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平等何以影响现代公共产品供给？

编者按

 以往关于历史制度对当代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的研究认为，历史制度造就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将降低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但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印度这一贫穷国家分配政治的考察，发现结论并不尽然——虽然不平等可能对整个社会不利，但是对于特定地区而言，不平等似乎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揭示这一事实，作者着眼于印度的两种不平等制度，即土地所有制和种姓制度，在提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印度北方邦的阿拉格地区为例，对历史制度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当经济和地位不平等将精英与地区以外的决策者联系起来时，这种不平等就会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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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Alexander Lee，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家能力、身份政治和官僚政治。

 文章来源 

Lee, A.(2023). Historical Inequality at the Grassroots: Local Public Goods in an Indian District, 1905–2011.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期刊介绍

《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创刊于1968年，一年共出版14期，该刊主要关注跨国和国内层面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聚焦理论创新和比较方法创新。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显示，其2022年的影响因子为5.0，在187种政治科学类期刊中位列第10位（10/187），五年影响因子为5.7。

文章内容导读

一、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研究历史制度长期影响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文献呈爆发式增长，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持续性制度安排，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扩大了经济不平等或赋予精英群体以权力。不少研究发现，社会不平等越高，则公共产品供给水平越低（Acemoglue tal.，2014），并认为这种不平等会削弱地方集体行动，降低再分配为公共产品提供资金的潜力。那么为什么精英们要支付不成比例的成本来投资那些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损害其社会地位的公共产品呢？

一种理论逻辑认为，强大的地方精英可以游说地方以外的精英为本地区的公共产品提供资金，或者他们可能在本社区有一定的私人投资，这样就能克服搭便车的动机（Olson，1971）。如果这种游说效应主导了集体行动效应，那么地位和土地的不平等程度越高，地方层面的公共产品供应水平就越高（Baldwin，2019）。在精英们实际生活的社区，该效应应该最为明显，因为在这些社区，精英可以利用公共产品改善人力资本，并作为社区的“游说先锋”获得声望租金（Tsai，2007）。

鉴于印度根深蒂固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本文着眼于体现经济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和体现社会不平等的种姓制度，探究历史制度造就的不平等如何影响现代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本文在提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印度北方邦的阿拉格地区为例，对历史制度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常住殖民地主和高种姓群体的存在对当地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存在正相关影响，其中高种姓的影响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二、 理论框架

1. 贫穷国家的分配政治

也许政治冲突的根源是国家应该如何分配资源，例如分配给个人的工作、养老金，以及分配给地理社区的学校、道路和电力等资源。后者通常被称为“地方公共产品”，由于预算的限制，只有部分社区可以获得这些地方公共产品。在多数情况下，资源分配要依循公开宣布的“程序性”标准。然而，对于哪些社区将获得转移支付，官僚或政客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会在正式的分配项目中体现出一定的地理偏好。

对于地理偏好存在两种解释：其一为主观偏好，由于家庭、友谊或种族关系，决策者自身可能会对某些社区产生情感偏好（Kramon，2013）。其二为社区游说，在民主社会中，社区能够奖励支持自己的政治家，惩罚不向社区分配资源的政治家，促使政治家利用资源分配来建立获胜联盟（Stokesetal.，2013）。

但是游说政客的“社区”并不是单一的行动者，且“地方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也需要社区进行集体行动，那么社区如何克服集体行动的问题呢？首先，它们必须就共同目标达成一致，并利用社区制裁来克服搭便车的动机。但不平等使公民的利益彼此不同，导致制裁更加困难，从而降低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因此许多现有的理论都支持这样一种说法：地方精英的存在减少了公共产品的分配。

2. 精英真的有帮助吗？

集体行动是游说政治家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如果公共产品的单位价值相对于游说的成本而言足够高，那么社区内的一个小团体，甚至一个人，就会有动力去主动代表本社区进行游说。这种集体行动的不对称激励是奥尔森（1971）“少数剥削多数”理论的基础。现有的一些研究发现，优势族群成员、传统酋长和大地主的存在与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供给有关。公民可以通过给予成功的“游说先锋”以“道德地位”或其他的声望租金，进一步鼓励精英在集体行动中发挥不成比例的作用（Tsai，2007）。此外，精英的教育水平高，社交网络广泛，其游说能力比穷人集体更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精英的这些积极影响应局限于对其存在经济利益的社区，尤其是那些方便他们从公共产品中获得一些个人利益的社区。

