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1914.3.31-1998.4.19），墨西哥诗人、散文家。生于墨西哥城。帕斯的创作融合了拉美本土文化及西班牙语系的文学传统，继承欧洲现代主义的形而上追索以及用语言创造自由境界的信念。1990年由于“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寻求眼前 我以两个字来开始我的演说，自人类产生文明曙光的那刻起所有人都说过它，那就是“谢谢”。它在一切语言中都有相对应的词汇，在一切语言中它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源于传奇的诸种语言里，它包容了从精神到物质，从上帝对于拯救人类的罪孽和死亡所赐予的恩惠到青春少女翩翩起舞时的优雅舞姿，甚至是草丛中跳跃的猫儿的身影，都有它的含义。这种优雅代表了宽容、原谅、恩赐、慈善和鼓励；它是一种演讲形式，一种口语表达形式或者彩绘的悦人的风格，一种表达礼貌的举止，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体现心灵善良的行动，优雅是无偿的，它是一份礼物。获得这份礼物的人，受到这份恩惠的人，只要他具有起码的教养，就会说声“谢谢”而表示谢意，这也正是此时此刻我说这一句无足轻重的话时的心情，但愿我内心的感激之情能够增加这句话的分量。假如每一个单词都是一滴水，透过这些水滴，诸位便能看到我内心的感谢和激动。你们同样也能看到，在这个既是瑞典文学同时又是世界文学的家园里，面对诸位我所产生的包含着惶恐，尊敬和惊讶的复杂之情。 语言是一种现实，它比我们称之为民族的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更为广泛。我们身在美洲却讲欧洲语言就是一个例证。与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文学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文学取决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基本事实：它是运用移植过来的语言进行写作的。语言在一块土地上产生发展，共同的历史养育了它们的成长，欧洲的语言一旦离开了故土和传统，被移植到一个陌生的无名的世界，它就在新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并与美洲社会一起生长、一起演变，它们既属一类植物，但又是与原来有了区别的另一种植物，我们的文学并不是消极地接受那些移植过来而发生种种变化的语言，它参与了这一变化过程，并加速了这一变化，它很快就演变成不再是大洋彼岸的单纯的反映：它有时是对欧洲文学的否定；更多的时候是对欧洲文学的回响。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但并未中断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国的经典作家们均用母语进行写作，使我感到自己与任何一位西班牙作家一样，是洛佩（Lope de Vega, 1562-1635）和克维多（Quevedo y Villegas, 1580-1645）的后代……然而我不是西班牙人。我认为绝大多数的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以及多数的美国作家、巴西作家和加拿大作家，在英国、葡萄牙和法兰西的传统面前，也会这样说。为了更明确地理解美洲作家的特殊地位，我们不妨想一想日本、中国或阿拉伯作家与不同类型的欧洲作家之间的对话，那是一种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进行的对话。与此相反，我们的对话是用同一种语言进行的。我们是欧洲人，但又不是欧洲人。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呢？确实很难确定，不过我们的作品会替我们说话。 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创举之一便是美洲文学的崛起，首先是讲英语的地区文学的兴起，然后是20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后者又分为两支：西班牙语文学和巴西文学，这三种文学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世界主义与美洲主义的冲突中，意识形态的影响超过了文学上的影响。这种冲突的结果又如何呢？争论烟消云散，剩下来的则是作品。除这一共同特征之外，三种文学当然还存在众多而深刻的差别。其中之一是历史性压倒文学性的区别：盎格鲁美洲文学的发展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兴起相吻合；而我们文学的生存则与我们国家遭受的政治动乱和社会灾难相一致，这是社会和历史决定论局限性的又一个证明：帝国的衰落和社会的动荡往往会与文学艺术的繁荣发达同时并存，李白和杜甫是唐代衰落的见证人；委拉斯开兹（Velazquez, 1599-1660）是腓力四世的画师，塞内加（Seneca, 前4-65）和卢卡诺（Lucan, 39-65）是尼禄（Nero, 37-68）的同代人和牺牲品。