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弩之末：古德里安对于莫斯科会战前夕的回忆

本文摘自[德]海因茨·古德里安著，小小冰人译，《闪击英雄》

12月2日，第3、第4装甲师及大德意志步兵团一举突破敌军前沿阵地。这场进攻完全出乎敌人意料。12月3日，我们冒着暴雪和狂风继续进攻。各条道路冻结，部队的运动越来越艰难。第4装甲师炸毁了图拉—莫斯科铁路线，还缴获6门火炮，最终到达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但部队的兵力和油料也已耗尽。俄国人退往北面。形势依然紧张。

12月4日的侦察结果表明，我们沿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前进的突击楔子，南北两面都有强大的敌军。第3装甲师在图拉东面的林地激战。当日的进展很慢。

影响图拉总体局势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第43军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力完成对图拉的合围，与该城北面的第4装甲师会合；二是第4集团军的进攻能否给敌人施加足够的压力，阻止他们朝图拉方向转移兵力。

12月3日，我赶往格里亚兹诺沃的第43军，打算亲自了解该军目前的实力。12月4日一早，我驱车来到第31步兵师指挥所，又从那里赶往第17步兵团和该团辖内第3猎兵营，这是我的老部队，我当初就是在这群戈斯拉尔猎兵中成长起来的，1920—1922年我指挥过第11连。我与几位连长详谈了一番，提出个严肃的问题：部队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力完成即将到来的任务。几名军官明确表述了他们面临的种种困难，但对攻击力的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我们能把敌人逐出阵地！”第43军辖内其他部队，是否和我这些戈斯拉尔猎兵一样斗志昂扬，这一点无法确定。但第3猎兵营给我留下的印象，让我大胆地决定再次发动进攻。

正在雪地里前进的德军坦克纵队

雪堆和冰冻的山坡让返程之旅显得无比漫长，而且险象环生。我乘坐的指挥坦克最终翻落峡谷，因侵蚀作用形成的此类峡谷在这片沃土上很常见。黑黢黢的夜里，根本没办法把坦克弄出来。幸运的是，我在另一道斜坡遇到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车，他们连夜把我送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12月4日，第43军做好了进攻准备，施特默尔曼将军指挥第296步兵师，继续朝图拉方向艰难推进。他们当日没有发动进攻，气温已降到零下35摄氏度。空中侦察报告，大批敌军从卡希拉向南而来。红军强大的战斗机力量阻止了我方飞机展开更密切的侦察。

12月5日，第43军企图发动进攻，但只有第31步兵师取得些许战果，余部毫无进展。第296步兵师天黑后才到达乌帕河，累得筋疲力尽，我亲自去视察了他们的一个团。俄国人投入坦克，在韦尼奥夫东北方进攻第29摩托化步兵师。第24装甲军位于图拉北面的部队，翼侧和身后遭受威胁，再加上零下50摄氏度的酷寒导致该军辖内部队几乎彻底丧失机动性，我现在不得不考虑，继续进攻是否还值得。我部继续进攻的前提，是第4集团军也投入进攻，而且要取得战果，可情况并非如此，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第4集团军攻往奥卡河的突击力量只有两个连，执行完任务又退回出发阵地。这场行动对第43军当面之敌毫无影响。第4集团军已转入防御！

鉴于翼侧和后方遭受威胁，以及天寒地冻导致部队丧失机动性，12月5—6日夜间，我决定停止这场孤立无援的行动，把先遣部队撤到顿河上游—沙特河—乌帕河一线转入防御，这是我在战争期间首次做出停止进攻的决定，也是迄今为止最难定下的决心。参谋长利本施泰因和资深军长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都赞同我的决定，可我还是情绪低落。

当晚我打电话给冯·博克元帅，向他汇报了这项决定。他马上问道：“您的指挥所到底在哪里？”他大概以为我待在远离前线的奥廖尔，但装甲兵将领绝不会犯这种错误。为准确判断态势和部队的作战表现，我离战场和前线官兵非常近。

