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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神信仰是一种很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自古以来，人们关于水神崇拜的信仰就非常发达。中国是江、河、湖、海、潭、沼、泉、井纵横密布的国家，水既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经常给先民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水神信仰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远古时期炼石补天的女娲、治水有功的大禹，到传说中的各地龙王、河神、湖神、海神，再到明清时期官方和民间崇祀的金龙四大王、天妃、各种大王和将军等，中国古代水神信仰的记载越来越丰富，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位于长江以北，东临黄海，处黄河、淮河下游，大运河纵贯南北，里下河贯穿其腹地，是南北漕运的必经之地，也是淮盐运销的重要区域。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由于黄运交汇，更是有大量治黄保运的河工集中于此，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对明清统治者来说不言而喻。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使得明清时期苏北黄运沿岸地区水神信仰极为盛行，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学界专门对明清苏北地区水神信仰崇拜的进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太多。本文在依据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在阐述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神信仰兴起的背景及原因的同时，重在分析水神信仰的构成及其地域分布，探讨水神信仰的主要特点及其功能作用。 一、水神信仰兴起的背景及原因 水神信仰在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兴起及盛行并不是偶然。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黄河在带给苏北便利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水患。黄河水患对苏北地方社会产生了严重危害，在滔滔的洪水面前，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无疑都渴望得到水神的保佑。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王朝的生命线，苏北段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咽喉和漕运必经之地，大量漕粮由此北上，漕运极为繁忙。为保障漕运的畅通，明清政府在苏北地区实施的治黄保运河工更是数不胜数，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黄运沿线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明清国家和苏北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也成为水神信仰传播和盛行的重要推动力。
苏北地区行政区划示意图 （一）苏北频发的黄河水患及其危害 谈到苏北地区的水神信仰，就不得不提南宋初年的“黄河夺泗入淮”。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李固渡以西人为地掘开黄河大堤，黄河经滑县南、濮阳，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又由泗水入淮河，经徐州、宿迁、淮安沿线的淮河入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河夺泗入淮”，从此黄河流经苏北地区长达700余年，黄河河道也长期被用作运河河道。黄河的流经在给苏北水路交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频繁的黄河水患。“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自1368年明朝建立至1949年建国前夕，黄河在徐州境内的决口达50余次，漫溢近20次。此间581年间，由黄河决口和泛滥而引发的洪涝灾害115次。其中，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之前，徐州境内共发生108次。“明朝276年间，徐州共发生黄河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就发生一次。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至咸丰五年(1855年)间，黄河流经徐州211年，在这期间，徐州境内共发生黄河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频繁发生的黄河水患给苏北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对苏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黄河水患对苏北地方社会的危害无疑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示意图 （二）苏北段运道的特点及其重要地位 明清苏北段运河主要由徐州、宿迁和淮安段运河组成，无论哪一段运河在整个明清漕运体系中的地位都至关重要。