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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晚清第一名臣，也是湘军的创始人和领袖。他以“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被誉为“完人”。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之乱，镇压了捻军起义，开创了洋务运动，为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也是一位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曾国藩也是一个争议甚大的人物。他被称为“曾剃头”，因为他在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屠城，造成无数百姓死伤。他被称为“曾国贼”，因为他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与西方列强妥协，引起民族愤慨。他被称为“曾老狐狸”，因为他在朝廷和地方上操纵权力，培植门生，形成庞大的势力。 那么，曾国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是如何成就一番伟业的呢？
一、成大事者，必有“三慢” 曾国藩在《治学论道之经》中说：“成大事者必有三慢：慢于言、慢于气、慢于行。”这三慢是曾国藩一生的座右铭，也是他成功的秘诀。 慢于言 曾国藩从小就勤奋好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向。他不仅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而且精通地理、兵法、水利等实用之学。他在仕途上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但是，曾国藩并不是一个多话之人。 他说话谨慎而有分寸，不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感情。他认为，“言者心声也”，言多必失，“失言者无所不失”。他在《冰鉴》中说：“凡事不可多言，多言则多错；多错则多祸；多祸则多灾；多灾则多难。”因此，曾国藩常常保持沉默或者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种慢于言的态度，在曾国藩处理政治和军事问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藩多次上疏清廷，建议用人、用兵、用法，但是他并不直接批评或反对清廷的错误政策，而是以忠臣的身份，委婉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他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说：“臣不敢以一介之见，妄议朝政，惟以忠诚之心，敬陈三端，以为预防流弊之方。”他在《应诏陈言疏》中说：“臣不敢以一介之见，妄议朝政，惟以忠诚之心，敬陈三端，以为预防流弊之方。” 他在《议汰兵书》中说：“臣不敢以一介之见，妄议朝政，惟以忠诚之心，敬陈三端，以为预防流弊之方。”这些奏疏虽然都是直言进谏，但是都是用了“不敢”、“惟”、“以为”等谦虚的词语，表现出曾国藩的谨慎和尊重。 曾国藩慢于言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善于倾听和学习。他不仅虚心向前辈和同僚请教和交流，而且乐于接受新知和异见。
慢于气 曾国藩认为，“气者心动也”，气多必乱，“乱气者无所不乱”。他在《冰鉴》中说：“凡事不可多气，多气则多怒；多怒则多恨；多恨则多害；多害则多祸。” 因此，曾国藩常常保持冷静和平和，不轻易发怒或激动。他在《治家方略》中说：“凡事要有恒心、定力、耐心、忍耐力。”这种慢于气的态度，在曾国藩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在曾国藩组织湘军时，他遭到了清廷、太平军、捻军、西方列强等各方的压力和阻挠，他的部下也有不少背叛、贪污、倒戈的人。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气馁或愤怒，而是坚持了自己的信念和原则，用理智和策略来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他在《与张之洞书》中说：“凡事不可急于求成，要有恒心、定力、耐心、忍耐力。天下大事，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就。要顺应时势，因势利导，不可强求，不可操之过急。”
曾国藩慢于气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善于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性情。他不仅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候发泄和释放自己的压力和苦闷，而且知道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收敛和隐藏自己的喜怒和欲望。 慢于行 曾国藩认为，“行者心迹也”，行多必乱，“乱行者无所不乱”。他在《冰鉴》中说：“凡事不可多行，多行则多错；多错则多祸；多祸则多灾；多灾则多难。”因此，曾国藩常常保持谨慎和稳健，不轻易冒险或冲动。 他在《治家方略》中说：“凡事要有计划、目标、方法、步骤。”这种慢于行的态度，在曾国藩执行政治和军事任务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时，他并没有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而是采取了持久战的策略。他先稳固湘鄂两地的根据地，然后逐步向江南和江北推进，最后攻占天京。
曾国藩慢于行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善于总结和反思自己的行动和实践。他不仅在每次行动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调查，而且在每次行动之后做好详细的总结和评估。 他在《治学论道之经》中说：“行动是人类最大的老师，也是最大的学生。如果能够从行动中学习和改进，那么行动就是一种进步和成长。如果不能够从行动中学习和改进，那么行动就是一种浪费和倒退。” 因此，曾国藩在生活中，常常通过写日记、写报告、写回忆录等方式来总结和反思自己的行动。 曾国藩的“三慢”和成年人的清醒观点告诉我们，在追求个人成功和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有耐心和毅力，不能急于求成；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尚的品德，做一个有责任感和正直品行的人。 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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