其他在文学方面的差别不涉及其体作品的个性而仅是每种文学的特征。然而每种文学是否真有它的特征呢？是否有区别此文学与彼文学之间的一整套特征呢？我想是不会有的。一种文学不能由某些虚无缥缈的特征来进行界定；它应该是一个由独一无二的作品通过对立和近似关系联结起来的群体。 拉丁美洲文学与盎格鲁-美洲文学之间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差别就在于它们之间的根源不同，最初它们都仅是欧洲的投影，北美洲是一个岛屿的投影，而我们则只是半个岛的的投影。从地理、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两者都偏离了中心地区。北美洲起源于英国和宗教改革，而我们则起源于西班牙、葡萄牙和反宗教改革。关于拉丁美洲的情况，我应该简要地提及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区别开来的显著而特殊的历史因素。西班牙与英国一样都偏离中心地区，虽然它们之间的偏离方式有所不同。英国的偏离是岛屿的偏离，孤立是其特点，这是一种遭人排斥的偏离；西班牙的偏离是半岛的偏离，特点是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历史并存，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偏离。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西哥特人却信奉了阿里乌主义的异端邪说，更不用说在阿拉伯文明、犹太人思想、光复战争以及别的特殊意义上的事件所支配的那些年代了。 西班牙的偏离在美洲正变本加厉地重新出现，尤其是像墨西哥，秘鲁这样一些具有灿烂的古老文明的国家。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不但找到了历史，还找到了疆土。这个历史依然活着，它并未成为过去而是现在。在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墨西哥神殿和神灵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赋予那个世界的生命力的精神并未死亡。它在用神秘的语言向我们讲述神话、传说、生存方式、民间艺术和风俗习惯。作为一名墨西哥作家，就意味着聆听这过去了的现在声音——听它说话与它交谈，释它的内涵，将它表现出来……在诸位听了这番简短的题外话之后，或许能够明白我们与欧洲传统之间既结合又分离的微妙关系。 这种自觉的分离意识是我们精神历史上的永恒标志。有时我们觉得这种分离就像一个伤口，于是又变成了内部的伤痕，最终成为痛苦的自省和意识；有时它又像一个挑战，像一根马刺刺激我们采取行动，去与外来人和外部世界进行交锋。当然，这种分离感是普遍性的，并非西班牙语美洲人所独有。它和我们几乎诞生于同一时刻：我们脱离母体，降落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这种体验成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痕，成为每个人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动和事业，我们所想的一切懂憬和理想，都是为了建造一座克服分离并使我们与整个人类联系起来的桥梁。从这个角度出发，每个人的生活和所有人共同的历史，都可以视为旨在恢复原始环境的努力，是对尚未愈合的、也许永远不会愈合的伤痕的治疗。然而，我已经不愿再对这种分离作更多的描述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们来说，这种状况的存在突出地表现在历史方面，于是，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感觉是何时产生、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变成意识的呢？对这一双重问题的回答，可以是理论上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印证。我倾向于后者，因为理论虽然很多，但没有一种完全可信。 这种分离的感觉却与我心中最早的也是最模糊的感觉——第一次哭泣、第一次恐惧——混杂在一起。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在心中也曾架设过把自己与世界、与他人联系起来的想象的、感情的桥梁。那时我正居住在墨西哥城郊区一座破旧的大宅子里，宅子里有一座热带树林的花园和一个装满图书的房间。那里就是我最初游戏和学习的地方，花园成了世界的中心，藏书室成了使人迷恋的山洞，我与我的堂兄弟以及小同学们在那里读书，游戏。花园里有一棵大无花果树，还有四棵松树、三棵白蜡树、一棵夜来香、一棵石榴树，以及野草铺就的草地、一些容易给人留下伤痕的带刺植物和砖砌的墙。时间是有弹性的，空间是在旋转的。