明代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七大部分。徐州至淮安这段黄运交汇的运河河道在明代被称为“河漕”。《明史·河渠志》记载：“河漕者，即黄河。上自茶城与会通河会，下至清口与淮河会。……运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经桃、宿，溯二洪，入镇口，陟险五百余里。”由于自然和人为社会原因，明清时期徐州至淮安段运道水患极为严重，是明清国家治黄保运的重点河段，也是明清两代河工最为频繁的地区。 明清时期徐州段运河由于借黄行运，黄运关系复杂，成为明清国家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正统《彭城志》记载：“徐居南北水陆之要，三洪之险闻于天下。及太宗文皇帝建行在于北京，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就上奏称徐州段运河：“国家运道，全赖黄河。河从东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淮之流浅阻，则运道塞。此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 明代宿迁属淮安府，清代雍正十一年(1773年)划归徐州府管辖。明清时期的宿迁为黄运交汇之地，漕运繁忙，河工频繁，兼之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万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瞰泰岳，南控江淮，西襟大河，东连渤海，盖两京之咽喉，全齐之门户也。”康熙《宿迁县志》记载宿迁：“西望彭城，东连海澨，南引清口，北接沭沂，盖淮扬之上游，诚全齐之门户，七省漕渠咽喉命脉所系，尤匪细也。”嘉庆《宿迁县志》称宿迁：“北带漕渠，西襟黄水，东临榆沭，南引清口，淮海上游，水陆冲要。”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黄河水患的下移，为避黄保运，明清政府先后在宿迁及其附近地区开凿了泇河、通济新河、顺济河、皂河和中河等新运道，宿迁成为明清时期运河河道变迁最为频繁的地区。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部，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大量漕船和商船由此往来，繁忙的漕运促进了淮安商品经济的繁荣。天启《淮安府志》称：“淮盖江北大都会云。二城雄峙，辅车相依。跨淮南北，沃野千里。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左襟吴越，右引汝汴，水陆交通，舟车辐辏。”光绪《淮安府志》记载：“秋夏之交，西南数省粮艘衔尾入境，皆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车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为了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明清时期在淮安设置了众多与漕运管理有关的官职。其中最重要的管理官职，如漕运总督、江南河道总督、漕运总兵官等，都以淮安为治所。此外淮安府城及辖区内还设有监仓户部主事、管厂工部主事、提举、巡漕御史等官员以及运河钞关、运河水次仓、清江造船厂等一大批漕运相关机构，使得淮安成为明清时期运河沿岸最为重要的漕运枢纽之一。
淮安清口示意图 正是由于苏北段运河黄运交汇的特点及其在整个漕运体系中的重要性，才使得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治黄保运河工极为频繁，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无疑也是导致苏北黄运地区水神信仰盛行的重要原因。 （三）明清国家及地方官员的推动 漕运和河工在明清时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两者都和黄运河道的治理密切相关，限于当时的科技和手段，治河过程中不可避免掺杂着对水神的崇祀。在黄运沿岸地区众多水神中，以金龙四大王最具有代表性。金龙四大王，名谢绪，为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因其具有护漕、捍患的功能，故不断得到明清官方的加封。景泰七年(1456年)，明朝政府采纳左都御史徐有贞的建议，建金龙四大王祠于沙湾。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鱼台致祭，正式敕封河神谢绪为“金龙四大王”。天启四年(1624年)，加封为“护国济运金龙四大王”。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王朝崇奉金龙四大王的传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官方对金龙四大王的崇奉推至顶峰。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康熙、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又先后十余次对其进行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年)，金龙四大王最后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封号达四十四字之多，按照清代典制，神灵封号到四十字便不再加封，由此可见清代对金龙四大王信仰的重视。
