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文到语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学术研讨会
2023年7月2日，“从国文到语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与会专家围绕陆胤的新著《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展开讨论，从各自立场和现实情况出发展开分析。
会议首先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孟琢副教授作开幕致辞。孟琢欢迎了各位专家的到来，并简单介绍了陆胤的新著，认为本书详细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大变局中文学观念变迁、语言文字变革以及学制更易、教材编写等多方面问题，是很厚重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著作。
陆胤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陆胤先对自己的新著做了“解题”，强调本书的“文学教育”取其广义，识字、辨训、读书、作诗文尺牍等均在其中。“知识衍变”则体现在蒙学、古文、词章等多个层面，最后统合在“国文”概念之下。国文既是新的学科名称，同时也暗含着新的文体追求和读写习惯。之后陆胤从三个层次展开“文教古今之变”的议题：
1、从“教士化民”到“国民教育”
笼统而言，中国传统的教化理念重在“成人”，通过学校制度和选官制度来完成从“养士”到“选士”目标，这种传统教化模式具有超制度性、精英性、通识性。近代新教育不同于传统教化的对应特点，则是制度化、普及化、专科化。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理念主导下创制了以“造国民”为目标的新教育体系，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2、作为国民教养的“国文”
新式文学教育（国文科）与传统文学教育的本质区别在于“国民性”。传统课程中诗文等不同体裁、类型也有不同的教法和教程，并不存在一个排他的“文学教育”领域。新式“国文教育”以造就同质化国民为目标，其课文内容、教学形式、教授法原理的规划，以不分阶级、地域、行业、族群的全体国民为设定对象。新式“国文教育”的同质性反映于教科书的全国通行，既有女子教科书、简明教科书、行业教科书乃至非汉文译本国文教科书等不同层次，又通过“审定制”确立统一方向。不可控的盗印、手抄则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了一地、一时的文学教育新经验。
3、“读书革命”诸问题
传统教育中生徒与塾师之间多是单线的“诵读—辅导”关系，未必遵循统一进度，也无须联结为一个教学集体。散漫的读书空间和差异化的读书功程，与清末以降追求集体化、机构化、社会化的新教育眼光有别。近代读法、教法的变革始于传教士对于“中学教法”的批评，梁启超等趋新者将之归纳为中学记性和西学悟性的二元对立。废科举、兴学堂在制度上对诵读教法造成打击，新式“教授法”则在课堂实践层面挑战了记诵传统。近代中国的“读书革命”由此发端，绵延甚久，值得继续讨论。
何杰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何杰首先从一线教师的角度讨论了当代语文教育中的“创”与“生”。他认为，陆胤在研究方法中强调统合文教精英的“创”和教学实践中的“生”，类似于教学当中讲的“预设”和“生成”的关系。“创”着重解释现象，“生”则侧重解决问题。正如陆胤指出的，“创”和“生”并非一直琴瑟和谐。在语文教学实际中，“创”和“生”确实存在冲突，但二者也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首先体现在“创”和“生”都是期待改变教育现状的。教育改革本身即是对教育现状不满的表现，而学术精英的“创”是以理论逻辑展开，但在教学实践中则要多考虑实践因素，才能“生”出办法。今天我们同样在面临晚清的问题，国民教育期待提高整体素养，而一线教师看到的是一个个家庭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最后学术精英和设计和一线教师的实践很多时候会变成“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如此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把学者“创”出来的好东西变成教师能“生”出来的好东西！广大一线教师对于学术界的期待，概而言之就是“合宜的知识与理论”。
李煜晖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煜晖用三句话概括了自己的评价。首先是“通文学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李煜晖将“国文的创生”比喻“婴儿出生”，强调此并非顺产，而是政治制度的催生，其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尝试很多，在学界和实践中也充满矛盾。最后只能在古今中西的杂糅，多方博弈，从而获得暂时的平衡。也许陆胤研究的重点不在国文本身，而是对创生机制进行具体研究。把国文作为症候，观察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普遍动因，开辟新的研究思路和空间。其次是“成教育一家之言的论述框架”。李煜晖指出本书借鉴了苏云峰的研究，将近代教育特点总结为“制度化、专科化和普及化”，十分到位。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并非并列关系。制度化包含了专科化的建制和普及化的目标，而普及化程度的广狭与制度的设定和专科化程度的高低又密切相关。三者构成了内隐而交错的论述框架，支撑本书成为一本优秀的专著。最后是“察当代语文得失的学术镜鉴”。或许可通过国文创生的时候即存在的基因，来照见当下语文教育的具体得失，如第八章讨论诵读就对中学教育深有启发。陆胤新作体大思精，材料丰富，或也因此有概念庞杂，用词古雅的问题，对广大语文教师的阅读存在一定难度。
胡琦
（北京大学中文系）