再确切一点说，一切时间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都成为此时此刻；空间则在不停地变换着，那里就是这里，一切都成为这里：一片山谷、一座高山、一个遥远的国度，还有居民的庭院。带插图的书本，特别是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的历史书，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形象：沙漠与树林、宫殿与茅舍、武士与公主、乞丐与国王。我们和辛伯达、鲁滨孙一起遭难，和达塔尼昂一起搏斗，和熙德一起攻占瓦伦西亚。我真想永远地留在卡吕普索海岛上啊！在夏天，无花果树摇曳着绿色的枝叶，宛若一艘三桅船或是海盗船的船帆飘荡不已；我在那晃动的桅杆顶上发现了岛屿和大陆——刚踏上便消失了的大地。世界无边无际，总还可以伸手触摸：时间都是有弹性的物质，一条可以延续至今的锁链。 这种发现的快乐何时被打断的呢？并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的。我们很难接受被朋友出卖、被所爱的女人欺骗、自由思想成为暴君假面目这样的事实。所谓“恍然大悟”总是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些错误和欺骗的同谋。我现在还十分清楚地记得一件事，虽然当时很快地遗忘了，但它却是第一个信号。大约在我6岁的时候，我的一位年龄比我稍大的堂姐让我看一本美国画报，上面有一幅士兵们在林荫道上列队行进的照片，可能是在纽约吧。“他们打仗回来了。”堂姐的这么一句短短的话却使我心慌意乱,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或是基督再次降生一般。我含糊地懂得，那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几年前结束了一场战争，士兵们庆祝胜利而举行的列队行进。对我而言，这场战争是发生在另一个时间里，既不是这里也不是现在。那照片却使我恍然醒悟。我感到自己被完全排斥在现时之外了。 从那时起时间就变得支离破碎了，空间也成为多元的空间。这样的体验一次次重复。一条什么消息，一句平常的话、一篇报纸上的报道、一首流行歌曲，都成为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和对我空想的揭露。我觉得世界在分裂，我却不在现时之中。我的现时正遭到瓦解：真正的时间在另一个地方，我的时间，在花园里，在无花果树下，在和伙伴游戏中，在午后3点阳光下草丛中的瞌睡和微微裂开的无花果里——它黑里透红，宛如一块火炭，一块甜蜜而新鲜的火炭：这一切都是虚构的时间。尽管我的感觉可以作证，但那时的时间是他人的时间，现在的时间才是真实的。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我已经长大了。这样我就被现时排除在外了。 说我们被现时排除在外，也许有点荒唐可笑，其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的体验：我们有些人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惩罚，而后才变为意识和行动。寻找现时并不是寻找天堂，也不是寻找没有时间的永恒，而是寻找真正的现实。对我们西班牙语美洲人来说，这种真实的现在并不在我们的国家里：它是在他人的生活时间里，在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生活时间里，在纽约、巴黎、伦敦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去寻找它并带回到我们的土地上来。正是在这些岁月里我发现了文学，我开始了写诗，在不知来自何处的动力驱使下写诗：一种难以表白的内心需求驱动我这样做。我到现在才开始明白，在我所谓现时中排除的感觉与诗歌写作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诗歌偏爱瞬间，并希望在一首诗中将它复活，将它从时间的延续中分离出来，成为固定的现在。然而那时我并没有考虑为什么要写诗，我只在寻找进入现时的途径；我想成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世纪的人。不久以后，这一念头成了坚定的思想：我要成为一名现代诗人，我对现代性的追寻从此便开始了。 什么是现代性呢？首先这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有多少类型的社会就有多少类型的现代性。每个社会都有它的现代性。它的含义是模糊不清，随心所欲的，就像早于它的那个年代——中世纪的含义一样。假如对中世纪来说我们是现代的，那么对某个未来的现代来说我们不就成了中世纪了吗？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名称能成为真正的名称吗？现代性是一个正在寻找自己含义的词汇，它是一种概念、一幅幻景或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是现代性的孩子还是它的创造者？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当然这无关紧要：我们会跟随它，我们会追求它。