金龙四大王画像 基于海运和河运的重要性，明清官方也极为重视对天妃(即天后、妈祖)的崇祀。明代两次，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年间先后十余次对其加封，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明清国家祀典的认定对推动水神信仰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明清国家的倡导下，苏北地方官员、普通民众修建了众多用于祭祀金龙四大王、天妃等水神的庙宇和祠堂，并制定了隆重的祭祀礼仪，明清国家及地方官员对水神祭祀的倡导和重视亦推动了水神信仰的盛行。 (四)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 自然灾害对民间信仰的形成及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漫长过程中,自然灾害一直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人类在与旱灾、涝灾、蝗灾、瘟疫等灾害的长期抗争中,经常因科学技术的落后、经验的不足而往往借助于超自然力量来克服所面临的困境，我们通常把这种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或崇拜称为灾害信仰。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因而灾害信仰极为盛行。在黄河夺淮（1194年)到新中国成(1949年)的765年间，苏北共发生洪灾211次，涝灾96次，旱灾130次，共437次，平均不到两年就要发生一次水旱灾害。据赵明奇先生《徐州自然灾害史》统计，明朝立国276年，徐州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有264种次，其中水灾有120次，旱灾43次。清朝统治268年，今徐州市辖境发生自然灾害大小计430次，其中水涝203次，旱灾58次。水旱灾害在破坏当地社会经济的同时，对民众的信仰和心理无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频发的水旱灾害，尤其是旱灾，导致了民间龙王、真武、三官等祈雨神信仰的盛行。此外，由于盐城、海州等地区靠近海洋，频发的风暴潮灾等海洋灾害也导致了以天妃为代表的海神信仰的盛行。 二、水神信仰的构成及地域分布 明清时期漕运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繁忙的漕运和南北往来的客商在带动沿岸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沿岸地区民间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变革。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了水神信仰的信仰。归纳起来，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水神信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金龙四大王崇拜 在众多的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由于苏北地区黄运交汇，因而金龙四大王信仰极为盛行。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记载在当时的徐州铜山县境内金龙四大王庙就有三处：“一在北门外堤上，一在河东岸，一在房村”。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县金龙四大王庙：“在城西南，明知县宋伯华建。康熙二十四年，总河靳辅改建于城西南堤上，有敕祭文。” 淮安下属的清河县因地处黄淮运交汇处，水患极为严重，所以弹丸之地居然有十七座金龙四大王庙。民国《阜宁县新志》记载阜宁县大王庙：“祀南宋书生谢绪，庙在县治射河南岸，明崇祯护运副将黄昆圃建。清顺治十五年，海防同知咸大猷移于文峰旧址。嘉庆五年，运使曾燠重修。又大套、大通口、孟工、卫滩、七巨港、九套、沈家滩、北沙、樊家桥、童家营、苏家嘴、裴家桥、杨家集、东沟、益林、新河口均有之。”光绪《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县金龙四大王庙：“在西门外，康熙三十五年，知县曾昌进建。南洋岸、北洋岸、上冈镇、伍祐场皆有之。” 在苏北地区众多金龙四大王庙宇中，以宿迁皂河龙王庙最为有名。皂河龙王庙，原称敕建安澜龙王庙，位于宿迁皂河镇。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安澜龙王庙：“在县西北皂河镇，康熙中建，雍正五年奉敕重修。”雍正五年(1727年)，因当年黄河河清，雍正皇帝敕令河道总督齐苏勒重修皂河龙王庙。皂河龙王庙虽名为龙王庙，但祭祀的主神为金龙四大王谢绪，而非传说中的龙王。河道总督齐苏勒修庙奏疏云：“臣酌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一事，臣谨查江南黄河一带所建龙王庙宇甚多，或地处沮洳，或庙貌狭小，均不足以壮观瞻，惟宿迁县西皂河之庙地势高阜，四面宽敞，庙貌轩昂，且介于黄、运两河之间，与朱家口相近。”乾隆元年(1735年)御制祭文也记载：“江南宿迁县之皂河庙祀显佑通济昭灵效顺黄河之神由来久矣。……而祠宇岁久日圮，弗称祀典，爰允河臣之请，特发帑金鼎新神庙，经始于雍正五年五月内，落成于是年十一月。”此后皂河龙王庙正式被列入国家祀典，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五次取道皂河诣庙拈香祭祀，且每次都赋诗一首。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皂河龙王庙的重视。