3. 印度农村的分配政治：土地所有制

土地所有制被认为塑造了现代印度的发展轨迹，研究发现，以地主为中心的地区，其国家能力、公共产品供应和经济活动水平较低（Banerjee&Iyer，2005）。土地所有制赋予地主权力，造成了更大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和对公共产品的异质需求，导致了经济再分配方面的破坏性，从而抑制了合作。但地主自身游说国家的能力可能更强。他们不仅有时间和金钱进行游说，而且由于与决策者有着相似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他们比一大群农民能更有效地影响决策者。地主游说的动机来自于从公共物品供给中可能获得的个人利益，如用乡村公路推销他们的公共产品等。此外，开明的地主可能会从中获得社会政治声望，或者相信公共物品会促进村庄的经济，从而提高其资产价值。

不过所有这些激励措施只有在地主本人是社区或村里的居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若非如此，地主并不会从公共产品中受益，甚至可能倾向于减少产品供给，以维持其经济垄断（Andersonetal.，2015）。因此本文认为，有大量地主居住的地区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供应。

4. 印度农村的分配政治：种姓制度

种族制度是一种地位的“排名”系统，这种不平等极易遭致不满，从而抑制集体合作。研究表明，“统治种姓”的决策者可能倾向于避免分配。因为从长远来看，分配利益将削弱其政治地位和庇护-依赖模式（Andersone tal.，2015）。不过，来自高种姓的决策者可能倾向于只提供自己群体喜欢的公共产品（Chaudhary，2009），从而可能提高本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与土地制度一样，身份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聚集水平上有所不同（Gerringe tal.，2015）。虽然高地位种姓的分布不均，但本文认为在某一地区内，高种姓人口较多的地方应该有更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供应。

5. 时间中的分配政治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度农村的政治竞争规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殖民时期，通过有限选举，地方权力由少数殖民官员和少数地方和省立法机构分享。印度独立后，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仍然是富有的高种姓。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高种姓“经纪人”和政治家的权力开始缓慢下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资深政治家都来自传统上地位较低的群体，这一现象被称为“无声的革命”。在这些政治制度下，上一节讨论的模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一个主要由高种姓居住的社区为例，在殖民时期和国大党时期，当高种姓成员主导官僚机构和民选办公室时，由于决策者受到游说、种族偏好等影响，该群体可能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获得公共产品。然而，1990年以后，随着低种姓群体获得政治权力，高种姓群体将丧失这种优势。

三、案例选取

由于阿拉格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特征在整个北方邦较为典型，因此本文拟以阿拉格地区为例，构建公共产品与土地所有权、种姓等变量之间的横截面模型，探究历史制度与当代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关系。

1. 阿格拉区

阿格拉区位于印度北方邦的亚穆纳河流域，自16世纪以来就存在某种形式的行政区域。本文重点关注其1881年至1989年之间存在的地区边界，包括自1989年以来属Firozabad管辖的部分地区。同时关注1891年具有村庄地位且人口超过30人的地区，从而排除了分区总部的城镇以及一些人烟稀少的村庄。

北方邦独立后的政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47年到1989年，该邦由国大党控制，而国大党又由少数高种姓政客控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大党受到其他政党的挑战，这些政党通常由低种姓的政客领导。自1989年以来，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形成四个主要政党和许多较小的政党的竞争格局，联盟不断分化组合，选举结果也极其接近。

2. 身份团体

阿格拉地区的种姓群体（jatis）在整个印度北部比较典型。总的来说，种姓分布高度分散。除了查玛尔（Chamars），最大的种姓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如婆罗门（Brahmins），拉杰普特人（Rajputs）和贾特人（Jats）。这三个群体在殖民时期都拥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分别为26.1%、24.5%和7.5%），其他两个小的商业或文士种姓（Banias和Kayasths）则各有19.1%。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这些种姓群体垄断了经济和政治权力。本文将拉杰普特人、婆罗门人、贾特人、卡亚什人和巴尼亚斯人（Banias）称为“高种姓”，以反映地位差异。

