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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个渐进的过程。唐代中期，国家日久生平，人口增长，但人均拥有土地越来越少，再加上富豪，大地主发达起来，导致两极分化严重，此时均田制已崩溃。 于是780年，宰相杨炎颁布法令：取消均田制，实施“两税法” 均田制：是平均主义，每家得到的土地一样多，所以按人丁收税。 两税法是不同的财产比例，田产面积是来收税的，财产多就多收，财产少就少收，没有财产不收，是承认有财富差别征税的新模式。 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呢？因为均田制已无法维持下去了，社会已发展两三百年，社会贫富差距太大，穷人没有土地仍然缴税，而富人缴税跟穷人一样多，这样是不公平的，农民破产逃亡，大地主富可敌国，各地豪强，军阀造反。“安史之乱”便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 为什么“两税法”能代替“均田制”呢？有三个变化 1.改变了征税方式，按财富多少收税。这说明摒弃了农业经济的平均主义，贫富不同的商业思维出现。 2.改变了以前单一对农业征税，扩张到茶，酒，盐等商品交易征税，说明商业税的比例增加了。 3.以前是“实物缴税”变成了“货币缴税”。以前用布 ，帛，粮食这些实物缴税，征收过程繁琐，不易储存，浪费极大。若用“货币缴税”简单很多，用于做账，提高效率，说明商业经济的兴起，才有货币流通的现象。 两税法对唐代以后社会的两个影响 1.门阀大族自此消失，由于按财产多少征税，越大的家族越不利，大宗族选择分门拆户变成小宗族，不再像汉代那样有超强凝聚力，地方豪强也日渐衰落。所以宋代之后，国内造反现象基本被杜绝了。 2.失地农民不用交税了，人身获得解放。可以从事其他行业，使得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人口流苏加快。农，工，商的界限模糊了，人们的选择性更大了。 一项改革是否成功，在于是否得到大多数利益阶层的响应。唐代的“两税法”使政府，农民，豪强，三方都受益，自然改革顺利很多。 1.政府，降低了运作成本，税收从个体转移到财产上，省时省力，又增加商业税，是税基更广泛了。 2.农民可以卖掉土地，进城务工，做生意，打工的收益大于种地。 3.豪强，虽然要交更多的税，但可以合法地“兼并土地”，可以扩大规模雇佣工人，地主的利润提高了。 唐在“安史之乱”后，丢失河北，山东的粮食主产区，却还能维持一百年，是因为南方经济的支撑，而南方爆发了 “黄巢起义”，摧毁了南方经济后，唐朝才灭亡。 宋代的出现标志中国从“农业时代”迈向“商业时代”，宋代农业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是集约型生产。经济繁荣，商业化运作，规模效应，这些要素必然产生大都市。 因为商业是追求 利润最大化，利润只有在人口密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才能生产。宋代以前中国城市是“政治军事型”，或为帝王首都，或为军事重镇。自宋代以后，有很多的“商业城市”。由于水路运输成本最低，所以东南沿海有许多的“商业型”城市。如扬州，苏州，杭州，泉州。 因为经济繁荣，唐宋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功能转变，在唐代，百姓的生活区和工作区是分开的，做生意在白天规定时间里进行，一到天黑，生意人都要全部回家。而到宋仁宗时，家家户户做生意，商业区和生活区混为一体，政府不再管制人民，商业区全天开放，已然成为商业国度。宋代不仅宋词得到发展，科技发明也最多，四大发明的三项是在宋朝得到普及和发展。 印刷术降低了书籍成本，使知识普及。指南针用于海上贸易。火药用于制作烟花和炸药。 宋代，于此之前的中国划出了分界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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