宿迁皂河龙王庙全景 （二）天妃信仰 天妃，也称天后、 天后圣母，闽、粤、台海一带呼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这是我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都崇信的一位女性神灵。天妃，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能。明清国家对天妃信仰的重视，民间对天妃的信奉也极为虔诚，人们纷纷建庙立祠，定期举行祭祀。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运交汇，水患严重，东部沿海地区海洋灾害频发，再加上境内福建商人众多，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使得苏北地区天妃信仰极为盛行。 表1：明清时期苏北地区天妃宫庙分布情况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天妃庙宇共有20处，主要分布于徐州、宿迁、淮安等黄运沿岸地区，因天妃是海神，盐城、海州等沿海地区也有天妃祠庙的分布。天妃祠庙的地域分布并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徐州、淮安等漕运繁忙、河工频繁地区，徐州下属的沛县竟有天妃行宫十处之多，淮安山阳县共有三处。天妃信仰起源于福建，福建商人在天妃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泗阳县(即明清时期的淮安府桃源县)天后宫：“在众兴镇西骡马街，规模宏敞，庙宇辉煌，系闽商会馆。” 在苏北地区众多天妃祠庙中，以淮安清口惠济祠最为有名。淮安清口是黄、淮、运三水交汇之地。明清时期这里不仅是国家的漕运咽喉，亦是治河的关键之所在。“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两者必相资而成。……漕艘渡江达淮，黄河亘其冲，其入河也，必资于黄。治之之道，以清淮迅激荡涤之，俾无壅沙，河恒强，淮恒弱，则潴洪泽之巨浸以助之，交会于清口。是为运道之枢纽，河防之关键。导河入海乂淮利漕，举系于此。濒河迄下游郡县数十城郭田庐，皆恃以为命。”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清口惠济祠：“在运口，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太后水殿渡祠，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月，乾隆皇帝首次南巡，视察了惠济闸和高堰石堤河工并瞻谒惠济祠，命重加焕饰。同年六月撰写《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碑文曰：“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肃。乾隆十有六年，朕巡省南服，瞻谒庭宇，敬惟神功庥佑，宜崇报享，命有司鸠工加焕饰焉。”漕运及河工的重要性以及淮安清口重要的地理位置是惠济祠备受清朝官方崇祀的主要原因。 （三）龙神信仰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古人认为龙能兴云布雨，影响晴雨旱涝，所以最晚从汉晋以来，民间就有祭祀龙神祈雨的风俗。从唐代开始，由于佛、道两教的兴盛，龙神的地位不断提高，被尊奉为龙王，各地的江、河、湖、海、渊、潭、塘、井，凡是有水之处皆有龙王。 明清时期的徐州地处治黄保运关键地区，河工最为频繁，河道变迁最为剧烈，龙神信仰极为盛行。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记载徐州铜山县龙王庙：“在云龙山北，又明隆庆四年八月庚戌诏建河神祠于夏镇、梁山各一，赐名曰'洪济昭应’，命夏镇闸徐州洪主事以春秋致祭”。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徐州夏镇、梁山龙王庙建立的原因；“先是，河道都御史翁大立欲濬治梁山河，祷于神，忽水落成渠，可以通舟，大立以为此神助，非人力也，请建宇，从之”。光绪《淮安府志》记载淮安府城的龙王庙有三处：“一在东门外，一在新城北，一在龙兴寺前”。光绪《盐城县志》记载盐城县龙王庙：“在东门外，明万历九年，知县杨瑞云建。光绪十四年，知县王敬修重修。……上冈、伍祐场、新兴场东南皆有龙王庙。”光绪《睢宁县志稿》记载睢宁县龙王庙：“在城内县署西，乾隆四十三年，知县李时沛重修。同治十一年，知县刘仟重修。”睢宁县龙神祠：“在望山龙井侧，光绪十二年秋旱，知县侯绍瀛淘井祷之，旋即得雨，乃创建正祠三间，廊房三间，并置地二十亩以供香火。”《古今图书集成·淮安府祠庙考》记载桃源县龙王庙：“在治北一百步，明洪武二十五年，知县陈宁创建。景泰五年，知县赵经重修。”沭阳县龙王庙：“在治西五里张家沟，沭水至此分流，庙临水口，每旱祷雨辄应。”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龙神信仰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徐州、宿迁、淮安等黄运沿岸的龙王庙大多具有镇摄水患、御堰捍坝的功能，而距离黄运河道较远的盐城、海州、沭阳等地的龙王庙，其功能则以祈雨、降水为主。 （四）水利人格神信仰 水利人格神主要指的那些历史上原本是人，但因治水或理漕有功，官方或民间通过敕加封号、修建祠庙、颁发匾额、定期祭祀等方式将其由人升格为神的人格化神灵。明清时期黄河和运河的流经，使得徐州成为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河工在当时可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频繁的河工也使得以祭祀治水名人和名臣为重要内容的水利人格神信仰极为盛行。民国《铜山县志·建置考》就记载了当时几处祭祀治水名人和名臣的祠庙。如祭祀上古治水名人大禹的禹王庙：“一在吕梁上洪东岸，明时建，一在十八里屯，清嘉庆二十一年总河黎世序移建于苗家山，额书大王庙”。祭祀明代永乐年间漕运名臣陈瑄的陈恭襄公祠：“在县城东水浒，明平江伯陈瑄治水有功，建祠祀之”。还有祭祀明代吕梁洪工部分司主事费瑄的费公祠：“在吕梁洪下洪，明成化间工部主事费瑄督理洪事，有惠政，洪人立生祠，后登祀典”。祭祀明代总河潘希曾的潘公祠：“在城北四十里境山镇，明嘉靖间总理河道潘希曾，有德政，民立祠祀之”。 沛县和宿迁是明清时期运道治理和河道变迁相对频繁的地区，因而对治河理漕有功官员的祭祀也极为盛行。沛县朱公祠：“在夏镇镇山书院，祀明工部尚书朱衡”。沛县有茅公祠：“在夏镇分司署东，明万历中，工部郎中茅国缙卒于官，人怀其德，立祠祀之”。沛县五中丞祠：“顺治十六年，工部郎中顾大申建两河书院，祀明都御史盛应期、少保朱衡、少保舒应龙、工部尚书刘东星、少师李化龙，以主事陈楠、郎中梅守相、郎中茅国缙、陆化熙配食两庑，皆先后有功与河者”。 明清时期的淮安是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所在地，因而当地以总河或总漕为主要代表的水利人格神信仰也极为盛行。淮安府城山阳县为明清漕运总督所在地，在境内有众多祭祀漕运官员的祠庙。 表2：明清时期淮安山阳县境内漕运官员祠庙分布表
