]而林幹、岑仲勉 、冯家昇则力主匈奴属高鼻深目的突厥种(欧罗巴种)；[3]前苏联的 A. N. 伯恩施坦和美国学者 W. M. 麦高文主张突厥说。[4]这些说法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一、从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看匈奴人种 关于匈奴人的外貌特征，《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没有专门的描写，唯一涉及匈奴人外表的记载是《汉书·金日昇传》描述休屠王子金日昇说“日昇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在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壁画中， 中室北壁有一幅描绘金日昇行孝的故事图，在楼下门内有一着白衣的人物，榜题 “休屠胡”，门外侧立一着红衣人物，榜题“翁叔”，[5]为金日昇字，应是胡人形象的反映，惜因画幅小，无法辨别人物面目，但从其形象上亦未见不同于汉人的特别之处。可以佐证的是在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旁所立石刻 “马踏匈奴”中的匈奴人形象：高颧骨，细眼睛，鼻子不高，眼眶不深，头发后披，手持弓箭，是典型的蒙古人种形象。按霍去病一生与匈奴交战，与他同时代的汉代工匠对匈奴人的形象应该是熟悉的，正如马长寿先生所设问的，这些工匠“对于祁连山以及山上的怪兽尚能雕刻逼真，难道对于匈奴的特征反而不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吗”?[1] 《汉书》的作者班固还曾随大将军窦宪深入匈奴中心，直到燕然山，对匈奴人的长相不可能不清楚，但他也没有描绘其长相较之汉人的特别之处。可见，这种“特别”是不存在的。中国史家历来遵循“有异乃记”, 与中原异者记，而同者略。文献的这种缺载似乎都在暗示匈奴人的相貌没有明显不同于汉人之处。所以没有任何需要突出的、刻意的、专门描写的必要。否则，以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对蛮夷的鄙视心理，对于与汉的关系如此紧密、对汉造成如此巨大威胁的劲敌，假如他们又长着一副不同于华夏的、在汉人看来是奇特的丑陋的容貌，汉朝史家是绝对不会轻易一笔带过、放弃一个丑化他们的机会的。至少也要从其外表来证明他们“非我族类”。形貌不同就不会同心，这也是古人划分敌我的一贯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史学家的笔下，西域胡的长相是“其人皆深眼，多须将”、[6]“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7]“深目高鼻多须殚”。[8]《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9]《新唐书·黠戛斯传》说黠戛斯人 “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坚昆部落非狼种。……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晋书》和《太平御览》引赵书，晋时羯胡人孙珍患目疾，被侍中崔约挖苦说“卿目腕腕(深)， 正耐溺 (尿)中”之语 ,[10]王国维据此认为：羯为南匈奴别部之裔，故匈奴和 羯人一样属高鼻深目多须，这一观点已被马长寿否定。匈奴在扩张过程中，征服了很多部族，包括羯人之先祖，他们与匈奴主体只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未必有种族上的亲缘关系，仅凭一“别部”不能说明匈奴本部的人种状况。 匈奴西迁以后，西方史学家称其为“匈人”( Hun)，他们的笔下留下一些关于匈人体貌的记录。公元376年，匈人渡过多瑙河，进攻色雷斯，“从来未曾见过的人种，不知是从哪个角落冒出来的……他们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11]在欧洲人看来“未见过”的人种显然不是他们的同类。当时的欧洲史学家描绘匈人的相貌：男人有着 “敦实的身材，粗壮的手臂，不成比例的大脑袋”；[12]匈人首领阿提拉“身材矮小，胸部很宽，大脑袋，眼睛小而幽晦，鼻子扁平，皮肤黝黑”。[13]这正是亚洲人种的形象。据报道，在匈牙利古墓中出土千数以上的Hun人头骨，在 Masonszentjanos 发现的头骨，都属于纯蒙古人 种类型，没有欧洲人种的混杂。[14]其葬俗、墓葬结构也多类似于黄河流域、蒙古、中亚匈奴墓，也有马头、蹄或象征性马埋葬习俗，这些墓葬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仰身直肢葬。[15]。 在中外出土文物中，有一些是表现匈奴人形象的。除“马踏匈奴”石刻外，如西安客省庄M140出土的铜饰牌上的摔跤人物、[16]西岔沟出土的匈奴武士捉俘图和驾车图青铜饰牌上的人物、[17] 蒙古出土的被认为是匈奴的胡人银像[18]以及2001年西安郊区战国晚期秦人墓出土的5件鄂尔多斯式饰牌模具陶范中的一件母子相拥图匈奴人物形象。