阿格拉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种姓群体，在历史上都被认为是“低种姓”，在殖民时期都不到人口的6%，并在历史上被殖民土地所有制边缘化。自独立以来，尽管印度实行了普选权并对以前的贱民种姓实行配额制，但低种姓群体的政治代表性仍然不足。

3. 土地所有制

在殖民时期，殖民国家在印度的不同地区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在阿格拉实施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单一地主承担税收责任，并偶尔进行重新评税的制度（称临时“zamindar”），另一种是由村社共同承担税收责任的制度。

阿格拉地区的大多数村庄实行以村庄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在这些村庄中，地主的数量都很多，平均每个村庄有几十个地主，有些村庄有几百个地主，这些地主往往来自同一个种姓。大多数情况下，最初的地主是某个种姓（一般是高种姓）的成员，他们建立村庄，将土地分给自己和继承人。由于这些村庄的平均土地面积较小，地主一般亲自耕种，但也经常有亲戚或雇工帮忙。

四、 数据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一方面来自于印度每十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另一方面来自于地名词典——见于印度自1905年开始发行的《联合各省公报》和补充资料。公共产品上，本文重点关注私人难以提供、时间跨度大且定义未随时间改变的产品，如学校、电力、邮局等。由于地名词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范围狭窄，因而本文对殖民时期的公共产品分析只集中在邮局和小学。

2. 数据：种姓与土地所有权

本文用于分析土地所有权和种姓的档案源于1929年至1930年最后一次殖民土地定居的记录。本文根据按种姓和土地所有制所细分的村庄耕地面积，计算出地主数量不足5人的土地占有百分比、地主缺位和地主常住的村庄数量，并将那些占有80%以上耕地但地主数不足5人的村庄都归类为“小团体地主”或“zamindari”所有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本文计算出了一套二元指标，用于衡量一个村庄是否有超过25%的人口来自五个高种姓。此外，根据档案数据，本文还进行了一些补充测试，用以确定高种姓是否是最大的土地占有群体。

3. 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趋势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有了显著改善，到2011年，小学、电力、道路和灌溉已经基本普及。图2显示了1924年、1991年和2011年小学和中学的分布情况。1924年至1991年间，小学进行了大规模扩建。1991至2011年间，中学的扩建和公共产品供应也普遍增加。

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趋势也不同。自殖民时期以来，小学一直在增加，甚至达到每个村庄至少一所小学的标准。邮局在殖民时期有所增加，但在21世纪停滞不前。在1971年之前，农村地区几乎没有高中、初中和电力供应，但后来变得非常普遍。

（图2 阿拉格区的学校分布情况）

五、模型与分析

1. 模型

本文最初采用了横截面模型，结果表明公共产品与土地所有权、种姓等变量之间存在朴素相关性。考虑到村庄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本文的所有模型中都包含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并以逆欧几里得距离加权。同样，考虑到区固定效应，本文的所有模型中还包括了与阿格拉市和分区总部所在地的欧几里得距离以及分区固定效应。除空间变量外，本文的基本模型还控制了1891年的对数人口以及该地区土壤类型的虚拟变量。因此，横截面模型的估计方程为：

其中，PublicGood_v是衡量一个村庄是否拥有特定公共产品的二元指标，Zv是控制向量，X_vy是理论推定的历史和种姓因素。标准误采用Colella等人（2019年）开发的任意聚类程序，使用线性距离和10千米切点对空间自相关性进行调整。为了估算单位内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本文的一些补充测试使用了动态面板模型。

为估计各个村庄公共产品供应的平均预测指标，本文使用了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其中“失败”是指创造新的公共产品。生存模型中，在初始失败后，即使后来提供了公共产品，也会放弃先前的观察结果。如果村庄v的协变量值是一个向量X_v=X_v1905，...X_v2011，那么
是t时刻村庄v的风险函数。该风险函数仅估计协变量的影响。本文还使用了Breslow方法用于处理绑定故障问题。为了减少未观测到的空间差异，本文还建构了一些补充模型对相邻村庄进行了比较。