资料来源：(光绪)《淮安府志》，卷三《城池·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淮安清江浦一带原属山阳县，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河县旧城被黄河冲毁，清江浦作为新县城由山阳县划入清河县，先后为江南河道总督、淮扬道等治所所在。清河为明清苏北黄运河工最为集中之地，因而境内以祭祀漕河官员和治水名人为主要代表的水利人格神信仰也极为盛行。 表3：明清时期淮安清河县漕河官员祠庙分布表
资料来源：(清)孙云锦、吴昆田等：(光绪)《淮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清)胡裕燕、吴昆田等：光绪《清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5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864页。 在官方的敕封下，明清黄运沿岸地区还出现了众多“大王”和“将军”。这些生前多为河臣或河工，因为治水或护漕有功，在其死后被官方敕封为“大王”或“将军”，其中以黄大王(河南偃师人黄守才)、朱大王(河道总督朱之锡)、栗大王(河道总督栗毓美)、宋大王(明工部尚书宋礼)、白大王(汶上老人白英)、陈九龙将军、张将军(宿迁人张襄)、柳将军等最为有名。 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清河县境内有祭祀河南偃师人黄守才的黄大王庙，有祭祀河道总督栗毓美的栗大王庙，有祭祀宿迁人张襄的张将军庙和祭祀参将卢顺的卢将军庙。淮安山阳县清江浦(后属清河县)有祭祀明漕运总兵官陈瑄的恭襄侯祠，正统六年(1441年)建。盐城县境内有祭祀明朝治河名臣潘季驯的潘公祠，光绪《盐城县志》记载潘公祠：“祀明总河尚书潘公季驯，城隍庙西，万历八年知县杨瑞云建，并置祭田一顷三十一亩在城西汤家堡祠，后圮。国朝乾隆二年，知县卫哲治重建”。淮安下属阜宁县黎百二公祠：“在三泓子龙王庙内，清嘉庆、道光间黎世序、百龄相继为南河总督，治水有功，邑人因建祠祀之”。阜宁县禹王庙：“在云梯关平成台侧，康熙三十九年，总河张鹏翮因崇福寺旧址上改建，有'法海津梁’四字额，为总河于成龙手书。乾隆二十九年，江督高晋增建后殿，专祀禹王，以傍堤柳田三百亩作为香火院田，奉旨颁'利导东渐’四字，邑人姚孔金、僧润寂各有碑记”。 泗阳县，即明清时期的淮安府桃源县，因黄运交汇，河工频繁，水利人格神信仰也极为盛行。民国《泗阳县志》记载：“将军大王封号，皆前代有功河务或水死而屡著灵异者。凡黄河流经之地所在有之。邑治昔濒黄水，故北门外有敕建大王庙一所。”泗阳县小八堡黄河堤上有大王庙，内供朱大王(朱之锡)、卢将军(卢顺)神位。运河西黄河堤上亦有大王庙，内供黄(黄守才)、朱(朱之锡)、王(不详)三大王神位。此外，体仁市、洋河市、顺德市、崇河南乡、崇河北市、恩福市、金锁镇圩内、祥符闸西、林工、杨工堤上等处皆有大王庙。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晏公信仰也很盛行。晏公，名戌仔，江西临江府人，原本是江西地方性水神，明初因朝廷推崇而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水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晏公的生平事迹：“公姓晏，名戌仔，江西临江府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平生疾恶如探汤。人少有不善，必曰：'晏公得无知乎？’其为人敬惮如此。大元初以人才应选入官，为文锦局堂长，因病归，登舟即奄然而逝，从人敛具一如礼。未抵家，里人先见其扬驺导于旷野之间，衣冠如故，咸重称之。月余以死至，且骇且愕，语见之日，即其死之日也。启棺视之，一无所有，盖尸解云。父老知其为神，立庙祀之。有灵显于江河湖海，凡遇风波汹涌，商贾叩投所见，水途安妥，舟航稳载，绳缆坚牢，风恬浪静，所谋顺遂也，皇明洪武初诏封显应平浪侯。” 晏公职司平定风浪，保障江海行船，因而东南沿海和江河湖泊沿岸地区信仰较为盛行。明清时期苏北地区为漕运必经之地，大量漕军由此北上或南下，再加上河网密布，湖泊众多，晏公信仰自然十分盛行。同治《徐州府志》记载邳州晏公庙在旧治东南。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宿迁晏公庙：“在洋河镇，旧在城南。”民国《阜宁县新志》记载阜宁县晏公庙：“在县治射河南岸海墙头，成化间，邑人刘盛与侄刘翰同建。”晏公本为江西地方性水神，且多为漕军所信仰，其之所以在苏北地区如此盛行，无疑和苏北地区繁忙的漕运有莫大关系。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晏公形象 (五)区域性水神 由于元明时期徐州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两处险段，徐州特有的水神，主要指徐州洪神和吕梁洪神。“洪”是方言，“石阻河流曰洪，盖河、 泗诸水疾下而南，为石所束，崩腾呼号，势如奔马；舟从上下，稍触两涯石齿，辄摧覆不可复救。” 泗水流经徐州时，因受两侧山地所限，河道狭窄，水中怪石受到冲击，形成了秦梁洪、 徐州洪、 吕梁洪三处急流。黄河夺汴泗入淮流经徐州，必过徐州、吕梁二洪。 徐州洪在宋元时又称“百步洪”，位于徐州城东南二里处，因巨石盘踞地中，长百余步而得名，“汴泗流经其上, 冲激怒号，惊涛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艰险，少不戒即破坏覆溺。”正德年间成书的正统《彭城志》有“三洪之险闻于天下”之说。吕梁洪更是名闻遐迩，元赵孟頫《吕梁洪关(羽) 尉(迟恭)庙碑记》描述了吕梁洪的险恶，而每当过洪，船主、 纤夫、 艄公人等无不“舣舟躬楫,股慄睥睨而不敢发”。于是“莫不宰牲釃酒，恭谒庙貌，睢盱傎伺，以听神命，吉凶逆从，昭答如响。”