在那些年代，对我来说现代性和现时是一回事，确切一点说，是现代性产生了现时：现时是现代性最终最重要的花朵。我的情况并非唯一的也不是个别的：我们时代中所有诗人，从象征主义开始，凡是迷恋于那种既吸引人又回避人的形象的诗人，都追随过它；第一个就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他也是第一个接触它的人，于是发现了它只是在人们手中消逝的时间。我不必再赘述自己追求现代性的过程：这些经历几乎是20世纪所有诗人都曾有过的。现代性是一种广泛的激情，从1850年开始，它就成了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魔鬼。近年来，有人谋图驱赶它，大谈“后现代主义”，可是后现代主义不就是一种更加现代的现代性吗？ 对我们拉丁美洲来说，探索诗歌现代性的历史，是与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而进行的多次反复的尝试同时进行的。这种倾向产生于18世纪末期，包括西班牙本土在内。美国也是与现代性同时产生的，至1830年，正如多克维尔（Alexis de Toequeville, 1805-1859）所看到的，美国已经成了未来的母体；我们则是到了西班牙与葡萄牙脱离现代性的一刻才诞生的。因此，人们不时谈到我们国家的“欧化”问题：现代的东西在外面，我们必须将它引进来。在墨西哥的历史上，这个进程始于独立战争爆发的前夕，后来变成了一场思想和政治的大混战，这场19世纪激烈的论战导致了墨西哥社会的分化。这一历史事件使人们对改革运动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而不是对改革的方式——墨西哥革命——产生怀疑。与20世纪其他革命不同的是，墨西哥革命既不是类似于乌托邦思想的表现，又不是历史上与心理上受压迫的现实的爆发，它不是一群执意实行某种政治理论原则的思想家所采取的行动，而是一场决心将隐藏的东西暴露出来的人民起义。因此，它不是一场革命，或者进一步说是一种展现。墨西哥一直在外部寻找现时，然而却在内部找到了它。它被埋葬了，但是还活着，对现代性的寻找使我们发现了古代，发现我们掩盖着的民族面貌，我不清楚人们是否记住了这些意外的历史教训：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有着一座桥梁，当它们互相隔绝时，传统就停滞不前，现代性也会不复存；当它们互相联系时，现代性就赋予传统以生命，传统又会赋予现代性以深刻和庄重。 对诗歌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寻求，我是就这个词汇在12世纪所包含的讽喻意义和骑士风度而言的。虽然我到过好多处荒原，也在几座镜子城堡里参观过，还曾在那些梦幻般的部落里住宿，却未能赎回过任何一只圣杯。然而我发现了现代传统。因为现代性不仅是一个诗歌流派，而且是一个世界、一个家庭，它分散在几个大陆内，两个世纪以来，经受了许多沧桑和磨难：公众的冷漠、孤独以及用宗教政治、学术和性的正统观念的名言进行的审判。作为传统而非学说，它在生存中得以演变。并产生了多样性；每种诗歌的探险经历都各不相同，每个诗人都会在这片绝妙的语言树林里种下一棵独特的树。既然作品各不相同，道路也迥然有异，那么是什么把诗人们联系在一起呢？是追求而不是什么关系。尽管现代性概念是海市蜃楼，是折射的光环，但我的追求并非空想。到了某一天，我发现自己不是前进而是返回到了起点：对现代性的寻求成了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把我引向了我的开端，引向了我的古代，决裂变成了和解，我终于明白了：诗人是世世代代历史长河脉搏的跳动。 如果把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不重复的线性过程，那么现代性概念就是它的副产品，虽然它的源头是在犹太教和基督教教义之中，但它还是脱离了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取代了异教文化的时间轮回：历史不会重复，有开始也必有结束，持续的时间是世俗的时间，是堕落的人们的竞技活动场所，它只能服从于有始无终的神圣的时间。在最后审判日之后，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都不会再有未来；在永恒的王国里，没有连续的事件，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存在对变化的胜利。新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就像基督教的时间一样，是直线发展的，它通向无限，但与永恒无关。我们的时间是世俗的历史的时间，它不是走向终点而是走向未来。历史的太阳叫未来，奔向的运动就叫前进。 在基督徒眼中，世界——或者如前人所说的“尘世”，世俗生活——是一个经受考验的场所：灵魂就在那里或者沉沦或者得救。按照新的观念，历史的主宰不是个人的灵魂而是整个人类，它有时是指人类整体，有时是指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群体，如西方的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白种人或其他别的实体。