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此推文在《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总第36期）刊出的《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一文基础上，经过删减，整理而成。  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汉学视野下“文化南方”研究的转向与发展 王劭康 周 睿 摘 要：中国“文化南方”的概念，经过从薛爱华的专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到宇文所安等的论集《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的不断建构，汉学研究中的“南方”由确切的地缘概念走向由文本所构建出的文化疆界，形成中古时期中国文学的核心传统之一。通过二书的对比，剖析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情感和“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变易，观察近几十年海外汉学研究的扬弃、突破与革新，由此聚焦汉学文学研究的转向与变容，联系当下汉学研究视角的精神回归与西方汉学研究者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化，讨论汉学研究者的身份迷思，有助于展望汉学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关键词：“文化南方”；薛爱华；宇文所安；区域研究 传统的欧洲汉学式微之后，海外汉学研究进入了以北美汉学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中，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薛氏是20世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曾任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会长，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其弟子柯睿（Paul W. Kroll）认为薛爱华是“以往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在研究方法上，薛爱华是传统欧洲汉学的继承者，他重视文献研究，并将其与自身人类学背景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将各个领域的研究相串联，构成广泛而立体的汉学研究成果。薛爱华在其学术生涯中，因对物质文明和文化交流的兴趣与关注，着重关注“文化南方”问题，这一概念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内核。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是薛爱华对于中国“文化南方”这一概念的形塑。王平和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从中汲取灵感，在2012年10月26日普林斯顿大学“诗歌与空间”（Poetry and Place）研讨会的参会论文中，结集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田晓菲、柯睿、吴捷以及编者在内的七位学者所撰论文，汇编成《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下文简称《文化南方》）一书，同样以“文化南方”为核心议题，从不同视角继承和延伸了薛氏这一概念和框架，展现了新一代汉学研究不同于以往的诸多特质。 从薛爱华到宇文所安，文化南方研究的一系列转向，不仅标志着汉学家个人研究取向的改变，也是汉学研究中心话语权逐渐分散的体现。随着中国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觉醒，中国庞大的文化体量让西方难以继续用“以西律中”的方法认识问题。从《朱雀》的时代到《文化南方》的时代，中国文化不再是大英博物馆里的成化鸡缸杯，中国声音开始更多地从中国本土发出。尽管汉学研究的中心仍未回归国内，但新一代海外汉学家必然越来越需要融入东方视野进行汉学研究，这也造成了《朱雀》与《文化南方》中的南国变容。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图片来源于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以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传统观照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一种“去中心化”视角的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文化割裂倾向。薛爱华对于中国南方边疆的凝视和欧洲对于殖民地的凝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事实上，薛爱华这种殖民主义的视角贯穿其研究，来自北方的统治者往往是残暴的，知识分子则显得傲慢自大；南方少数民族被置于原始土著的固有形象中，被赋予弱小与蛮暴的二相性。“道德生活被大大简化，智慧则被掠夺。”在薛氏的笔下，北人与南人的关系被描述成一种欧式殖民者与亚非式被殖民者的关系。 薛氏的东方凝视有着显著的时代特征，本质上是“一战”后黑塞等欧洲知识分子“东方转向”的余音与殖民主义建构“文化他者”的延续。苏珊·桑塔格认为这类热情本质上是对异教神秘主义情调的猎奇，而非出于对文化实体的向往，“这种怀旧不具有历史位置，而是美化的殖民观念与对非白人文化想象中的剥削。” 