《疏凿吕梁洪记》碑 元人袁桷《徐州吕梁神庙碑》记载吕梁洪：“余宦京师，过近吕梁者焉，春水盛壮，湍石弥漫，不复辨左回右激。舟樯林立，击鼓集壮稚，循崖侧足，负绠相进挽。又募习水者，专刺棹水。涸则岩崿毕露，流沫悬水，转为回渊，束为飞泉，顷刻不谨，败露立见，故凡舟至是必祷于神。”同治《徐州府志》记载徐州洪神庙：“在百步洪上，旧有庙称灵源宏济王或称金龙四大王，凡舟蹈洪必祷焉。”徐州吕梁洪神庙则有两处：“一在上洪，旧称河平王，明永乐初建，宣德十年，知州杨秘重修。一在下洪，旧称龙神，元皇庆间建，明天顺年重建。” 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在当时的宿迁县境内有张将军庙和镇黄刘王庙，张将军庙：“在治南十里小河口，神名襄，明弘治间行商至伍家营，为舟子所害，夜托梦于母，明日得其尸，告诸官，置舟子于法后，为河神，有功漕运，明时屡遣官祭，封以显号。至国朝护漕有验，加封护国护漕勇南王”。镇黄刘王庙：“在西堤上，祀桃源刘真君，敕封静水王，祷雨辄应，同治十三年重修”。泗阳县刘真君庙：“一在半路，刘即宋封通天彻地刘真君庙，俗称刘老爷庙，天旱祈雨，异常灵验。一在崔镇，清同治初年，移建陈老圩东门外。一在颜家冈，民国三年重修。”淮安是淮河流经的重要地区，清河县境内有专门祭祀淮河水神的淮神庙。《古今图书集成·淮安府祠庙考》记载淮神庙：“在治东二里，旧志载明武宗南巡，旋至徐州，神著灵异，上问衣洪者何官，神对曰，清河淮神送驾至此，因赐额，春秋祭焉。” 三、水神信仰的特点及影响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目的功利性的特点。由于苏北地区黄、淮、运交汇，是明清时期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水神信仰的盛行对明清国家的治河理漕活动以及黄运沿岸民众的生产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水神信仰的特点 黄河和运河的流经，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以及地理环境和社会风俗的差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苏苏北地区的水神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 1.崇祀种类的多样性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由于水患严重，河工频繁，在加上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和漕运必经之地，各种文化、信仰以及风俗在此交汇和融合，因而水神信仰的种类极为众多。既有明清国家倡导的金龙四大王、龙神、天妃、晏公等水神，也有众多崇敬和祭祀大王、将军、治河理漕官员的水利人格神信仰。清人周馥所著《河防杂著》“水府诸神礼典记”中就列有80多位水神，其中既有黄河河神，也有运河水神。《敕封大王将军纪略》更是记载了与黄河和运河有关的6位大王，64位将军。由于黄运交汇的地理环境，以上两本著作中提到的水神在明清时期苏北黄运沿岸地区几乎都有分布。笔者依据相关史料统计，明清时期徐州府境内(含宿迁)有水神30余种，淮安府境内有水神20余种，水神信仰的种类可谓名目繁多。 2.信仰地域的广泛性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水神信仰不仅种类众多，而且分布地域广泛，崇祀金龙四大王、龙王、天妃等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苏北运河区域各州县，各种和漕运及河工有关的水利人格神祠庙也遍布于苏北黄运沿岸地区。祭祀水神的庙宇不仅分布地域广泛，其数量也极为众多。金龙四大王是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淮安清河县因水患极为严重，弹丸之地居然有十余座金龙四大王庙，徐州所属沛县境内天妃行宫更是有十处之多。“自吕梁、徐州己达临清，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军民输京师之赋者，凡四百余万石，舟楫之行计万五千余艘，皆赖神之护佑。”乾隆《杭州府志》云：“凡舟行黄河者神应如响，宿迁、吕梁及凡有漕运之地并立庙。”龙神信仰由于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更是遍布苏北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光绪《安东县志》记载安东县境内共有龙王庙十余处之多，遍布安东各村庄：“一在柴沟，一在夏村庄，一在山村庄，一在一帆河，一在厉家庄，一在五港口，一在傅湖，一在淮宁乡官庄，一在大庄港口，一在邓沟河，一在七里河，一在张纲海口，一在东路。”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水神信仰在分布地域上无疑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3.信仰主体的普遍性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河流密布，湖泊众多，再加上东临黄海，水旱灾害频发，故水神的信仰群体极为普遍。上至封建帝王、河漕大员、地方官员，下到漕军、水手、船工、渔民、商人、普通民众，无不对水神推崇备至。康熙、乾隆南巡期间，多次亲自或派遣官员祭祀宿迁城西南金龙四大王庙、皂河龙王庙、淮安清口惠济祠等水神庙宇。当漕运受阻、河工危难之时，漕运和河道官员也大多祈祷和祭祀水神。漕军或运丁负责国家漕粮的运输，常年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故建庙祀神，祈求保佑。