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五斗米道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向士族阶层传播的成功上。五斗米道之所以能在士族阶层传播，则是因为葛洪对五斗米道进行了改革。 1、葛洪与五斗米道故须先论葛洪。 按《晋书·葛洪传》说他的从祖葛仙公于“吴时学道得仙。而吴地所奉的，据葛洪自己说，是孙权时李宽从蜀中传来的五斗米道。  葛仙公无疑是一个五斗米道的信徒。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葛洪“就隐学，悉得其法”。后来，葛洪又“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 据《晋书》卷九十五《鲍靓传》，鲍靓（即鲍玄）“尝见仙人阴君（阴长生)授道决”，而阴长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可见葛洪的另一个老师信的也是五斗米道。 这两个师承，都表明了葛洪是一个五斗米道的信仰者。 西晋以前，五斗米道主要是在庶族中传播，士族信仰五斗米道的极少。 西晋士族相信的是名教与自然“将毋同”的玄学，五斗米道要取得士族的信仰，必须与儒学结合起来。 葛洪的一个重大功绩是：用五斗米道和儒家的合一，取代玄儒合一，为五斗米道在士族阶层流传，创造了前提。 葛洪说他的老师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学道，犹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 葛洪接受了郑隐的影响，所著《抱朴子》内、外篇，据他自己说：
葛洪兼修儒学与五斗米道，阐发了儒学与五斗米道之间的关系。 在《抱朴子·内篇·明本》中，葛洪提出：
葛洪所谓道，即五斗米道。他把五斗米道当作了本源，把儒学仁义当作了五斗米道的产物或体现。  在内篇《对俗》中，葛洪提出：
这把修儒学当作了成仙道的先决条件，而原因即在仙道与儒术“将毋同”。 2、当官与修仙葛洪就是这样把道教和儒学紧密结合起来的。他为士族儒门信仰五斗米道拆除了屏障。 但是，士族儒门要做官，不能放弃官不做，到深山去炼丹成仙。葛洪又进一步把成仙之术和做官之道结合起来，排除了成仙就不能做官，做官就不能成仙，仙官二者之间的矛盾。为士族信仰五斗米道解决了难题。 葛洪认为只有既当官佐时，又修道成仙，才是最好的办法。 能够这样“兼而修之”的，才是“上士”多如弃置人间，专门学道炼丹，就不是上士，而是“其次”。为了说明佐时与升腾兼修的重要，他举黄帝为例，说黄帝就是“先治世而后登仙”的，是“能兼之才”（内篇《辨问》)。 在《对俗篇》中，葛洪还说：
怎样才能“止家不死”呢？葛洪提出了一种“先服草木以救亏缺，后服金丹以定无穷”的办法。 葛洪在《抱朴子》中，详尽地记下了服之可以成仙的仙药（如《仙药篇》）和炼丹秘方（如《金丹篇》），为止家不死，开辟了“坦途”。《红楼梦》中宁国府的贾敬，止家炼丹，以求不死，老祖宗便是葛洪。 因为强调服食丹药，止家不死，五斗米道的其他方术，如符、剑、祝祭之类，便被葛洪视为可有可无了。 在《道意篇》中，他斥责起“唯专祝祭之谬”，甚至说：“谓方术之无益耳”士族和儒学，和当官，结成了不解之缘，修仙而有碍于儒学和做官，是士族所不能接受的。  且修仙原来只存在于士族的头脑中，如何修法，苦无简便、具体、可行的途径。自葛洪提出成仙可与儒学、做官并修，公布很为具体的草木金丹之方，贬斥其他方术，“天仙”也就不是头脑中的东西，而可转化为“现实”了。 士族自可一面读孔、孟之书，做高官，一面采药，炼丹，既有成仙之望，而又不必放弃禄位，何乐而不为乎？ 3、王羲之后人为何都带“之”字？从东晋起，士族信仰五斗米道的骤增。
《世说新语》卷六《排调》注引《中兴书》，说“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卷五《术解》说“郗愔信道甚精勤，常患腹内恶，诸医不可疗”。郗愔、郗昙是郗鉴之子，高平名族。 《晋书·殷仲堪传》说：殷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这些都是士族地主。 琅邪王氏是五斗米道的世家，至少从王羲之起，已世事五斗米道。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氏从王羲之那辈起，名字上屡世都带一个“之”字。 这是名，不是字，王羲之字逸少。 王羲之七子，名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之子又名桢之。 按《颜氏家训·风操篇》谓“江南至今不讳字”，但“名终则讳之”。  