[19]后二者图像较为清晰，可以看到他们面部轮廓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宽面型，高颧骨，细眼睛，鼻子不高，眼眶不深，头发后披，与文献记载的匈奴人披发椎髻相吻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近期从日本友人那里获得东京国立博物馆印《大草原的骑马民族》图录中一条线索:[20]该馆藏一对中国北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骆驼形银饰牌，两件饰牌为方向相反的一对，纹饰完全相同：骆驼仰头张嘴屈足呈卧状，两个骆峰之间露出一披短发人物，两臂抱住驼峰作欲攀骑状。其形制、风格与技法均表现出典型的匈奴艺术特色。人物面部特征十分清晰：圆脸，面颊宽阔，小眼上挑略呈丹凤眼状，鼻子宽扁，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  关于匈奴人的发式文献多有记载。《淮南子·齐俗训》有“胡貉匈奴之国， 纵体施发，箕倨反言”；《周书·突厥传》有“突厥，其俗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汉书》记李陵入匈奴后随俗也作披发椎髻，与出土饰牌中的匈奴人形象吻合。史书中也有关于匈奴、拓跋鲜卑发式为“索头”的记载。元胡三省注:“索头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文帝遗赠冒顿单于“比余”，颜师古注“辫发之饰也，以金为之”，间接地说明匈奴人是有辫发的。五世纪末希腊史学家措西莫斯《新历史》中说匈人头蓬乱或扎成辫子，并将一部分头发剃掉。东罗马史家Priscus记述阿提拉时代的匈奴贵族在葬礼上“男人们剪下自己的辫子”。[21]在蒙古国诺音乌拉匈奴墓中多有出土发辫及分缕发束实物。如M1出土有21条装在绸布口袋中的头发;M6出土85条；[22]“康德拉梯也夫墓葬”中发现装在锦囊中的8缕头发，[23]一说为14条;[24]另一墓中出有粗细不一的17条黑色发辫，缚以红绳，一般以为是妇女的发辫。[25]科兹洛夫也说墓中“女有辫者髻者”。[26]德列斯图依M10死者右肩上有一条发辫，该墓主人为女性，[23]M33头骨下有 两边分开的头发。[23]这些匈奴墓出土的黑色发束和发辫也从侧面证实了其蒙古人种的特征。匈奴人的披发和辫发中又有部分可能是为了盘发结髻的。如内蒙古凤凰山汉墓M1壁画中的两鬓垂发人物及包头一带汉墓发现的两鬓垂发头顶结髻的胡人俑，在包头召湾M63：22、M63：23、M84：5 ,[24]召潭M3：5，[24]观音庙M24、M2：6、M3: 2、M3 :4 ,[24]下窝尔吐壕M3：1[24]以及西壕口[24]、孟家梁[25]汉墓中均有这种发式独特的男女俑。其两鬓各有一缕黑发下垂(釉陶则发施黑釉)，头顶盘发成一髻居中或偏向右前方，脑后 垂发。这些出有胡人俑的墓地往往发现一些与匈奴相关的墓葬习俗，如以马牛羊的头蹄和骆驼骨架等为殉牲；零星出土一些与一般汉墓风格迥异的随葬品———鹿羊虎等动物金箔、桦树皮器、骨筷子、骨鸣镝、带有华丽的枝状角的鹿形器等，一些墓主颈部还发现铁项圈等，这是匈奴流行的随葬品和饰物；在张龙圪旦出土的画像砖上绘二马相对奔驰状，风格粗犷，颇具匈奴动物纹青铜饰牌的风格，点滴流露出匈奴遗风，出土地点在历史上均与匈奴活动密切相关。笔者曾著文考证其或反映的就是汉代生活在这里的匈奴人及其后裔的形象。[26]而所有这些人物形象几乎无一例外的具有相同的蒙古人种面部特征，他们区别于汉人的仅仅是衣着装饰和发型的不同。  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发辫和毛织挂毯上的人物形象 当然，对于相同的考古资料也存在不同的解释，一些出土资料被用来证明匈奴人属于欧罗巴人种。如林幹根据诺音乌拉25号匈奴墓出土的一幅刺绣人像有浓密的胡须，虽然眼珠绣成黑色但瞳孔的边线却用蓝线绣成，故认为匈奴人是蓝眼多须的突厥种。道尔吉苏荣则认为仅在瞳孔边缘加一圈蓝线而不是蓝色瞳孔，是为突出眼神的锐利。事实上，诺音乌拉匈奴贵族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很多是外来的，除来自中国外，还有来自罗马、波斯的，这件文物很可能是来自西方的作品，非匈奴人形象。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联盟，其中一些被征服的部落中存在其他人种因素也是为文献资料证实的事实，而且人类学鉴定的结果也证明了匈奴人种多源复杂的特点。即使出现个别非匈奴人形象也是合理的 ，但他们仅代表匈奴别部的人种成分。 学者们还考察比较了历史上曾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匈奴、突厥和蒙古民族的墓葬结构和葬俗，发现匈奴人往往把墓地选择在宽广的林中草地，周围有高地 、河流、湖泊，向南是道路。墓葬一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向，头朝北，石砌墓壁，普遍使用木质棺和盖，流行用马、牛、羊的头蹄殉葬。而古代突厥墓在内部构造、位置和死者的头向均区别于匈奴。在突厥墓葬中，盛行用整匹马殉葬。中世纪蒙古居民的墓葬材料则较多地反映出与匈奴的相似性，20世纪 50年代以来在蒙古境内发掘的11-15世纪蒙古时期墓葬多具有与匈奴墓葬一致的特点：地理环境和墓葬位 置相似；墓葬结构相似(圆形石堆，竖穴，一般南北向，有木棺或木椁)；葬式相似(仰身直肢，头朝北，极少朝东)；出土随葬品也有相似的，如铁器、刀、木梳、铜镜、耳环、玻璃项链、铜扣及骨镞，蒙古时期墓葬也像匈奴墓一样出土较多的骨角器。