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将帅（390）——傅秋涛上将

兰州家长 2023-11-05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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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秋涛将军

傅秋涛将军，1907年8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鸣山村程家园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傅辅臣，一辈子给地主当雇工，也未能换得妻儿温饱，有时不得不冒着被地主处罚危险，到附近山上砍柴挑到集市上卖几个钱，再买回一点生活必需品，和母亲寻氏一起起早贪黑，全家只能过着半年糠半年粮的贫苦生活。在6个兄妹中，傅秋涛排行老大，只读过半年小学，七八岁就上山捡柴，10岁起先后给3家地主放牛，只管吃没有工钱，15岁时到离家60多里的三眼桥，给地主兼商人开设的店铺干活。

1925年，傅秋涛参加党领导的雇农工会，被选为乡雇农委员会委员长。在三眼桥，傅秋涛结识了当小学教师的钟期光。1927年，到平江县嘉义区“公信”商号干活。1928年3月中旬，傅秋涛组织了一支大约300人的工农队伍，参加平江扑城农民暴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乡党支部书记。1930年，任平江嘉义区雇农工会委员长、赤卫团政委，带领赤卫队员配合红军攻入长沙城。1932年4月18日，在湘鄂赣省赤色总工会执委扩大会上，傅秋涛当选为总工会委员长。同年9月，赤色总工会更名为省职工联合会，傅秋涛任职工联合会书记，并为第二届中共湘鄂赣省省委委员。

1965年，傅秋涛（右一）夫妻在北京与钟期光夫妻在一起。

1933年3月，傅秋涛转入红军部队工作，任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任省委副书记。不久，兼任浏、宜、万工作团书记和第三作战区政委，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围剿”斗争。六七月间，省委机关和红十六师在龙门山与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十师遭遇，遭受重大损失，史称“六七月事件”。8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恢复发展红十六师，并派傅秋涛前往鄂东南收集部队和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受命后，傅秋涛立即率一支7人短枪队出发。几天后，在通山冷水坪找到了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两人率队由通山、崇阳向临湘、平江方向前进，沿途边打边扩大队伍，队伍迅速发展到1100多人。正当率部向平江挺进之际，省委书记陈寿昌在黄金洞召开省委会议，决定陈寿昌去前线指挥部队，调傅秋涛回来代理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会后，在平江班鸠坳会合时，傅秋涛劝陈寿昌说你身体不好，还是我到前方去，但未被陈接受，便率领独立营100多人返回黄金洞。不久，陈寿昌拟率红十六师向西南发展，以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行动，不料在崇阳、通城之间老虎山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相遇，陈寿昌不幸牺牲，第十六师遭受重大损失，减员至700余人，在方步舟等带领下返回黄金洞。

1934年11月下旬，中共湘鄂赣省委在黄金洞杨雀坦召开会议，决定傅秋涛任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会上，提出要把扩大红军工作列为当前省委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之后，傅秋涛和省军区司令员兼师长徐彦刚组织第十六师运动作战，避实就虚，寻机歼敌，相继取得崇阳县大源、高枧，平江县虹桥，通山县三界尖等战斗胜利，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另4个营，击溃3个团，第十六师扩充发展到5000多人。