胡琦指出国民教育问题其实是压在书背后的问题。胡琦说，会上各位老师评论陆胤文笔矜练，仿佛“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就他感知而言，在国民教育问题上，这本书或许是“未成曲调先有情”，陆胤所寄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书的背后，如关于建立国民共同的知识体系、知识传播的阶层性等的思考。回到《国文的创生》这本书，胡琦强调“国文创生”问题可以看作古代文学视域中“古文”本身的脉延，是对传统“古文”在晚清新旧变局之后继续传承并融入新的教育、文化体制这一过程的多角度分析。首先关于“浅近文言”问题，陆胤的分析“内外兼修”，既有中国自身脉络，也放在跨文化的全球视野中看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语言问题。其次是点出晚清人“普遍文学”的概念，时人常希望归纳某种具有“本质”性的文章系统，其中不免参差附会，折射出以西来文学观念为中国古文作“透彻之悟”的意图。最后是“国文”引出的多元化视角。国文变成最后保存传统血脉的唯一承载体，其内涵不只是文章诗词，更包括道德、伦理、文艺等多个层面。“国文”与“古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关联，并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现代汉语中。
王星
（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
王星先从自身一线教师的角度谈了对这本书的认识。王星认为前三章解决了清代“国文为什么创生”的问题，第四到七章则展开了清季“国文”具体教什么这一问题，第八章则重点关注怎么教的问题。不论学界，还是教育界，或许都把从“国文”到“国语”到“语文”的脉络论述得太清晰。而从文献实物的角度看，早在光绪甲辰年就有标为“语文”的课本；晚清时许多华侨教材则取名“国语”，此中发展并不那么线性直观。或许现在也不能给“语文”一个清晰的定义，而从陆胤的书中能够看到的现象，正是清代新式学校受到西方影响之后，将可划分出去的东西都剥离后，剩下的那部分才是我们的语文。语文是被剩下来的，其实也正是与我们民族最密切相关的，可能本身就难以定义。我们只是尝试定义，才有了“国语““语文”等名称。语文究竟有什么？或许可以通过结合对教科书本身的研究来发见。现存的1949年之前的教材，据统计大概还存在2000种左右，材料颇为丰厚，是一座富矿。并且，通过对这些教材的研究，比如类似第八章中研究“教授法”，亦能指导当下的教育现状。
陈尔杰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陈尔杰集中谈了自己对“创生”的几点想法。首先是中央和基层在教育层面的互动值得关注。近现代社会转型剧烈，意味着精英和底层也复杂而多变。而再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基层经验和中枢创制是互相联系的，比如叶圣陶在北伐前后职位多次变化，反映出当时的形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性是很多的。再如，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辛亥、洪宪、五四、北伐等大的历史事件带动了大的社会变化，教育的变化及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可能不完全是由国文自身决定并发展的，教育之外、国文之外的某些东西也会对国文的道路的选择产生重大的影响，即还有创生之外的其他要素的考量。中国人始终在近现代以来的危机感中，时人做的事情也是对危机的回应和阐释，国文或许也在这个脉络中，如当时商务的《共和国教科书》，也许正带有召唤出新国民的期待。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介于初小和中学之间的“高等小学”，其课本呈现出混合状态。如部分讲具体科目，部分讲高级文章。这可能是当时“普通学”和“普通文”意图的反映，一方面继承八大家以来的古文传统，同时又可以传递近世知识，于是在国文与其他学科间产生纠葛。所以可能恰恰是近世知识性内容出现，导致“国文”概念不能完全成立。确实如陆胤所言，“文言死得太早”，采用语体文后很多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到现在编纂教科书时也能感觉到来自于晚清民国的矛盾。陆胤太清楚方法的限度，不会阐释太多，但或许也会让一些精微处晦而不彰。此外，若可把论述和观点结合得紧密一些，给出一个更清晰结论和再更长时段上的方法论展示，就更好了。
谢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谢琰从三个角度分别对此书进行了分析评价。首先，从古典文学角度看，此书是近代研究的范本。因为近代研究中存在三种复杂性，即：人复杂，书复杂，概念复杂。而陆胤这本书都处理得很好。此书虽然是教育史研究，但取径与一般研究不同，更多是从设计者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沉浸在具体教育史实的考索梳理，或可说是在士大夫研究的延长线上。其次，具体研究过程中的优点是走了知识史的路径，把很多复杂问题放在平等的知识层面去观照。知识史视角对于语文教育史的考察会更为合适，而思想史、政治史视角可能会太过等级化，反而失之简易了。最后，书中讨论修辞和文类的关系，启发很大。如修辞学对文章分类产生了影响，东瀛知识回传问题，以及修辞和语法的关系等。末章讨论读书革命，或许可以看作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对立的问题，将这种极端的中西对比聚焦在教育学上，颇有洞见，十分精彩。
孟琢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孟琢则从此书对“学科史”的超越进行观察，强调陆胤作为80后学人的积极突破。面对学术研究高度的专业化与精细化，陆胤尝试触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问题，以一种内在的跨学科视域来直面历史的复杂性。以书中探讨的语法学为例，在学科内部的视野中，语法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学科体系的过程。但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在语法学建立的背后，是为了解决如何面向大众普及文教的根本关切。语法学的建立是为了解决时代困局，而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问题。在陆胤的新作中，呈现出突破既有学术框架与学科界限、回到历史整体场域的学术自觉，力图呈现复杂的历史面貌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张力关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整理者：谢蒙恩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