加之匈奴与蒙古时期墓葬人骨鉴定均属于北亚类型蒙古人种，近期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都倾向于认为：匈奴和东胡部落起源于同宗，在风俗和语言方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共同的祖先是原始蒙古人。[26]认为他们相同的墓葬结构和葬俗最牢固地保存了族源特征。 二 、从人类学研究看匈奴人种 20 世纪以来人类学者对不同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进行了人骨鉴定。杜门对蒙古各地匈奴墓葬出土的38个头骨[27]材料分析研究的结论是：从其平均值可以判定匈奴时期的综合的颅骨系列在人种上属于蒙古人种北部亚洲类型。他认 为蒙古和外贝加尔匈奴人的人类学类型一致，但外贝加尔的匈奴面部比蒙古匈奴的稍高。[27]此外，对诺音乌拉匈奴墓的一具女性颅骨和一具男性颅骨的人类学鉴定结果表明，他们皆为北亚蒙古人种(或称古西伯利亚类型)。[28]这应该是代表匈奴主体民族的人种类型。鲁金科在1962年出版的《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 一书中引用了诺音乌拉人与其他种族的毛发横剖面的组织学鉴定结论：从头发的厚度看布里亚特人、蒙古—喀尔喀人、阿尔泰人和诺音乌拉人比较接近：头发形状的指数依次为：诺音乌拉79.7 ；蒙古—喀尔喀77.7；朝鲜76.4；布里亚特75.8；阿尔泰75.0；芬兰—乌戈尔70.6 ；斯拉 64.1。诺音乌拉匈奴人的发形指数与蒙古人最接近。 20世纪60年代，格赫曼对伊沃尔加匈奴墓地发现的部分头骨进行了研究，提出伊沃尔加居民可分出在铜石并用时代就生活在当地的土著居民、与诺音乌拉墓地相似的匈奴和中国北方居民三个群体。[29]达维多娃也持同样的意见。[30]杰别茨、格赫曼、马莫诺娃等把外贝加尔匈奴墓地的头骨归入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31] 2000年，由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和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发掘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南的莫林·托勒盖匈奴墓，经韩国人类学家鉴定，墓主为30岁左右女性，身高约1.5米，体貌与现代蒙古人接近。[32] 尽管在匈奴主体民族属于蒙古人种这一问题上没有疑义，但关于匈奴民族的来源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解释。就目前材料看。匈奴人的起源与石板墓文化居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杜门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将匈奴的颅骨测量数据与青铜时代居民的相关数据做了比较，认为蒙古中部石板墓文化居民在主要种族特征上十分接近匈奴，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眼眶的高度和鼻颧角的尺寸上。道尔吉苏荣等都认为匈奴与蒙古中部地区的石板墓文化居民有亲缘关系。而鲁金科的研究结论表明：蒙古东部石板墓中的头骨在面部比例上与匈奴头骨有较大差别。在《匈奴文化与诺音乌拉巨冢》一书中指出匈奴文化与前期的方形墓(石板墓) 文化有本质的区别，二者的体质构成也有本质的区别。看来，来自不同地区的石板墓人类学标本对于研究其与匈奴人的关系的影响颇为不同。似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匈奴人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具有更多的联系，而与蒙古东部的石板墓(有学者认为东部石板墓可能是东胡文化遗存)居民在血缘上差别较大，这或许就是匈奴和东胡两个不同政权建立的基础。人类学家杰别茨根据外贝加尔地区新石器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的头型变化规律，推断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并非本地区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是外来的。外贝加尔地区早期汉代匈奴的文化特征、葬俗也表现出不同于当地石板墓的特点，匈奴并非起源于当地的石板墓文化。由此，排除了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居民是匈奴主体民族的直系祖先的可能。格赫曼进一步论证了外贝加尔匈奴是外来的移民，与本地区前期的石板墓居民没有渊源关系，指出本地区石板墓居民的颅骨面型属于低面型，随着匈奴的到来才出现了高面型的特征。由此推断高面型或许是“原匈奴”的特征之一。之所以后来的外贝加尔匈奴的面型高度反而超过了蒙古地区匈奴，可能与来自鄂尔多斯居民的人种成分有关，外贝加尔匈奴墓确实存在较多的中国北方部落以及汉文化因素和丧葬习俗。 与此同时，人种学鉴定也反映出匈奴人种绝非单一。