周密《齐东野语》卷四说到王羲之祖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或则以政字代之”。可知江南名讳之严。 王氏子子孙孙何以在名上都带着一个“之”字呢？ 我以为之字是作为五斗米道的符号而载入名中的，与名讳无关。 因为这种现象与王氏之成为五斗米道世家，是同时发生的。 “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符号载入名中，尚有一个例证。 《宋书·二凶传·元出劭传》说文帝太子刘劭，敬事吴兴五斗米道女信徒严道育：“号曰天师”。 刘劭把他的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取名为“伟之，迪之，彬之”。连皇家之子亦用“之”为名了，而所以用“之”字，显然和刘劭信五斗米道有关。果如此，则东晋南北朝时代所有不避名讳，上下辈名字都带之字的，便都是五斗米道世家。 兹将王羲之一辈起，王氏历代姓名列之于下，供参正。
 以上所举的王氏、郗氏都是一等士族，殷仲堪是荆州刺史，他们信五斗米道，表明五斗米道既取得了士族、当权者的承认，又取得了他们的信奉。 4、五斗米教何以盛行？这就为五斗米道在江东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到杜子恭、孙泰、孙恩在江东传道之际，五斗米道在士族与庶族中，取得了普遍的信仰。《宋书·自序》说钱塘杜子恭传道，“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 所谓“并事之”，就不是多数或少数的问题，而是所有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都拜倒在五斗米道的教主杜子恭脚下。杜子恭在士族中取得的信仰，达到的深度亦非同小可。 《南齐书·孔稚珪传》说孔稚珪之父孔灵产，事道精进，他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建业，“东向坐，不敢背、侧”对杜子恭坟。接替杜子恭当江东五斗米道教主的是琅琊孙泰。 到孙泰时，则不仅士族对他“皆敬事之”，而且普通百姓信道更有发展。 《晋书·孙恩传》说孙泰“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 百姓信仰五斗米道到达如此程度，倒不是因为孙泰“浮狡有小才”，而是因为淝水战后，镇之以静方针有改变，役调深刻，土地和人身被兼并，他们把“福庆”寄托到了宗教的安慰上。 再者，士庶地主既然普遍信仰了五斗米道，作为地主的奴、客，随从主人一起信道，就不奇怪。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信道为什么要“竭财产，进子女”？  不要忘记“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 《世说新语·排调》说郗愔、郗昙奉道，“皆以财贿”。释玄光《辩惑论》“禁经止价一逆”说五斗米道连看看道经也要拿钱(“金帛”)，能拿的，“便与其经”，“贫者造之，至死不睹”。百姓信道“皆竭财产”，便不稀奇了。 又，按照“三张伪法”，不信道，不做五斗米道的“种民”，就休想消灾灭祸，更不谈成仙，而做种民，便要通过“男女合气之术”。百姓为求福庆，皆进子女入道做种民，也便不稀奇了。这个问题要从五斗米道的本质、教义去看。 5、谁发动了孙恩起义？明白了葛洪以来，五斗米道在江东士庶中间的传播，所获得的发展，也就可以明白五斗米道的教主孙泰的继承者孙恩以及卢循起兵的性质了。 我们先来看孙恩是怎样起来的。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所附《司马元显传》，记司马元显：
这是说：先有“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当兵，引起东土嚣然，后有孙恩的乘衅起兵。 这是说，先有司马元显纵暴，即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当兵，后有孙恩“因其骚动”，自海上攻上虞，后又有东土诸郡会稽谢鍼等人的杀长吏，俱起响应。 关键在司马元显的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的当兵与东土诸郡谢鍼、陆环等人的俱起。我们应当判明：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当兵，搞得“东土嚣然”以至骚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按《晋书》卷七十七《何充传》说过一个类似的情况。