1937年10月，傅秋涛在平江嘉义。

1936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向湘鄂赣省委驻地发动大规模“进剿”。但由于对敌实施大举“清剿”的军情没有能够及时掌握，直到敌接近合围时才发觉。傅秋涛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及省军区高级干部紧急联席会议，确定了两套突围方案。在实施第一方案未遂后，遂下令实施第二突围计划，指挥部队越过幕阜山大岳关，转战到通城县的盘石、云溪一带后，兵分三路进行突围，傅秋涛率省委机关和省军区特务团随中路行动。经过几天迂回周旋，在平江周坊、横江山区仍未能摆脱敌包围圈。驻平江三眼桥的国民党军团长还胁迫老乡送来劝降信说，“希你率部属人员前来投诚，才是生路”，“如果执迷不悟，只有死路一条”。傅秋涛见信后当即回应：“哪怕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宣布突围命令：“谁害怕谁犹豫动摇，谁就受军纪制裁，只有前进，才是出路。”突围开始后，率领部队一连穿过六七个土围子和国民党军碉堡，越过重重路障，神速从填雷家滩渡河到达爽口，重又回到黄金洞，胜利冲出重围。突围中，傅秋涛的爱人、省委妇女部长曾相娥牺牲，徐彦刚负伤后遭歹徒杀害，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第十六师遭受重大损失，部队锐减到1000多人。在此湘鄂赣边游击区革命斗争再次转入低潮时，告诫大家说：“不要灰心，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936年3月，在国民党军由大规模进攻转为分区“清剿”时，傅秋涛领导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改变斗争方式，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运用“大游小击、专打弱小”等战术，寻机歼敌。7月初，带领游击队深入敌后作战，在连云山南麓初战获胜，歼敌湖南保安第四团一个加强连，缴枪70多支。接着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两个连，在罗坊镇全歼守敌保安队30多人。之后，攻取“白区”纵深的分宜县城，缴获一大批军用物资。撤出分宜后，趁国民党部军尾随追赶，又在乱石岭二度设伏歼敌200多人。8月，傅秋涛带领集散为整的红十六师第二次深入敌后，在铜鼓附近歼敌一个连，接着在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枯家桥歼敌保安六团一个营。9月，在敌三十六旅一一二团2000多人从宜丰方向追击我军时，又在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山坳设伏歼敌1200多人。11月，傅秋涛带领红十六师第三次出击敌后，在武宁澧溪镇歼敌海军陆战队数十人，接着在瑞昌县城歼敌一个连，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地方干部，没收了豪绅和奸商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圆。之后，在行进中采取火攻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

1937年，傅秋涛（右）与涂正坤在平江合影。

1936年12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进行调整，傅秋涛任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1937年3月中旬，傅秋涛率省委机关和第十六师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突遭国民党军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月底转战至铜鼓虎坳时，再遭敌袭击，师参谋长赵改中牺牲，师长冯育云叛变投敌，第十六师只剩下100余人。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半年多时间里，湘鄂赣省委仍未能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们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一些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1937年5月，省委决定一面派人与党中央联系，一面准备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5月10日，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傅秋涛任主席，统一领导所属各游击队。5月15日，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用“快电代邮”的形式，向全国发表声明，提出团结合作，同赴国难、一致抗日主张。1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发出《为挽救中国只有抗日告民众书》，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抗日”主张。同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全体人民及一切白军武装部队宣言》，宣言要求白军立即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各党各派各界弃嫌合作，共赴国难。6至8月间，省委先后派出邓洪、罗其南等去延安找党中央，带回中央指示；党中央派李涛向省委传达有关指示。按照中央方针，由傅秋涛和涂正坤、刘玉堂、钟期光代表中共湘鄂赣省委和国民党有关方面进行谈判，谈判中坚持原则和说理斗争，最终双方在达成释放政治犯、改编红军为抗日武装等问题上达成一致。9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湘鄂赣省委改为中共湘鄂赣特委，任特委常委。10月底11月初，湘鄂赣各分区、各县游击队按照特委指示，全部集中到平江嘉义。经过整训后，统一编入与国民党签订的和平合作协议中命名的“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下辖3个大队，共约900人，傅秋涛任游击支队司令员。

1939年二三月间在泾县合影，左起：陈毅、粟裕、傅秋涛、周恩来、朱克靖、叶挺。

1938年1月，傅秋涛任新四军军政委员会委员；“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傅秋涛任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2月10日，率部从平江嘉义出发，前往皖南抗日前线。5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指示，傅秋涛与司令员陈毅一起率第一支队开赴苏南，设团部于小丹阳，指挥部队在江（宁）当（涂）溧（水）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傅秋涛奉军部命令率领第一团重返皖南，进驻军部附近的云岭地区，担负保卫皖南和新四军军部重任。1939年4月，率领第一团移驻安徽铜陵，接防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铜陵防线，与日军展开反“扫荡”斗争。年底，傅秋涛奉命率部回到军部所在地泾县驻防，参加反击日军对皖南大“扫荡”的作战。1940年秋，第一团奉命扩编为新四军新第一支队（以区别于陈毅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老第一支队），傅秋涛任司令员。