陷入困境的不仅仅是我的第2装甲集团军。12月5—6日夜间，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4装甲集群，以及赖因哈特将军位于莫斯科北面、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35公里的第3装甲集群，都被迫停止进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前进，夺取近在咫尺的目标。第9集团军作战地域，红军甚至在加里宁两侧发起反突击。

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失败了，部队的英勇牺牲和努力付诸东流。我们遭遇惨败，接下来几周，最高统帅部固执己见，使我们的灾难雪上加霜。尽管我们提交了各种报告，可OKW和OKH人员远在东普鲁士，对我方部队在冬季战争中的真实处境一无所知，正是这种无知，促使他们不断对部队提出完全不切实际的要求。

把部队及时撤入地形有利、预有防御的阵地，似乎是恢复、巩固态势，坚持到来年春季的最佳办法，而且能最大限度地保全实力。第2装甲集团军作战地域，我们10月份部分扩建了祖沙河—奥卡河阵地，那里很适合我们转入防御。可希特勒恰恰不想这么做。除了他的固执己见，外交政策是否对这些日子的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我无法确定。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关系，因为日本12月8日参战，为响应日本的行动，德国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

在雪地中发动反击的苏军步兵

我们这些军人当时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了，可日本却没有对苏联宣战。正因为如此，红军继续从远东抽调兵力，用于对付德国军队。一列列火车把新锐部队运到我们当面，速度之快前所未见。德国奇怪的政策没能缓解前线的压力，反而增添了无法忽略的重负，受罪的是我们这些前线将士。

战争现在终于发展成“总体战”。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充分发挥经济和军事潜力，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及其弱小的盟友。

我们把话题拉回图拉战场。接下来几天，第24装甲军按计划与敌人顺利脱离接触，第53军遭到敌人从卡希拉方向施加的强大压力，第47装甲军作战地域，红军12月7—8日夜间突袭米哈伊洛夫，一举夺回该城，还给第10摩托化步兵师造成严重损失。位于我们右侧的第2集团军，当日丢失了叶列茨；敌人攻往利夫内，还加强了叶夫列莫夫前方的兵力。

我在12月8日的信里谈到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面对可悲的事实，最高统帅部好高骛远，不愿相信部队战斗力下降的报告，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没有为严酷的冬季做好准备，现在被俄国零下35摄氏度的酷寒搞得手忙脚乱。部队的兵力已不足以执行攻占莫斯科的任务，因此，12月5日傍晚，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中止已然无望的交战，撤到预先选定、相对较短的防线，希望能以剩余的兵力守住这道防线。俄国人紧追不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防范各种意外。我们的损失很大，病患和冻伤减员尤为严重，尽管部分伤病员过段时间有望归队，可眼下的情况实在让人沮丧。严寒对车辆和火炮造成的破坏，远远超出我们最担心的情况。作为应急措施，我们使用了俄罗斯矮种马拖曳的雪橇，但效力很低。幸亏我们手头还有些性能出色的坦克，这些战车目前仍能使用，可它们在酷寒气温下能用多久，只有天知道了。

严酷的冬季环境使得德军的战斗力大打折扣

我们的灾难始于罗斯托夫，这是个不祥之兆，尽管如此，那里的进攻仍在继续。我11月23日飞赴集团军群司令部，此行毫无结果，上级也没说明后续作战企图，我满心疑惑地回来了。位于我北侧的友邻部队土崩瓦解，南侧的友军也耗尽了战斗力，所以我最后别无选择，因为仅凭我的兵力无法扭转整个东线的颓势，更何况是在零下35摄氏度的酷寒下。

我请巴尔克把我们目前的状况告知陆军总司令，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转达了我的意见。

里希特霍芬昨天来看我。我们长谈了一番，发现我们对总体局势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后来又在同一个房间会晤了施密特将军，他指挥我右侧的集团军。他也赞同我的观点。看来，吾道不孤，可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看法……

我怎么也不相信，近乎辉煌的战争局势会在短短两个月内逆转……要是我们及时定下决心，停止进攻，在适当的防线转入防御安然过冬，就不会发生任何危机。接下来几个月，一切都是问号……我担心的不是我个人，而是全体将士和德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