由于时代限制，薛爱华作为一名汉学家（或者说那个更具批评色彩的称呼——“东方学家”）而进行的文化南方研究，仍然没能脱离萨义德等人所批判的文化殖民主义范畴。  薛爱华的成名作《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初版于1963年 （图片来源于亚马逊官网） 及至宇文所安等人，“殖民”视角早已饱受批判，汉学研究回归文化本身。中国长期以来焦虑的汉学中心问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积极转向——正统的中国研究者中并未出现足以改变研究中心的巨擘，但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愈发难以忽视。一方面，海外华裔汉学家逐渐崛起，田晓菲等学者虽然一时间称不上学界名宿，却在中外文化之间肩负起汉学研究的管阀作用：对内，他们展示了启发性的新视角、新研究，注入带有革新气息的新生活力；对外，这些处于中西文化碰撞边缘的学者精熟西方文化，而其本身又具备东方文化的深厚素养，懂得如何更好利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化进行再诠释，也懂得如何将中国文化转译为西方话语，使西方学界更好地理解东方文化。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图片来源于哈佛大学官网） 《朱雀》展示了中古南方世界宗教性和自然性的一面，《文化南方》则致力于将其人文与理性的另一面补全。承接前两部分的论述，薛爱华的美学观是猎奇的“殖民”美学，面向的是南方的自然世界。在薛氏的视野中，诗词作为一种辅助文献而存在，为的是反映个人视野下对时代的认知。《朱雀》大篇幅地引用诗词作为文献依据，虽说这样并非完全无理，但诗词终归是文学而非史料，这种研究方法的可信度首先存疑；此外，对于诗词来说这种行为无异于暴殄天物。在薛作中东方诗歌出现的原因往往是作为某种史料的佐证文献，但诗歌最重要的文学性则被彻底忽视，薛氏将其作为某种殖民地民谣对待——这与欧洲对非洲、大洋洲土著歌谣的研究别无二致。薛氏热爱的诗歌还是波德莱尔、布莱克等近代西方文艺。相较于以风物研究为中心的《朱雀》，《文化南方》则更加注重文学创作过程及其中的主观性因素，其中出现的诗赋往往有三种功能：摹画诗人形象（如康达维、田晓菲引《羽扇赋》），展示文学特色（如王平引《楚妃叹》），作者自我抒情（如宇文所安引《满庭芳》）。研究者们将其放在与西方诗歌同等的位置进行文本分析，诗赋回归了文学本位，其性质得到了普遍认可，这体现出汉学研究热情从普遍的物质世界的猎奇化追求，逐渐发展到对一种文化的审美追求。汉学研究的审美导向终于指向了中国文化本身。  《文化南方与汉唐诗歌——中古中国诗中的南方认同与南方疏离》（Southern Identity and Southern Estrangement in Medieval Chinese Poetry）中译本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片来源于香港大学出版社） 究其原因可从学科背景的变化入手。薛爱华及其之前汉学家的学科背景往往与人类学相关。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人类成为定义、概念与对象，而人类本身的参与是难以体现的。从此种意义上讲，人类学这一学科反而最缺乏人类意识。《文化南方》的作者则均具有文学背景，即使师法薛爱华的柯睿也将中国诗歌研究作为主业，使该书摒弃了博物学和人类学的主导地位，将文化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在《文化南方》中，宇文所安等人不再关注博物论的研究方法，而是将新批评理论引入汉学研究的同时，致力于恢复对创作主体的关注——这是后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妥协与协调，对今古交融的汉学研究来说，这种研究取向恰到好处地兼顾了古典与现代，追根溯源其本质是符合文学精神的。 此外，如果仔细审视薛爱华的华裔研究，就会发现实则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四裔，而非华人，甚至往往“有裔无华”。无论是将毕生精力投入对古代中国边缘时代、边缘地域的再发现的薛爱华、宇文所安、田晓菲等人，还是近年来提出“汉学主义”的顾明栋，这些学者的研究中都蕴含着另一种焦虑：在汉学研究中心的争夺战中，不同于国内学界对于汉学研究话语权丧失的担忧，身处海外的汉学家在另一端也有被文化中心离弃的担忧。一方面，由于文献获取困难、地理隔绝、语言障碍等问题，海外研究者很难在主流研究领域与国内竞争；另一方面，海外汉学家希望通过边缘研究获得文化自证，争取一份中国文化圈的“落户证明”。这个问题的性质就如同南迁王朝往往对于蜀汉、孙吴倍加推崇一样，海外汉学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六朝、五代十国等边缘时代和对帝国远疆的研究，为长期笼罩在北方中原文明阴影下的地方边缘文化取得一席之地。通过这种努力，改变北方中原文化的排他独大现状，完成或部分完成文化边缘的“去中心化”，或可以此达到学者的自我正名。从《朱雀》到《文化南方》，“文化南方”研究的不断深入，恰恰体现了汉学中国主体建构的过程。“南方”并非作为一种文化“他者”，而是作为古典中国文化的第二元，为本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融合与交汇提供新的可能性。 （王劭康：西南大学文学院； 周睿：西南大学文学院）  《国际汉学》主编：张西平 执行主编：张朝意 副主编：任大援 杨慧玲 编辑部主任：边秀玲 本期责编：王晓丹 刊号：ISSN 2095-9257 CN10-1272/K（国内统一刊号） 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9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100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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