1940年，傅秋涛在泾县土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傅秋涛奉命率领新第一支队组成第一纵队，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全军的左路。皖南事变发生第三天，所部惟一的电台在战火中焚毁，与军部失去联系，决定向苏南突围转移。经三次殊死搏斗付出重大牺牲后，傅秋涛率第一纵队连以上干部和部分战士终于突出敌人重围，根据国民党加大“围剿”力度情况，将队伍化整为零让各部独立突围，突围前安置好病号、伤员，并将爱人陈斐然留下照顾伤员，刚满1岁的女儿送给老乡，自己仅带着老侦察兵出身的营教导员汪克明以及孔诚、汪其祥等12名干部组成的队伍，于2月2日离开坚持了20多天的老虎坪、大斧山地区，往苏南方向化装突围。途中，在其江南做统战工作交下的朋友、江南青洪帮大头目陈玉庚门下两个徒弟帮助下，越过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最后一道封锁线，进入广德、郎溪、宣城交界地区。队伍在一个村子休息时遇上了国民党保安队，边打边退直到南漪湖边，湖边大船上的船主误认为他们是国民党军便衣队不肯摆渡，被汪其祥拿枪逼迫开船。船至湖心，傅秋涛向船老大道歉，说明自己真实身份，船老大笑说：“要不是你们及时说出是新四军，到了湖水深处，我就准备沉船将你们全淹死。”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与突围出来的同志合影。前排坐者为傅秋涛和夫人陈斐然。

2月10日，傅秋涛等终于到达罗忠毅、廖海涛的新四军第十六旅驻地，他也成为皖南事变中胜利突围的新四军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员，而其率领的第一纵队有1000多人突出重围，占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的新四军官兵的90%。是年春，傅秋涛奉命到华中局党校学习，任大队长。11月下旬，任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代师长。1943年3月初，傅秋涛兼皖江军区代司令员。8月，当选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的正式代表，离开皖中抗日根据地前往延安。11月底到达延安后，参加中央党校整风学习，任第一支部书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参加党的七大。

1943年，傅秋涛化装去延安前与夫人陈斐然留影。

1945年8月下旬，傅秋涛和陈毅等离开延安前往山东，任山东军区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淮海战役中，任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支前司令部司令员，负责统一调配华东地区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首先，修复通往前线的道路和通讯线路，确保了战时交通和通讯联络畅通。其次，在靠近前线地区建立粮站和粮库，确保了前线部队的粮食供应不间断。淮海战役期间，做到了部队打到哪里，支前粮站、粮库就建到哪里，解决华东野战军每天需要约300万斤粮食的问题。第三，调集大批民工随军支前，保证了弹药、物资前运和伤员后送。淮海战役期间，山东出动民工218万多人，其中鲁中南区就近组织调用随军常备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人、临时民工140多万人，共计174万多人。他们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被服，向后方转送伤员，还执行打扫战场、押送俘虏、修路等多项工作，为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出了大力。第四，动员青年参军，共动员36000万多名青年参军，调集地方武装组成4个补充团开赴淮海前线，及时补入主力部队中。第五，积极协助部队缝制棉衣、棉被，赶制鞋袜，鲁中南区做的军鞋达100多万双。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说：“淮海战役是怎么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淮海战役胜利后，傅秋涛立即组织跟进野战军进驻蚌埠，近距离保障渡江战役。

1949年，傅秋涛全家在山东合影。

1949年6月，傅秋涛任华东运输司令部司令员，负责运输供应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所急需的米、油、盐、煤等物资，并组织支前队伍一直跟随部队转战保障到福建。当时，还兼任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和山东军区副政委。在上海紧张战斗几个月后，傅秋涛于1949年底返回山东，主持分局工作。

1950年7月，傅秋涛任中央复员委员会（1951年12月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秘书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部长。1952年11月，傅秋涛任中央军委兵役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共和国第一部兵役法起草工作。著作出版了《实行义务兵役制，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1957年，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文革”中，傅秋涛受到林彪、四人帮摧残迫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保护。1975年，傅秋涛任总参谋部顾问。主持编写了《中国民兵》（起初定名为《中国民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