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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龙云提出废除滇军师级编制，引起手下师长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等人的不满，发起“倒龙”兵变。措手不及的龙云被迫离开昆明，在龙云离开后，卢汉等四个师长发现无力应付局面，于是又将龙云请回。龙云不久后开始秋后算账，免去了卢汉等四个师长的兵权，并将他们关押。 不过，很快，龙云就将四个师长释放，尤其是卢汉，继续委以重任，这是因为，卢汉和龙云的关系十分特殊。 龙云是卢汉的表哥，两人都是云南昭通人。小时候，卢汉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 1911年初，卢汉跟随龙云到四川投军。第二年5月，两人都被送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学习，卢汉学习步兵科，龙云学习骑兵科。 讲武堂毕业后，两人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1925年，卢汉在龙云军长的滇军第五军担任第七旅旅长。 192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主席，随着龙云在云南的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二号人物。 从1928年开始，卢汉担任云南省府财政厅长。当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1930年春，卢汉由于要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所以辞去了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他整理了财政，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不过，龙云的手段还是比较温和的，很快他就将卢汉等四人释放。卢汉继续得到重用，被委任为云南省团务督办兼省府委员。此后，龙云对云南的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卢汉这个表弟的意见，当时云南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都由卢汉主其事。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龙云的态度非常坚决，他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时，慷慨陈词，提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与敌周旋”。9月9日，滇军精锐改编为第六十军，由卢汉任军长，出滇抗日。 徐州会战爆发后，卢汉带领的滇军参加了禹王山攻防战。战后滇军名声大振，六十军改编为第三十军团，接着又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卢汉率部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诸多战役。 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卢汉为滇南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辖第1、第9两个集团军，1945年3月，滇南边区总司令部扩编为第1方面军，卢汉为总司令。 当时，蒋介石共设立了四个方面军，除卢汉外，其他三个方面军分别为：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二方面军，汤恩伯任总司令的第三方面军，王耀武任总司令的第四方面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卢汉率滇军主力进入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并给龙云许诺：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 滇军入越后，蒋介石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1945年10月3日，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下令邱清泉的第五军采取军事行动，控制了除五华山省府以外的昆明地区，下令撤销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龙云被迫同意到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 1945年12月，卢汉就任国民党云南省主席，成为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民国的第四任“云南王”。 卢汉就任省主席后，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亲自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云南省内陆方部队的控制权。而蒋介石在赶走龙云后，对卢汉也是一直保有防备。” 1948年初，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沈醉担任云南站站长，沈醉去云南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卢汉，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命令，让云南站监视卢汉的一举一动。 从1948年底开始，卢汉的思想就发生了很大转变，秘密派出亲信和地下党联系。1949年初，卢汉派小舅子龙泽汇到路南县、寻甸县与“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多次见面，联系商谈起义事宜。之后，卢汉还派人送了两卡车枪弹到路南县交给滇黔桂边纵。 卢汉给滇黔桂边纵送物资，被云南站的特务发现后报告沈醉，沈醉连忙报告毛人凤、蒋介石。毛人凤下令沈醉加强对卢汉的监视，卢汉的女儿后来卢国梅回忆说：“当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早已经派手下特务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当时，地下党并不了解卢汉的真实意图，不敢贸然与他联系，经过考虑，想到了杨维骏。杨维骏是云南人，父亲杨蓁曾是滇军的著名将领，与卢汉一样都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地下党认为，可以借用杨维骏的特殊身份，让他来劝说卢汉起义。 杨维骏去找卢汉，经过试探，确认了他确实有起义的想法。1949年2月，卢汉派宋一痕为代表前去联络。表达了他会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的构想。 宋一痕回到昆明后向卢汉传达了回复：“起义必须等到解放军到达云南边界时才能行动。”就这样，在解放军进入云南之前，卢汉小心谨慎地筹划起义，等待时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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