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血亲复仇就是一个焦点话题。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除法家提出严惩私自复仇外，其他各派对复仇者均持不同程度的宽容，主张“以直报怨”的孔子就提出父母之仇“弗与共天下也。”秦汉以降，自不乏血性男儿，但能亲自为父母报仇的女子却罕见，汉朝的这位勇敢的女子引起当时及此后百余年社会上的广泛赞扬。
东汉末年，凉州酒泉郡禄福县有个叫赵安的人，生有一女三子，其中女儿叫赵娥，嫁给同郡表氏县一庞姓人家，丈夫早死，一人抚育幼子。更加不幸的是，娘家迭传噩耗——父亲被同县人李寿杀死，家中三个弟弟均有志复仇，却苦于李寿杀人后深加防备，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不久遇到天灾，三个弟弟全都不幸遇难。
这边赵娥伤心欲绝，那边李寿聚集族人摆酒庆贺，道：“赵氏强壮已尽，只剩下女弱，何足为惧！”赵娥听说后，心中更加痛恨，日夜准备复仇。李寿长期在地方横行霸道，一个弱女子想要复仇的难度可想而知。周围有的人嘲笑她不自量力，有的人劝她不要自寻死路，赵娥坚定地拒绝了：“父母之仇，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寿不死，我视息世间，活复何求！”李寿听说赵娥想要复仇后，出门骑马带刀，更加嚣张。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二月的一个白天，李寿骑着马经过都亭，不防赵娥突然从旁边的一个小车中冲了出来，举刀便砍，惊得李寿急忙调转马头。赵娥的刀砍在了马身上，马受惊将李寿掀翻在路边的水沟里。赵娥紧追过去，举刀狂刺。李寿拼命站起来反抗，赵娥左手按住他的额头，右手掐住他的脖子，将其撂倒，然后从旁边抽出李寿的刀，怀着满腔仇恨，砍下了仇人的脑袋。
报了杀父之仇后，赵娥没有想着躲藏，直接到县衙自首，一个今天难以现象的情景发生了。对禄福县长尹嘉来说，按律应当将赵娥下狱之罪，于情却又实在不忍心，于是就自己辞职不干了。县尉怕将来上面追责不敢公开放人，就劝赵娥悄悄地离开，但赵娥却道：“今仇人已雪，死则妾分，乞得归法以全国体。”县尉没办法，只得暗中派人将赵娥强送回家。
案子发生后，城中百姓争相往睹赵娥风采，以至万人空巷，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自然也很快就听说了这件事，两人没有想着追责拿人，而是上报长安，称赞赵娥的节义，建议朝廷刊石立碑，予以表彰。昏庸的汉灵帝在这件事上没有反对，予以批准。当时赋闲在家的名将张奂（董卓老领导）以厚礼慰问赵娥，“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
在这件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君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在礼与法面前都站在了人性的一端。赵娥的遭遇并非个例，但事后并不都想她那样幸运。
数十年前的青州安丘县，一个叫毋丘长的男子和母亲上街时遇到了一个醉汉，当街侮辱他的母亲，毋丘长盛怒之下杀死了醉汉，不过没有自首，而是跑到了胶东侯国境内。安丘有关部门一路追查而来，会同当地将毋丘长抓捕。胶东侯相吴佑纠结于“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对毋丘长心怀同情，将他的妻子接入狱中同住，希望能给他留个后，待妻子怀孕后，毋丘长不待行刑，自杀而死。
与赵娥复仇时间相差接近，在豫州沛国谯县，一名十四岁的男孩，为了给被羞辱的老师报仇而杀了作恶者，不仅没有受到制裁，还以节气闻名乡里，他的名字叫夏侯惇。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官府对民间复仇的做法是比较宽容的。
黄巾一起，战乱不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父母兄弟之仇增多。出于稳定社会的需要，曹操、曹丕父子均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复仇，相关规定沿用至晋朝，但执法者遇到这类事往往慎用严刑。
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宣城内史桓彝在苏峻之乱被叛军将领韩晃杀害，泾县令江播参与了此事。叛乱平定后，韩晃被官军斩杀，江播却并得以脱身，桓彝十六岁的儿子桓温对复仇念念不忘。两年后，江播去世，桓温扮作吊丧的客人混入江家，将江播的三个儿子全部杀死，以报父仇。事后桓温不仅未受到官府的追究，而且“时人称焉”。
十几年后的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又有为父报仇的事情发生。当时尚书褚裒出任江州刺史，朝中大臣为他饯别。席间，谯王司马无忌看到丹阳郡丞王耆之分外眼红——当年王敦起兵入京时，派堂弟王廙杀了司马无忌父亲湘州刺史司马承之，而王耆之就是王廙的儿子。酒壮人胆，司马无忌拔刀向王耆之砍去，吓得旁边的人急忙上前拦住。事后御史台请求治司马无忌的罪，刚即位的晋康帝下旨道：“寻事原情，今王何责。”加上没闹出人命，只对司马无忌批评一番：“王当以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然后赔钱了事。
总体来看，虽然官府不支持私自复仇，但事情发生后大多对复仇者持赞许态度，这一传统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延续，一直持续到唐朝初年。在南朝梁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因为复仇而产生的倒戈事件。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北魏将领常邕和杀害淮阳太守成安乐，举城降梁。成安乐的儿子成景俊为了找到杀父仇人，在第二年杀死魏宿豫戍将，也投降了梁朝。数年后，常邕和及其儿子被成景俊杀了个一干二净，梁武帝萧衍“义之”，并没有追究他的罪责，家仇得报后的成景俊效力梁朝，成为一方大将。
唐高宗以后，对于复仇行为的处置趋严。据韩愈《复仇状》所言，从唐太宗时期到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这一百多年间，复仇者七人，其中三人得到赦免，四人没有得到赦免。唐朝后期以至两宋，又更多地偏向“礼”与“义”，一般不处罚或从轻处罚。至于辽、金、元三朝，游牧民族律法简单，倾向于支持血亲复仇。《元史·刑法志》载：“诸人杀死其父，子殴之死者，不坐，仍于杀父者之家征烧埋银五十两。”也就是说，儿子为父报仇，不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仇家还需赔偿丧费五十两。到了明清时期，又采取了不处罚或从轻处罚的态度。
两千多年来，为父母报仇而被判处死刑的案例并不多见，执法者往往从轻处罚。究其原因，法律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平正义，复仇虽然是暴力行为，但反映的正是“孝”与“义”，这二者又为社会稳定所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