非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哲学传统，都把上帝视为十全十美、永恒不变的象征，但我们却崇尚变革，并把它看成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楷模。变革有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进化和革命，跳步和飞跃。现代性是历史运动的先锋，是进化和革命这两种进步面目的体现。最终进步只能依靠于致力征服自然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才能实现。 现代人把自己确定为历史的存在，而其他社会则更多地用不同于变革的价值和思想来确认自己：希腊人崇拜城邦和圆的循环，却对进步一无所知：像所有的禁欲主义者一样，永恒的回复竟使塞内卡（Seneca, 约前4-65）彻夜难眠；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坚信世界末日顷刻来临；圣托马斯（Saint Thomas）创建了从创物到造物主之间的依次等级，即实际存在的等级，如此等等。但这些观念和信仰都一个个地被抛弃了。我认为，进步的观念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于是，我们对时间、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看法也难以幸免。我们看到了未来的黄昏，现代性意识的衰落，和'后现代性”这样令人生疑的思想的流行，它的危害不仅仅只是影响到文学和艺术：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左右人类的基本思想和信仰已陷人了危机，我曾在别的场合里对此有过充分论述，在此就只能简述一下。 首先，关于通向无限和持续发展的观点正在受到怀疑，我几乎无须提及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总有一天它会被消耗殆尽。何况我们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连人类本身也正受到威胁。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作为进步工具，却已清楚地表明，它很可能会变成破坏因素。核武器的存在是对历史固有的进步的反驳，我要补充的是，这种反驳只能带来破坏。 其次，关于历史主体即人类在20世纪中的整体命运。各个民族和个体所遭受的灾难是罕见的：两次世界大战，五大洲众多的专制政权，原子弹，还有人们共知的最残忍的杀人机构——集中营的大量增加。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无数优点，然而对于在20世纪千百万无辜者遭到屠杀、酷刑、侮辱、贬黜和其他种种伤害的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进步的必然性的信念已经动摇。对我们的祖辈和父辈来说，历史的废墟——尸体、荒芜的战场、被毁灭的城市——并非是对历史进程美好本质的否定。断头台和暴政，冲突和野蛮的内战，都是进步的代价，都是必须偿付给历史这个上帝的血的赎金。上帝吗？是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被神化了的充满残酷诡计的理性本身。人们想中的历史的合理性已是过眼烟云，在秩序、规律性和连贯性的领域内，如纯科学的物理学等，关于意外事件和灾难的原有观念又重新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观念的复活，使我想到千年盛世来临时的恐惧和阿兹特克人在每个宇宙周期结束时的痛苦景象。 在最后结束这些匆忙的列举之前，我还要指出的是：所有声称提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哲学和史学的虚假理论业已破产。这些虚假理论的信仰者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的钥匙，便可以在用尸体堆成的金字塔上建立起强大的国家。这些傲慢的建筑，从理论上来讲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但顷刻变成了巨大的监狱。今天我们看到了它的倒塌，把它推倒的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而是厌倦这些并渴望自由的一代代新人。这是乌托邦的终结吗？也许把它说成是一种历史观念的结束更为合适，它的发展结局本就可以预见，历史决定论成了代价昂贵，沾满鲜血的幻想，历史是不能预见的，因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的本身就是难以预测的因素。 从这一简单的回顾可以表明，我们很可能处于一个历史的结束和另一个历史的开端之际。