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延” “错”两印管窥秦玉印的制作丨荐读

来源：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

文/朱子槿

“赵延”，青玉质，覆斗钮，印面边长2.33x2·35厘米，通高1.91厘米（图1-3）。以其边栏、界格及文字书写风格，时代界定为秦。虚无有斋2016年5月《新见古代玉印选》中有摹本刊出，拓本则为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首次制作。此印特点砣痕明显，笔划首尾尖锐，中间粗实，多处可见砣轮“走出”痕迹（图4），与一般秦汉玉印的匀称工整风格迥异。在有的印文笔划旁，还能见到一些平行于笔划的、较细而浅的线段。蒙玉器研究专家左骏先生赐教，这些线条很可能是起稿线（图5）。类似的“钉线起稿”，在山西侯马西高祭祀遗址出土的玉片（图6）、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龙形佩（图7）以及震旦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龙形佩半成品上都能见到（图8-9）。另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覆斗钮的三面带玻璃光，一面则未见抛光。从未拋光一面的竖向磨痕看，推测是使用宽砣 (砣轮直径较小，厚度较大，呈小圆筒状) 对印钮进行打凹时留下的磨痕（图10）。以印文和覆斗钮的抛光情况猜测，此印或为尚未全部完成的作品？以其印体的规范，书法的精致，绝不属那种仓促而就的随葬印。个中原因，尚难以判定。

安徽天长桓氏家族墓地曾出土一枚西汉“桓平之印”（图11），白玉质，通体抛光，制作考究。而印面则相对潦草，明显可见短线状的毛口砣痕。以“平”字的横画为例，可知秦汉玉印笔划的末端，常以垂直于笔划的方向砣平，形成平整规矩的面貌。就玉印文字的制作工艺而言，战国玉印多使用“单刀砣”，笔划两端较尖锐；秦印已较多的使用“双刀砣”，笔划的末端不如战国玉印那般锋芒毕露；而汉印的“双刀砣”往往再在笔划两端加以垂直方向的“切砣”，形成方正平整的字口。从笔画粗细不匀、两端未见加工痕迹的“赵延”，到笔画两端已砣平、但仍保留毛口的“桓平之印”，再到字口砣痕已打磨干净的“皇后之玺”（图12）、“膂乡”（图13）等印，反映了秦汉玉印文字从起稿、砣刻到精致打磨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延”玉印对于我们探求秦汉玉印的制作工艺和流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对于探究古代琢玉工艺也提供了鲜见的实物材料。从审美的角度而言，这种笔划两端尖锐的文字风格，与战国玉印的面貌较为相似，较多的保留了“笔锋”的意味 (非毛笔书写形成，系砣轮痕迹所致）。印面文字和边框界格似连非连、似断非断之处，凭添了几分异样的审美情趣。

图1

图2

图3 “赵延”玉印印钮及印面

图4 “赵延”玉印印面砣轮的“走出”痕迹

 图5 “赵延”玉印印面所见的疑似起稿线痕

图6 山西侯马西高东周祭祀遗址出土玉片上的玉戈起稿线

图7 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龙形玉佩上保留的起稿线

图8

图9 震旦博物馆藏战国龙形玉佩上的起稿线

图10 “赵延”玉印印钮未抛光的一侧

图11 “桓平之印”笔划两端的垂直方向砣痕

图12 印文字口内砣痕经打磨的“皇后之玺”

图13 印文字口内砣痕经打磨的“膂乡”

另一枚砣钮单字印，印文“错”，印面0·6厘米，通高2.38厘米（图14），印体的修长尤感印面的小巧，通体钙化。这类印式已见于战国时期，以文字风格界定，或为秦至汉初间物。《诗经·小雅·鹤呜》中有“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错，石也，可以琢玉。以其励志含意常被秦汉人用于人名，史籍所载者有司马错 (战国晚期)、晁错、济南简王和剧原侯刘错等，印文中所见者有郭错、司马错、陈错、公孙错、大（太）史错、肥错、申错、闌错、任错、兒错等。6毫米的印面，可能是存世最小巧的玉印之一。“错”字“金”旁的长竖线顺左弧势弯曲，“㫺”旁字形向右弧线弯曲，不经意间使整个字势构成圆形，在狭小的空间使冗繁的文字笔画清晰壮实，毫无狭隘阻塞之感，足见制印者驾驭文字的水平之高。钙化使笔画斑驳，印面浑然一体，天地虽小，却具一派苍茫之气。

秦玉印的存世量远小于汉玉印，独具特色的作品尤为鲜见，这两枚秦汉玉印的工艺风格和状态，是秦汉玉印的珍稀品，给我们探究秦文化、秦文字、秦工艺以及玉器文化的发展轨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参考，尤其对于研究古代玉印的制作工艺，颇具启发意义。今天，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以清晰的图版和优质的拓本提供了完整信息，给研究者和爱好者贡献了极好的第一手资料（图15-18）。

图14 秦“错”印面6毫米可能是存世最小的印

图15 “赵延”拓本图

图16 “赵延”拓本局部图

图17 “错”拓本图

图18  “错”拓本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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