东晋之初，庾翼曾“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今不宜复发而止。” 东士嚣然，也就是“士庶嗷然”，因为奴为私家所有。  东晋初年已经发过扬州奴，司马元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当兵，虽然发的是“客”，但“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也是私有。 奴尚是“无用之口”，客则为士、庶地主的主要劳动力。司马元显发他们去当兵，大大地影响到了士、庶地主的利益，所谓“东土嚣然”与骚动，十分明白，是士、庶地主的不满，与庾翼发奴为兵，引起“士、庶嗷然”正同。 孙恩因其骚动，自海上打来，于是东土的露然与骚动，变成了起兵。会稽谢鍼、吴郡陆环等一时俱起，响应孙恩。我们又应当怎样判断他们的俱起响应呢？
《宋书·自序》提到的东土豪家、被孙恩用为吴兴太守的丘尪，即《晋书·孙恩传》中起来响应孙恩的吴兴丘尪。 陆瓌之即陆环。当时士族都有郡望，沈氏、丘氏并为吴兴名族，陆氏为吴那名族，谢氏有北来的陈郡谢氏和南方会稽谢氏。 《孙恩传》中的谢绒，出于会稽谢氏。从《宋书·自序》之言，完全可以了解，所谓八郡响应，世族阶层起来响应孙恩。 如果要把这场由于发免奴为客者当兵，影响到地主的切身利益，由地主阶级发动的起兵，说成是农民的起义，不是很困难的吗？人们之所以看不清楚，不过是因为起兵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掩藏了它的阶层实质罢了。 那么，同为五斗米道信徒，孙恩为什么要“害内史王凝之”呢？这个问题不难解释。 我们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五斗米道士、庶地主都跟孙恩走。沈穆夫预乱，其父沈著虽笃事孙恩，并未预乱，而是“逃藏”。有的则站到了孙恩的对立面。  孙恩对于“异己”者十分仇视，《孙恩传》说到孙恩曾“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 包括对孙恩起兵持不同意见的五斗米道信徒在内。王凝之虽与孙恩同教，在政治上却是孙恩的反对者，杀王凝之，何奇怪之有？这完全不是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地主”。 孙恩不仅诛杀异己，而且“烧仓康，焚邑屋，刊木，堙井”。这是对生产的破坏，不应该当作“革命行动”来称赞。 6、孙恩起义的迷信色彩再说这场起兵的宗教迷信色彩。 《孙恩传》说：
又说孙恩穷蹙投海，“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以百教”。 五斗米道有尸解（刀、兵、水、火之解）成仙之说，这些纯粹是受到五斗米道水解成仙说的麻痹；是“水仙惑物，枉杀老稚”（释玄光《辩惑论》“侠道作乱四逆”），绝对不能当作革命的积极性、坚定性来歌颂。 在这场起兵中，五斗米道的鸦片作用，表现得是特别清楚。 孙恩投海后，余众复推孙恩的妹夫卢循为主。 孙恩出自琅琊五斗米道世家庶族地主孙氏，其妹丈卢循是司空从事中郎卢湛的曾孙，出自士族地主范阳卢氏，“婚宦失类”，孙、卢的结合是宗教的结合，也是地主的结合。 卢循占据广州，“自摄州事，号平南征军，遣使献贡”，东晋“假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晋书·孙恩传》)。 须知这是孙恩起兵的自然发展，反映了孙恩起兵的性质，而不是改变了孙恩起兵的性质。 至于卢循自广州复起，原因不过是刘道复所说：“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如果不乘刘裕伐南燕起兵，“而保一日之安”，南燕亡后，灾难就将轮到他自已而已。 卢循失败投水自杀，也是“水解”。妓妾不肯从死的，都被他所鸩。孙、卢都有妓妾，其根据也是五斗米道的“御女”成仙说。 综合起来说：五斗米道经葛洪的改革，杜子恭、孙泰的传播，淝水战后，在江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由于江东诸郡士、庶地主和农民纷纷信道，他们的奴、客，则几无不成为五业米道下层徒众。 由于东晋大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五斗米道下层信徒）当兵，极大地妨碍了东土诸郡士、庶地主（五斗米道上层人物）的利益，于是而有孙恩、卢循、谢緘、陆环、丘店等人的起兵。 （正文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