这是现代时期的结束还是演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管如何，乌托邦的破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但不是那些对这类思想经过试验之后而遭到失败的国家，而是在许多人抱着满腔热忱和希望而信奉这种思想的国家。人类有史以来首次生活在精神荒芜之中，而不像从前那样生活在那种既压迫我们又慰藉我们的宗教与政治制度阴影的笼罩之下。一切社会都是历史的社会，但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曾受到非历史的思想和信仰的指引和启发。我们的社会是第一个拒绝接受非历史学说支配下生活的社会：我们的最高原则——宗教的或是哲学的，伦理的或是美学的——不是整体的，而是个人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经验。我们无法估计在传统方面按照公共生活的思想、习惯和信仰的私有化所造成的紧张和冲突，最终是否会摧垮社会的结构。人们也许会被古老的宗教狂热和民族利益重新左右，假如抽象的思想偶像的崩溃预示着被埋葬了的宗教、民族狂热的复活，这将是可怕的。不幸的是，这类令人不安的迹象处处可见。 我所指的非历史思想，也就是为历史规定了某种目标和方向的思想，它的衰落意味着对全面解决办法的抛弃。我们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有限的方法来解决具体问题，避免为未来立法是明智的。但在现在不仅要考虑到眼前的需要，更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严密的思考。很长时期以来，我就坚信，未来的衰落意味着今天的来临。思考今天，首先意味着恢复批评的目光。例如说，市场经济的胜利——由于缺乏对手而获得的胜利——不应该成为高兴的唯一理由。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机制，但同所有制一样，它没有良心，也没有同情心。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将它引入社会的方式，以使它成为社会契约的表现形式和维护正义与公道的工具。发达的民主社会已达到了令人羡慕的繁荣：但它们又是处于广大的贫困海洋中的富有岛屿。市场问题与环境遭到破坏有密切联系。污染不仅毒害了空气、河流和森林，也毒害了我们人类。一个受着多生产多消费的狂热意识支配的社会，会把思想、情感、艺术、爱情，友谊以至人的本身都变成消费的商品。一切都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它们可以使用。也可以丢到垃圾筒里去。没有一个社会像今天我们的社会那样，生产出那么多的垃圾，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垃圾。 对现代的思考并不意味着排斥未来和忘却过去：现在是这三种方向时间的交会点。同时也不能把它与肤浅的享乐主义混为一谈。欢乐之树并不生长在过去和未来，而是生长在此时此刻。死亡也是现时结出的果实。我们无法拒绝它，因为它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有生命就意味着有死亡，我们要学会面对死亡。现时是明暗交替的球体，行动与思考各占一半，两者在这里融为一体。如同我们已知的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哲学，有过关于永恒与虚无的哲学一样，在明天也会有一个关于现时的哲学。诗歌的经验可以成为它的基础之一。对于现时我们还知道些什么呢？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但诗人们有一点是知道的：现时是存在的源泉。 在寻找现代性的神圣旅途中，我曾多次迷失方向，也曾多次进入歧途。我曾返回原地，发现现代性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内部。它既是今天又是远古；它既是明天又是世界的开端；它经历了千年又刚刚诞生。它讲纳瓦语，写的是9世纪的中国表意文字，同时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刚刚出土的现时完整无损，它抖落了千百年的尘土，面带笑容，顷刻间腾空飞翔，消失在窗口之外。时间与存在同时具有多样性：现代性与最近的过去决裂，反过来又拯救了几千年前的过去，还把新石器时期丰满的形象变成我们时代的形象。我们追捕着不断变化中的现代性，却始终未能捕获。它每每逃脱，每次相遇总又逃遁。我们拥抱住它，它却立刻消失：它是一阵微风。它是一个瞬间，是一只在所有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的小鸟。我们想捉住它，它却展翅飞翔化为乌有，化作一束音节。我们还是两手空空。于是觉悟之门开启：另一种时间——真正的时间出现了，它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出现，它就是：现时，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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