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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关心历史，原因之一是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模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从而影响到今天的经济表现。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殖民者在殖民地建立的不同制度对今天的经济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La Porta声称被英国而不是其它国家殖民，对殖民地的法律系统有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殖民地后来的经济表现。Acemoglu et al.证明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死亡率是这些殖民地后来是否拥有好的制度和好的经济表现的重要显示指标。Engerman 和 Sokoloff则认为巴西和美国之所以是它们今天各自的样子，主要由于欧洲人殖民时，巴西适合种植甘蔗而美国不适合。因为种植甘蔗需要奴隶劳动力，最后巴西比美国有更多的奴隶人口。这意味着巴西社会更加官僚等级化，从而导致了两个国家在制度类型上的不同，进而致使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差异。但上述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很难聚焦到具体的制度，同时也会因为国家之间的历史背景差异太大，难以解决因为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Banerjee 和Iyer 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AER）上的论文“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 属于这一系列文献之一，但作者集中考察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的两种不同土地征税制度的长期影响。讨论单一国家中单一制度的好处是，相对于在一组各不相同的复杂制度下，可以很容易的识别出引发差异的来源。另外，还可以获得制度差异产生的详细历史，这使得识别出这些差异中部分外生性更加容易。土地税是英国殖民者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了最大化税收收入，他们在印度建立了两种不同的土地征税制度，分别是地主责任制和农民责任制。地主责任制以地主作为中间人向农民征税，某个地区交税的义务由某一个地主承担，负责征收一个或多个村庄的税收。地主可以自由设定税率，以及惩罚不交税的农民。在交够英国殖民者要求的数额之后，剩下的部分全部归地主自己占有。这一收税的权力可以被继承和买卖。在这一制度下，地主有效地控制了土地的产权。这一制度下的税率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则若干年调整一次。农民责任制是基于个体农民的征税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英国殖民者直接向农民征税，征税之前会进行详细的土地地籍调查和登记，对每个农户土地权利的法定登记成为征税的依据。该制度下的税率并不固定，而是根据土地的产出周期性地进行调整。上述两种土地税制度的建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殖民统治者个人的观念和政治影响力、某些政治事件、占领的时期差异、以及被殖民者接管的地区是否已经有了地主阶层等。但建立这两种土地税制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最大化税收收入并维持秩序的稳定。作者发现，那些历史上实行地主责任制的地区，比实行农民责任制的地区，在各方面的经济绩效都要更差，即使在控制住一系列的地区变量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这些差异表现在农业投资和产出、以各种方式度量的对教育和健康的公共投资、以及教育和健康的表现。比如，后者比前者的小麦产出要高23%，婴儿死亡率要低40%。即使只比较两种征税制度相邻的35个地区，这一结果仍然显著。这一差异并非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因为作者发现，根据早期的数据，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没有证据表明实行地主征税制的地区各项指标更差。那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呢？作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造成的不同阶层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差异，在实行地主征税制的地区，在公共投资支出上的比重更低，而这一更低的支出并非是由于缺乏可用于投资的资源所造成的。在以地主为中间人的征税制度下，由于地主被赋予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使得农民的土地产权容易受到地主的侵犯，即使在印度独立之后，地主和农民之间仍然发生众多冲突。在独立之后，民众主要关注如何瓜分地主的财富（比如土改），而不是要求增加公共物品。另外，由于地主常常将征税权出租并且主要住在城市，也缺乏动力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加上地主所代表的精英与民众之间缺乏信任，使得众多公共投资活动难以进行。而基于个体农民的征税制度，农户则倾向于与地方精英合作，共同推动公共物品的投资。因此，两个地区在集体行动上面的差异导致了公共投资的差异，而公共投资的差异可以极大地解释生产率的差异。上述推论得到了治安数据的支持，即以地主为中间人的征税制度的地区，暴力犯罪（谋杀、强奸、抢劫等）率显著高于基于个体农民的征税制度的地区；而非暴力的经济犯罪（行骗和伪造等）率则没有明显的差异。通过考察单一国家内殖民者建立的不同制度所带来的差异，本文加深了我们对于历史如何影响现实的认识。文章来源：Banerjee A, Iyer L.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egacy of Colonial Land Tenure Systems in India[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5, 9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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