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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对“有权者”有着不言自明的印象和共识，我们也都被权力支配过。但我们真的知道权力是什么吗？提到“权力”为什么总让人愤怒而非赞赏？什么样的人能够拥有权力？为什么有权者能够把自己的意志施加于他人之上？他人又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默许这一切的发生？长久以来女性对男性的服从是哪种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怎样才能限制暴权？ 大概没有一个课题能像“权力”一样，如此重要，又鲜少被真正讨论。那么，想要剖透且能够剖透“权力”话题的人，究竟该处于何种地位？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这本《权力》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加尔布雷思是谁？ 对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而言，“与美国一同成长，在实践权力的过程中去认识权力”的“有趣实干家”，或许才是他的最佳注解。加尔布雷思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34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及哈佛大学。他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作家与政府官员，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为三位美国总统担任过顾问，官至物价管理与民用供应局的副主任，后因价格管控政策而被罢免，两米的身高又让他欲入伍而不得。无人能够忽视他在经济学上的重要地位，其具有影响力的自由派著作常因文字优美受到赞扬，检验了美国资本主义国家和消费主义的强弱。除了《金钱》《不确定的时代》《新工业国》等数十部著作，他还出版过两部畅销小说，撰写过1000余篇论文和评论。可以说，“在21世纪的工业大地上，三个发展最快的国家，即德国、日本与中国，此外还有奥地利、韩国以及少数其他国家，都是研究过加尔布雷思主义的国度”。而《权力》就是他游走于权力核心圈内外，被重视又被排斥，被铭记也被遗忘后，向读者诚实地展现“权力”实质的又一力作。 权力三手段与三来源 在思考有权者为何有权之前，首先要明白加尔布雷思提出的“权力行使三手段”——惩戒权力、补偿权力和定调权力。 惩戒权力与补偿权力很容易理解，人们本能地惧怕接受惩罚，乐意接受奖励，因此会服从有权者的指示。惩戒权力滥用的恶果使得惩戒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退场，补偿权力则因其被视作更加文明的手段而广泛使用。 但人们接受权力，愿意按照有权者的想法行事，不仅仅是为了趋利避害。没有工资，人们自然不想工作，可除了沉闷无聊的付出以外，人们还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认为自己不应虚度光阴，这就超出了补偿权力的作用范畴。也就是说，还有一种权力隐身幕后，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所谓的“定调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依托信仰的力量支撑起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人们的服从也不再是屈从，而是恰当的、受人尊重的、公认的或得体的行为模式。 男性权力当然与其生理优势有关，男性能够运用这一优势，通过惩戒权力与补偿权力让配偶遵从自己的意愿。但更为关键的是，男性权力与女性服从很大程度上其实依赖于信仰。男性可能喜爱、尊敬并珍惜女性，而女性必须喜爱、尊重和服从男性。这样的观念灌输不仅存在于家庭、学校和教堂的显性教育当中，而且扎根在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隐性道德观念之中。定调权力在此显现出它的威力。而现在，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开展，男性的惩戒权力、补偿权力与定调权力已被全方位挑战。 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只有了解权力的构成要素之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权力，因此，必须再来看看权力三种行使手段背后的权力三来源，即人格、财产和组织。 这三种来源每种都与特定的行使手段密切相关：组织与定调权力相关联，财产理所应当地与补偿权力相关联，人格则与惩戒权力有着原始的、由来已久的关联。同时，这些关联也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没有人会怀疑孔子、苏格拉底和马克思等伟人的巨大人格魅力在帮助他们赢得信任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这种信任，即定调权力，给人以力量、动力和信念，这绝非惩戒权力或补偿权力的结果。 那么最让人关心的，也是所有时代中讨论最多的问题来了：人格中的哪些特征会赢得定调权力？毫无疑问，超群的智力与卓越的表达力一定位列其中。但还有一种与智力没有必然联系的特征在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服从上至关重要，尤其在面对未知事物时，那就是“自信”。无论是判断利率增长，还是推测经营回报，在这种谁都给不出确定答案的问题上，权力都难以落在认知清晰的人身上，它会流向极度自信的人那里。他们经常由于一根筋而坚信自己是明白之人，并坚信自己能够说服他人相信自己。 然而，现代社会中人格的作用往往被神话了，让人误以为人格是权力之源，是有权者能够有权的原因。这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误解。比起财产和组织，人格当然更为有趣也更具吸引力。人能在电视上露脸，但组织不能。拍马屁的人会奉承领导之所以能拥有权力，是因为他拥有极高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能力，而不会说领导的权力来自于他的财富或者他所在的组织。更不用说伟大领袖们的显赫地位是怎样突出了他们的人格在权力行使上的重要性。