在伊沃尔加墓地有一例欧罗巴人种，在蒙古那依玛·托勒盖匈奴墓地也发现三个头骨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血的特征，[33]反映了匈奴对其他民族的征服以及长期的迁徙、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人种上的混血现象，但它无法动摇匈奴本体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结论。 中国境内匈奴人种学的研究对于匈奴起源问题的探讨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据文献记载，战国晚期，“匈奴”最初的出现就是活动在中国的北方草原地区，早期匈奴的政治中心一度就在中国的长城地带。匈奴分裂后，南匈奴归附汉朝，驻牧于北方诸郡。因此中国境内匈奴人骨的鉴别及其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匈奴的比较研究将为研究匈奴本体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提供佐证和评判，并为揭开南、北匈奴是否存在人种上的差异打开一扇门。 人类学家对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杭锦旗桃红巴拉、凉城崞县窑子、包头西园等墓葬所出头骨进行了鉴定。桃红巴拉居民具有偏阔的中鼻型 、低眶型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34]显示出北亚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崞县窑子8个颅骨的主要特征属于北亚蒙古人种，具有偏短、偏阔的正颅型，中等偏狭的面型，偏低的中眶型和较狭的鼻型以及较大的上面部扁平度。[35]鉴定结果证明，在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当中，他们的面型是相当高的，这一现象与遥远的外贝加尔地区匈奴相合，不能不说是颇耐人寻味的。[34]这使我们不得不揣测，在征服外贝加尔的匈奴军队中，也许此前早已有来自中国北方人群的基因融入。呼尼河畔和伊沃尔加墓地发现的近似鄂尔多斯地区传统的无葬具竖穴土坑墓就是一个例证。这再一次表明，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联盟的早期成员之一 ，原匈奴人最初的扩张是从南部阴山和鄂尔多斯地区开始的。 中国境内部分汉代匈奴墓葬也被做了人种鉴定，陕西神木大保当墓地是东汉初期至中晚期降汉的匈奴人墓葬，鉴定结果是：整体上与蒙古人 种北亚类型明显接近；[36]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区M1墓主头骨特征与北亚蒙古人种相似，但包含某些接近东亚类型的特征。[28]后者为东汉晚期墓，显示出南匈奴长期与汉族接触而产生的混血现象，该墓在形制和葬俗上已经与当地汉墓完全相同，但人种的演化相对要慢得多，故仍保持着与出土印章“汉匈奴归义亲汉长”一致的“北亚 蒙古人种”特征。由此推断，匈奴主体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是没有问题的，南、北匈奴之间也不存在人种上的根本差别。人种的变异和民族结构的复杂性是在匈奴向四方征服和迁移的过程中，逐渐混杂和融合外族成分而产生的。 然而总体上，中国北方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部落主体成分还是属于蒙古人种东亚(古华北)类型，与北亚类型的匈奴人种有差别。在凉城县毛庆沟和饮牛沟墓地分布有葬俗、葬式以及随葬品组合不同的两类墓葬，一类属北方草原文化系统，另一类则与中原地区农业民族完全一致。潘其风指出毛庆沟墓地居民的颅面部特征主要接近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仅“较宽的头宽、颅型偏短以及大的面部扁平度等特征上可能比较接近北亚类型的性状”。朱泓的研究也表明代表草原文化系统的A组人骨具有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颇为近似的特征， 但在相当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以及平颌型等特点上接近于北亚蒙古人种。[35]他们显然不是匈奴本体民族，但又与后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对匈奴人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在人种上也有一定程度的混血。那么毛庆沟、饮牛沟A组中北亚人种的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呢?潘其风对朱开沟文化的人骨进行了鉴定，指出:“朱开沟遗址古居民的体质特征属单一的蒙古人种，并与东亚蒙古人种最接近，同时也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37]与邻近的凉城县毛庆沟居民最近似，“也许反映了东周时期，凉城地区的古代居民中存在有朱开沟文化古代居民的后裔”。