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

安徽省石台县秋浦河畔的“占大中学”校园内，端立着鲜为人知的学者李诚的塑像。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的“李诚先生之像”，系其学生、著名文学评论家舒芜的手笔。基座侧面则是其学生、著名古文学家、汉语专家吴孟复生前所书敬师诗：“几人老有从师乐，斯世知多继起贤。”李诚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力透出学者的睿智。

李诚是安徽省石台县占大镇南源村人，原名泽宗，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于一普通农民家庭。幼年时就喜爱读书，随清孝廉王朝忠先生读《四书》、《五经》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常能过目不忘，十分聪明，在当地有神童之誉。民国初年，李诚去桐城，在名士姚永朴先生办的至德县宏毅学舍受业，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得到姚的赏识，被姚推荐给桐城马其昶(字通伯)。马是著名的散文家，曾在京师大学堂教学，因编辑《清史稿》而驰名天下。马看了李诚的文章大加赞赏，此后李诚随马数年，得之真传，与桐城派结下不解之缘。因此，有人称李是桐城派最末一位名家。他本人也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生受益匪浅，可谓半个桐城人。”后来马通伯让李诚为家庭教师教授其孙辈。李不负师恩，悉心教学，一时间前来求学者不绝于门，其中学业有成者10余人，如日后成为知名学者的马茂元、舒芜、吴孟复等。

李诚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他的国文课讲得非常吸引人，从古文字的来源和象形、含义、谐声等方面透彻地加以讲解。现已80多岁的老人焦明回忆起李诚讲课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说，先生讲课善于通过典型带动一般，例如，针对我们写作文中出现“衣”、“示”偏旁不分的毛病，他就在课堂上指出“衣”旁大都与服装、衣饰等有关，而“示”旁则大都与意识、神鬼、祭祀等有关。这样，我们就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杜绝了类似的错误。先生还能作一些生动有趣的解释，引导我们专心听讲。有一次讲到“兔”、“免”二字的区别，说兔子遇到危险就跑，开始还能看到一点尾巴，最后连一点也看不见了，也就免了危险。同学们都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这种通俗易懂的方法，既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又调节了课堂气氛。

李诚先生的内心深处始终蕴藏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他常说：读书之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文人从军、弃笔从戎，古已有之，如辛稼轩、陆放翁抗击金兵南侵。言谈之中，常以其自比。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保家卫国的时刻，赋闲在家的李诚天天注视着战争的发展，对双方军事对峙的形势、部署及地理位置，皆精心研究；对报纸和广播电台公开报道的军事消息，他都一点一滴地收集，汇聚到一起。他的居室墙上挂满了地图，他常常在图前踱步，沉思着如何用兵，以致夜不成眠，披衣起床，奋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就朝鲜战争未来的局势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等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设想。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字里行间表达出一位学者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跃然纸上。

李诚以文会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李则纲的一段佳话。李则纲是安徽枞阳人，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著有《欧洲近代文艺》、《远祖的诞生与图腾》、《史学通论》、《革命大事年表》等，是我省老一辈历史学家。他与李诚的相识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李则纲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时，就聘请热心文化事业的李诚为该会特约采集，解放后又推荐李诚到文史馆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李诚常去探望李则纲，每次都捎几本书给他看。二老相见，谈笑风生，从哲学到历史、地理无所不谈。李诚比李则纲小10岁，亲切地称李则纲为“李老夫子”。

和李克强的忘年交

李克强于1997年5月15日在《安徽日报》上撰文——《追忆李诚先生》。他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学者大抵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名符其实，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名不符实，这是少数。还有一类则是有实无名，这一类究竟数量如何，很难估算，因为他们鲜为人知，我所认识的李诚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他一再肯定地说：“他(李诚)是一位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

李克强是在幼年时期认识李诚的，他们同住一个大院，两家门对门。十年动乱期间，李诚失去工作回到家，而学校里正停课闹革命，少年李克强也闲在家中。一天，李克强走过李诚家门口，见李诚正给儿子讲解古文，就跑过去听听，觉得讲解得十分透彻，对他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从此李克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典故就向李诚求教。一生爱才的李诚从交谈之中发现李克强博学强记，聪明过人，又抱负远大，有意收为门生，就说：“欢迎你来。”于是，每晚李克强都准时来到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

李诚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治学乃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李克强看(听)不懂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时断时续地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向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在他的知识领域里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李诚与李克强既有师生之谊，也是忘年之交。20世纪70年代初，李克强插队农村，第一次离家，手提肩背行李与父母辞行后，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先生早早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后来，李克强的学习突飞猛进，李诚见之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此子日后必当大任”，并引用南宋陈亮的名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来勉励李克强。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他却常对李克强说：“一个人学点知识在肚子里，总有一天会用上的。”就这样持续教了近5年之久。果然，李克强不负先生厚望，恢复高考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这几乎全凭那几年打下的功底。

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

李诚爱读书，对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哲学等都有涉猎，对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都做过潜心研究，下过功夫。但他侧重研究的还是历史地理，通过对我国疆域演变的认识，激起爱国主义热忱。

李诚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课余时间就勤奋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20世纪60年代初，李诚觉得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秉维写了一封信，指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对此还在逐步准备中。关于这一门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见，作为参考”，“一是怎样着手研究，二是搜集资料当中应注意的两个方面，三是历史地理和方志的一元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与方法。他认为，有的正史中根本没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黄秉维收到信之后，立即给这位陌生的先生回了信，肯定了李的意见，并觉得这位李先生是一位难得的地理研究人才，经所里研究之后，决定调李诚来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即派人来安徽商议调动一事，不料当时的有关领导却认为李诚思想太“右倾”，反“右”时又受过批判，不适宜去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工作，调动一事就此搁浅。但是李诚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

1970年，全国人民都在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合肥市武装部找到李诚，要其承担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的任务。李诚凭着对军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找书本，短短的一周时间，1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脱稿了。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此文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赏。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古诗文择讲》、《清代安徽学术》、《池上文存》、《李白秋浦诗注》等专著。

李诚晚年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