船工、水手、商人等群体常年往返于河流、湖泊、海面之上，时常面临人员、货物漂溺的危险，于是多祈祷和祭祀各种水神，以求人身安全，航运顺利。赣榆县青口镇天后宫就是由船户和商人共同捐建，宿迁、泗阳等地天后宫也多由福建商人创建。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有着重要影响，由于龙王具有祈雨、治水的职能，故备受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的崇祀，各地龙神庙宇多由地方官员或民众捐建。 4.崇祀目的的功利性。 当黄河和运河风平浪静，气候风调雨顺时，水神的崇祀往往不太突出。而当运道堵塞，水灾泛滥，直接威胁到到了漕运的畅通和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水神信仰的功用才会变得显著。明清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的初衷和最终目的都是祈求神佑，以保平安，免遭水患。“遇到洪水大灾之年或者河工治水之事，明代政府多加封黄运诸河神各种名号，或者奉献牺牲，隆重献祭”。明清国家“祭祀金龙四大王旨在捍御河患、通济漕运。当官方的此种诉求得到满足时,便会祀神报功”。众多水利人格神之所以被崇敬和祭祀，是因为他们：“或生为名臣，能御灾捍患；或有功德于民者，故殁而为神；或有阴翊国家，保佑生民，皆足以崇奉祀，以求福利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水神信仰无疑具有极强的功利性。 （二）水神信仰的社会影响 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导致了苏北地区水神信仰的传播及盛行，水神信仰的盛行反过来又对苏北黄运沿岸地区的漕运、河工以及沿岸民众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崇祀水神在成为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成为苏北地方民众及往来客商的精神慰藉。 1.明清国家及地方官员的影响 在当时的科学手段及技术条件下，面对频发的黄运水患，明清河臣们往往会感到手足无措，崇祀水神，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平息水患，成为河臣们运用的重要手段。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水神的“显圣”多发于堵塞黄运决口或治理水患之时。河工告竣或水患平息之后，官员便会奏报水神“显灵”事件，祈求皇帝敕命祭神或官员祀神。毋庸置疑，水神信仰的盛行使得明清河员和苏北黄运沿岸民众对水神信仰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漕运受阻、黄运水患严重之时，也往往是水神信仰的盛行之时。 天启六年(1626年)任总督漕运的苏茂相在其《淮安清口灵运碑记》中则记载了金龙四大王和张将军显灵平息水患之事：“天启丙寅春，茂相奉玺来董漕务。五六月间，南旱北霪，淮势弱，黄挟雨骤涨，倒灌清江浦、高宝之墟。久之，泥沙堆淤，清口几为平陆，仅中间一泓如线，数百人日挽不能出十艘。茂相大以为恐。或曰'金龙四大王最灵’，因遣材官周宗礼祷之。是夜水增一尺，翌日雨，复增一尺，雨过旋淤。茂相曰'非躬祷不可’。闰六月二十有五，率文武将吏诣清口，祷于大王及张将军神祠。……越五日，为七月朔，晨气清朗，已而凉风飕飕，阴云翁郁。不移时大雨如注，达夕不歇。初二日，雨如之，河流澎湃，停泊千余艘，欢呼而济淮，遂强能刷黄。迄秋，粮艘尽渡无淹者，众始诧河神有灵。”
《清口灵运碑》 漕运官军负责国家漕粮的运输，常年往返于运河之上，涉江过河，艰险无比，难免有漂溺、沉没之患，故建庙祀神，祈求保佑。水神庙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祭祀需求，对漕粮运输活动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意义。《金龙四大王碑记》云：“至我国家长运特仰给于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风湍，岁以为患，四百万军储舳舻衔尾而进，历数千里始达京师。缘是漕储为命脉，河渠为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邳州直河口重建金龙四大王庙，运粮把总、杭州右卫指挥使蔡同春捐俸金为庙立像，并作《金龙四大王庙记》云：“直河一口乃襟喉之要区，官旌至此必割羊酹酒，击鼓扬旌，惴惴焉乞灵于神。”宿迁东关金龙四大王庙内供奉有靳辅塑像，因时常显灵，护佑漕运，故倍受往来漕军的崇祀。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靳辅曾孙、松江府押运通判靳光寰在其所作碑记中记载：“宿迁县城外东南圩运河之西岸，有金龙四大王庙。中供大王像，左供张老爷像，右供先曾祖文襄公像，旁列侍者二人。庙之建不知起自何时，而文襄公像则江西各帮官丁塑以供奉者。……每年押运北上，入庙瞻依，焚香肃拜，敬念先人之遗泽孔长，而寰之年年督运安流，免致陨越者，皆仰赖文襄公之庇佑。” 水神信仰对地方水患治理也有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人心、组织动员的作用。隆庆四年(1570年)，淮安知府陈文烛在其《柳将军庙记》中记载：“隆庆辛未夏五月，淮泗大溢，黎民昏垫。秋八月，水复溢，环城不消。士民告余曰'水神有柳将军者’，余檄山阳县令具主设牲，同祷于淮之滨。水夜退尺许，士民神之。告余曰'将军捍水患，宜庙祀之’，乃命经历李凤鸣，卜地城西之南河为殿三间，肖将军貌。大门左右，室各三，数月乃成”。地方官员建庙祀神，也可扩大官方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交流。万历十九年(1591年)，参政郭子章督漕至宿迁见当地金龙四大王庙破败不堪，次年再至时与宿迁地方官员及民众重修庙宇，其所撰《宿迁县金龙四大王祠记》云：“予复至，捐金倡之，于是诸漕艘道祠飨神者争醵金焉。