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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是著名的剧作家，他的处女作《雷雨》发表后，郭沫若称赞“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力作”。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推出后，巴金将其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并列，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 有一次，他收到一封特殊的来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曹禺的一些作品，认为“他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命题不巩固、不缜密，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并希望他“尽快从沉睡中醒来，要像萧伯纳，像伏尔泰那样，到老还那么精确，那么不饶点滴，不饶自己”。 曹禺读了来信，不但没有生气，还把黄永玉的长信一页一页地夹在照相簿里，每天都拿出来翻阅。 曹禺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封批评信，源于他对自己那个阶段的创作同样不满意。他坦然收下黄永玉信中那些“火辣辣的词句”，还给黄永玉写了一封真诚的回信，表达了自责与感激之情。 1983年，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访华，曹禺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拿出这封信，逐字逐句地念给阿瑟·米勒听。事后，阿瑟·米勒撰文描述了他的迷茫：“这封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他念信的时候却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他一脸虔诚地念给我听，是怎么想的。” 在人生最后的8年里，曹禺几乎是在医院中度过的，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创作。他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里边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剧本的提纲。可惜的是，晚年一心想要写出“大东西”的曹禺，最终没能再写出一个完整的作品。 （摘编自8月10日《人民政协报》 王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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