事实上，人们往往夸大了人格在行使权力时的作用。人格当然重要，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演说家面对着热情高涨的听众高谈阔论，随之而来的欢呼喝彩便成了衡量他影响力和权力大小的标志，他的人格也随即被视作权力的源头——但他只不过是展现出了能与追随者产生共鸣的能力而已。 与人格和财产相比，组织其实更为重要，且在现代越来越重要。学者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认为，包括政府在内的组织，是所有权力的最终来源。在封建时代，勇敢、血腥并令人信服的领袖人格在传统历史记录中最受歌颂，财产同时也是现世权力的持久来源，而组织则是相对不重要的存在，除了临时建立的军事组织外，几乎没有持久的行政组织。而在资本主义崛起之后一直到现代，组织的影响大大增强，人格和财产的影响逐渐衰退。大企业家的名字曾在19-20世纪如雷贯耳，而现在，那些大公司总裁的名字即使在圈内也未必人尽皆知。大公司们多数也将控制权交给了管理层而非个人股东。如此种种，权力从人格、财产向组织的转移，是工业发展的普遍特征和必然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的手段和来源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探究权力时，绝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权力手段或来源在发挥作用。孩子屈服于父母的权威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事，但是父母可能也对孩子的屈服许以奖励，威胁孩子如果反抗将受到惩罚。 权力的辩证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在谈论权力是如何行使和扩张的。从权力的行使手段和来源中，我们认识到有权者何以有权，他们拥有并实施的具体是什么权力。而在了解了权力的行使手段和来源之后，我们也必须了解权力的限制和束缚，现代社会或多或少便是在行使权力与抵制权力之间维持着平衡。 被人揍了一拳，正常人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揍回去？权力的来源和行使手段也遵循这样的对称性法则。政客组织的建立会激起与其唱对台的组织的建立；政客对金钱的诉求同样会引发对手对金钱的诉求；如果政客具有非凡的个人魅力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他的对手大概率也是个魅力无穷的人。——对称性贯穿于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手段。 但历史上同样存在采取非对称性措施的情况，最出名的便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手段包括精心树立英方统治者形象、培育税收资源以及培养行政管理组织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来自军方的惩戒力量。出人意料的是，甘地并未选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没有去建立起一支同样强大的军队，反而采取了间歇抵制纳税、拒绝服从警察命令等“非暴力消极抵抗”措施。这种做法曾引起极大怀疑，但最后竟是英方在反复失利后败下阵来。马丁·路德·金作为甘地的信奉者在反对种族歧视时也采用了相似策略。由此可知，他们之所以成名，既是基于他们取得的成功，更是因为他们打破了被广泛接受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权力的辩证性。 无论是权力的行使手段，还是权力的来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保护与限制。惩戒权力在所有文明社会都会受到严格规制，其规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清晰指标。补偿权力既受到保护也受到限制，支付工资是合法且应保护的，收买选票则是违法且应禁止的。定调权力的状况更为复杂，究竟哪种形式该保护而哪种该限制尚还在讨论之中。人格、财产和组织同理。需要注意的是，权力辩证性的强度印证了组织作为权力之源的重要性。一个危险分子会引起警惕并受到监控，他所领导的危险团体对国家权力的辩证性威胁更令人不安。 权力的集中和分散 从权力的三手段与三来源，到权力的辩证性，《权力》为我们搭建起了有关权力话题的基本框架，加尔布雷思还将带我们回到历史原境，经由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权力的发展和演变，以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等人的重要学说的涌现与交锋，这显然是一篇文章无法完全覆盖的内容。而当我们回归当下，会发现权力集中是当今社会不可否认的现实，集中之下，实则是权力的分散。组织和社会定调的相关作用是现代权力行使的基础。它们不仅带来权力的集中化，还导致权力在越来越多的个人间的分散，并给他们带来一种自己正在行使权力的幻觉。组织拥有权力，个人便感觉自己能分一杯羹。但是，感受上的“有权”并不等同于实际上的“有权”。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分散带来的弱点，以及幻象与现实效果之间的区别。正如作者加尔布雷思所希望的那样，这本书并不是要教会我们如何拥有权力或是如何评判权力的行使，而是引导我们不断思考日常所说的和参与其中的权力背后到底是什么。 “权力并不是一个生僻或晦涩的概念。任何人在探究权力时都不应将其视作只有专家才能洞悉本质的神秘事物。” 权力是本书作者在经济学领域论证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对权力的反抗是化解经济权力的主要方法，也是防止权力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根本途径。全书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审视了权力行使的三种途径，探讨了权力的三个来源，归纳了权力的演进路线及现状，并对人们寻求权力的目的和方式加以梳理，从而清晰又深刻地勾勒出权力的全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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