宿迁令南城聂君摄金倡之邑，于是钟吾、下相、环郭内外商民入祠飨祠者争醵金焉。”在郭子章和宿迁县令的倡议下，广大信众慷慨相助，庙宇得以重修。 2.对沿岸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水神信仰的传播使苏北黄运沿岸地区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为过往的漕军、客商、行人和水手提供了祭祀场地，成为慰藉沿岸民众心灵的重要场所。淮安是明清时期漕运中心，金龙四大王信仰极为盛行，凡经过淮安运河的客商、漕军、水手莫不敬拜金龙四大王，其中天妃闸金龙四大王庙尤著，清人笔记记载《金龙四大王歌》云：“行人舟至黄河滨，无不祭赛黄河神。但知金龙四大王，不知大王何如人。我来淮右天妃闸，庙中歌舞尤杂遇。巡观壁间有石刻，蒋生作传董公跋。”《谒金龙四大王庙》云：“客子预愁天妃闸，舟人齐拜大王庙。”明代淮安府城天妃庙称灵慈宫，永乐年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敕赐灵慈碑记》中记载：“永乐初，平江伯陈公瑄奉命率舟师，道海运北京，然道险所致无几。……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万历十八年(1580年)，盐城知县杨瑞云重修县治北门外二里的旧有天妃庙，明人胡希舜在其所作的《重修天妃庙碑记》中记载：“天妃者，海神也，凡濒海郡邑，咸建庙崇祀之。其神最著灵异，郡邑之人有所祈祷于神者，皆应之如响。”光绪十九年(1893年)夏四月，“邑人筑堰捍潮，潮溢盛涨，埽几不保，群犇祷于庙，获转危为安。” 水神庙宇的存在对沿岸民众经济和文化生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皂河龙王庙会是数百年来皂河及其周边地区群众自发参与的一项民间祭祀民俗活动，庙会的起源和运河有密切的关系。”自清代以来，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初九、初十这三天，为宿迁皂河龙王庙庙会之日。其中正月初八为焰火日、初九为正祭日、初十为朝山日。届时众多民众纷纷前来敬香祭神，祈求风调雨顺，河水安澜。宿迁及周边地区的行商坐贾、民间艺人也纷至沓来，云集皂河。庙会上既有曲艺、杂技、民俗表演等文化展示活动，也有各种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买卖交易活动，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庙会风俗几百年来从未中断，一直沿袭至今。此外，民间对龙王等治水神和祈雨神的信仰和祭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众对于水旱灾害的恐惧，使其紧张的情绪得以释放，对恢复生产、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明清时期苏北地区众多天后宫为福建商人所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四、结语 运河区域是明清时期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地区，以往的研究往往只关注黄运河道的治理以及漕运对运河沿岸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很少关注漕运和河工对运河区域民间信仰所产生的影响。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大量漕船和商船由此北上或南下，各种文化、信仰以及风俗在此交流和融合。黄运交汇更使得苏北地区成为明清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区，众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河工集中于此。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地理环境、水旱灾害也对水神信仰的兴起有着重要影响。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遍布苏北的城镇和乡村。在众多水神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对金龙四大王、天妃等运河水神的信仰。崇祀水神在成为明清国家治理黄运水患的重要手段以及黄运沿岸民众精神慰藉的同时，也为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成为明清苏北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 来源：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作者简介：胡梦飞，男，1985年11月生，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运河文化史和区域社会史。近年来，主要参与《徐州史纲》《山东运河大观》等书的编写，承担《中国运河志·人物卷》《中国大运河蓝皮书》《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志》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先后在《历史教学问题》《江苏社会科学》《中国文化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聊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聊城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各一项，参与国家、省部级项目多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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