[37]也就是说鄂尔多斯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以前的基本人种属于东亚人种，到青铜时代之初开始融入北亚人种血统，到春秋晚期前后，北亚人种大规模南下，西园、桃红巴拉、崞县窑子都显示出较强烈的北亚人种基因。这些北亚人种族团中的一部分继续南下融合于以东亚人种为主的原住民之中，比如毛庆沟、饮牛沟；而另一部分则较大程度上保持了民族传统，并从当地较为先进的半农半牧人群中汲取了充分的文化养分，最终以中国文献中所称的“匈奴”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北部边缘。他们在这里与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居民长期杂处，文化和血缘上的混合势在必然。这正是我们 看到的后来的匈奴人的特点，他们有着传统的石板墓葬俗和北亚蒙古人种的血统，但他们的文化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鄂尔多斯文化冲击和影响下兼容并蓄的新文化。 三、小结 综上可以认定匈奴人属于大蒙古人种这一点 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与中原华夏民族并不是同宗共祖。匈奴主体民族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蒙古人种(即北亚类型)，与东亚类型蒙古人种(华北类型)为主体的汉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说匈奴人是“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遗传学上没有任何联系。而过去一些学者从文献和个别词汇以及单个文物所推论出的匈奴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观点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所提供的论据在大量考古出土实物和科学的人类学鉴定结果面前显得十分薄弱。即使退一步讲匈奴人后来吸收了外族血统，融合了华夏血统和欧罗巴人种成分，但在短期内改变人种基因在遗传学上仍然是不能成立的。 匈奴人在体质特征上与蒙古人很接近。但是，人种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蒙古人种和蒙古民族不是一回事。识别民族一般是以共同的地域 、语言、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为依据，着重考察人群的社会文化属性；划分种族则侧重于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如肤色、眼睛的色素和形态结构、发色，以及颅形、面形、鼻形、唇和血型及其他遗传学特征。相同人种不一定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对于特定的人群，二者之间又必然存在内在的联系。在人种形成过程中，地理环境起着重要作用，人种的地理分布相对固定，而民族的形成和认同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说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并不是说匈奴人就是蒙古人的祖先。要证明这一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语言学的、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比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丧葬习俗的比较等。目前的考古研究，只能说明石板墓文化居民可能是匈奴和东胡的共同起源，似乎蒙古高原中部地区的石板墓居民在血缘上与匈奴关系更 为密切，而蒙古东部的石板墓文化居民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血缘关系上都可能与东胡民族有更多的联系，而与匈奴差别较大，这或许为区别匈奴和东胡文化起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参考文献： [1]方壮猷.匈奴语言考[J].国学论衡.1930.(2)第2号.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J].边政公论.1943.第二卷第3、4、5 合期.佟柱臣.匈奴西迁于欧洲民族之移动[J].学艺.1943,(2).马长寿.北狄与匈奴[M].北京：三联出版社，1962。 [2]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J].科学院学术研究的成就.1956(1),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出版.白鸟库吉.蒙古民族起源[J].史学杂志.1923,(18). 何健民.匈奴民族考[M].上海中华书局,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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