2. 横截面模型结果：土地占有情况

图3显示了2011年、1991年和1924年公共物品供给的一系列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结果表明，不平等的殖民地土地占有模式与当代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总体上呈正相关。在生存模型中，土地所有权对获得公共产品的危险率的影响总体上也接近于零（表A.10，面板A）。

（图3 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和公共产品）

图4显示了交互模型的结果。在地主缺位率高的村庄，土地所有制的影响（系数之和）接近于零。然而，在大多数殖民地主为居民的村庄，1991年和2011年小集团地主制对公共产品供给的估计效应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在少数地主居住的村庄的，其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对较高（高出0.33至0.55个标准差），而没有地主居住的村庄与居住着4个以上地主的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几乎相同。

（图4 殖民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缺位 率和公共产品）

3. 横截面模型结果：种姓群体

模型结果显示，总体而言，高种姓的存在对风险模型中的生存率没有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如图5所示。1991年，高种姓人口与公共产品之间存在正相关且具有统计学意义，高种姓村庄的综合指数得分比其他村庄高0.16个标准差。然而，到2011年，这种影响基本上为零。

（图5 高种姓与公共产品）

图6显示了小学和邮局的供应水平。在殖民时期，所有村庄的公共产品供应水平都很低，但在独立后，高种姓村庄的公共产品供应激增。不过1971年后，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了。可见虽然“较高”的种姓地位似乎确实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相关，但其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图6 按种姓类别分列的公共产品供给趋势)

六、作用机制

1. 为什么结果不同于现有发现？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殖民地主和高种姓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有条件的积极影响，而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历史不平等对公共产品供给有负面影响，两者的差距源于不同的分析单位。一般认为，同一地区的村庄以及邻近的村庄，在环境、文化和制度经验等各种衡量标准上比较相似，但印度各邦在这些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一些可能与土地所有制的发生率有关。本文的分析单位为地区，一旦使用州固定效应，或者专注于北方邦内部的比较时，变量之间相关性就消失了。因此，虽然土地所有制可以解释州际差异，但不能解释州内差异。

2. 为什么不平等的影响会随时间变化？

如前所述，若高种姓在北方邦的政治和官僚机构占比过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群体聚居的地区应该倾向于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北方邦政治代表的性质和程度发生了变化，高种姓的权力被削弱，其在州一级的精英中代表性降低，关于公共产品供给的游说影响则随之削弱。不过，传统农村精英是否有能力保持政治影响力，以及他们是否愿意利用这种影响力，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3. 为什么不平等的影响会有持久性？

对于本文所探讨的两个自变量之一——高种姓的存在而言，持续机制相对简单，因为在移民、死亡率和生育率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村庄的种姓分布可能会延续至今，以往高种姓人口相对较多的村庄在今天依旧很多。另一方面，在独立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正式废除，其部分土地被重新分配。那些幸存下来的地主有强烈的动机通过为本地区提供公共产品来赢得当地的政治支持。这类地主政治家也必须参与裙带政治来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Skoda&Bag，2018）。然而，并非每个地主都能适应政治世界的风风雨雨，因此地主政治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这导致其影响力缓慢下降。因而大地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影响始终不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减弱。

七、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1.在预测历史不平等的影响时，聚集水平对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家或地区层面得到的经验结果，一旦考虑到人口和地区位置，就难以适用于村庄层面。

2.不平等的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殖民时代和独立后的国大党霸权时期，大量传统高种姓人口聚居与当地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自1991年以来，邦一级种族权力平衡发生了转变，权力向下层种姓群体转移，高种姓的优势消失了。

3.在地方层面，历史制度不是命运，不能将地区置于一成不变的“好”或“坏”的轨迹上。在某一时期对其有利的因素可能在随后某个时期影响不大，而那些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或许会在划分蛋糕时产生积极影响。

编译：王沁｜兰州大学

审校：徐齐睿

排版：王沁

审核：朱丹 毕赫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