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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呼吸，心脏剧烈跳动。只见一个少年冲进来，朝我小跑而来。 我往前跨了两步，把他抱进怀里，勒住他，像一个小小的脆弱的胚胎一样在我怀里。 我必须捧着他、拽紧他、容下他，把他放回我的骨头里、血液里。” 这是孙卓姐姐认亲孙卓时写下的感受，如今已经被许多与孙悦一样的寻亲家庭所深刻了解。 它包括：对过去的绝望，失去的痛苦、重新寻回的喜悦与隔膜。 被卡在情绪之间，在中国打拐历程中，光是最近这一个月就改变了至少3个家庭的命运。
2023年10月24日，孙海洋的抗诉被驳回。 十一天前，孙卓被拐案一审宣判，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以拐骗儿童罪判处吴某龙有期徒刑五年，以包庇罪判处吴某光有期徒刑二年。 同时判令吴某龙赔偿孙某飞、彭某英损失42万元，赔偿符某、彭某某损失42万元。 法庭上吴某龙未表明是否上诉，但第一次开庭，他翘着二郎腿，坐在孙海洋的对面，脸上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很平静地在狡辩”。 孙海洋问，“你怎么把孙卓带那么远的，是不是下药了”。 吴飞龙说，没有下药，但具体记不清了。 孙海洋又提出580万的民事赔偿，包含各项补偿费用。 吴飞龙回答说，这钱你别找我，我抚养孙卓也花了不少钱。 吴飞龙说自己已经接受了刑法处罚，不该再赔偿，并且坚持自己是出于做好事带走了孙卓。
拐卖案里人贩子，摇身一变成为了人骗子，到此时已经永久地、不可逆转地伤害了孙海洋一家。 姐姐孙悦发视频说：可能孙卓大学还没毕业人贩子就放出来了，什么叫荒诞，这就是荒诞，多的实在没办法再说。 受到损害的不惟他们一家。 审判当天，至少有十几名家长聚集在法院门口，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孩子都被人贩子拐走，有的寻回来等待法院审理，有的还没有找到。 某种程度上，孙海洋的事就是他们的事，孙海洋的判决也将会是他们的判决。
无法接受结果的杜小华在大街上哭到昏厥，围观的众人慌忙把他抬到路边，“都让让都让让，别踩到杜爸了”。 2011年3月6日，杜小华6岁的儿子杜后琪在包头市青山区一机厂后顶独龙贵村失踪。 至今杜小华仍在全国各地辗转寻找。 电影《亲爱的》四个原型人物也仅剩他还在寻子路上。
今年5月23日事情有了一些转机，一名郑州男孩联系到杜小华，说自己是在包头被拐，长相和杜后琪相似想要认亲。 杜小华从内蒙古包头赶到河南郑州，出发前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感觉这次可以结束寻子之路。 10天之后，郑州男孩DNA比对有了结果，并非小米奇。 杜小华又回了内蒙，临走前他把这个孩子的线索交给了警方，希望帮助孩子找到亲生父母。
得知孙海洋“败诉”，杨妞花在网上气愤的发文，偷走2个孩子14年判5年，世上哪有公平可讲。 她被拐于1995年，遭遇仿佛就是孙卓故事的重演。 那一年年初，杨家父亲凌晨5点出门务工，不多久住在隔壁的余华英便过来串门。 她要去买些毛线签子，让杨家姐妹一起去。 姐姐桑英不想去，怕爸爸回来挨骂。 余华英转而说服杨妞花，那时候，杨妞花正偷偷练习织毛衣。 后来回想起来，余华英对于自己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桑英还想劝妹妹在家等爸爸，但余华英先一步堵住了桑英的嘴，她说： 你要是不愿意去，就不去了，我带你妹妹去。 被余华英这么一激，桑英没了话，妞花动了心。 太阳下山的时候，杨家爸爸回来了。 “妹妹呢？”他问桑英。 桑英说，妹妹跟大伯母上街买签子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杨爸爸去敲余华英的门，没人应。 隐隐不安的他找来房东拿到了屋子钥匙，打开门，整个房间没有家具却堆放着衣服。 像是刻意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 杨爸爸冲下楼喊来了全村人，他们去集市，去山上，去火车站，一遍遍喊着杨妞花的名字。
但此时的杨妞花已经到了河北邯郸，被改名为李素燕，以25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聋哑男人做女儿。 在买家读到6年级杨妞花被安排辍学，“如果文化高了，可能就要跑了。” 买过来，养大，再嫁出去，收回本钱，无论是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任何一个被拐女孩的经历都非常相似。 她们的一生被卖了两次，她们的孩子将世世代代为买家赚钱出力。
刊登人贩子余华英落网新闻的后，内蒙古晨报收到了杨天建的一个求助。 2000年，他的一对儿子（分别为5岁和6岁）在武昌火车站被人贩子拐走，至今杳无音讯。 “父亲告诉我孩子丢了”。 那一年2月26日，距离元宵节刚过去一周，杨天建的父亲因思念孙子，从武汉接孩子们带回四川老家。 在武昌火车站，他父亲碰到了两名热情的“四川老乡”。 “那两名妇女一个约30多岁，一个约50多岁，主动提出帮我父亲看孩子，好让我父亲去买票。” 买好票之后，孩子和女人一块不见了。
父亲没有手机，杨天建得知孩子丢失已经是第二天，父亲用座机打的电话。 听到消息那一刻，杨天建眼前一黑，“天塌了，一切都完了。” 起初他抱有很大希望，采了血、登记了孩子们的信息和特征，跟着警方在人流密集处排查。 “我甚至在想，也许很快就能和儿子见面了。”
后来杨天建才慢慢接受了事实，那个年代监控没有普及，事发又是春运返乡，找人就像大海捞针。 这些年，杨天建在广东打工，攒够钱就去云南、贵州、重庆、山东、广东、福建。 同时还密切关注着每个省的拐卖案新闻和寻亲组织。 今年9月份，他看到内蒙古晨报晨网刊登了一篇余华英被抓获的新闻。 立即留言询问，想知道是不是这名人贩子有没有拐走他的儿子。 询问没有结果，杨天建不得不再次打起精神。
这种被撕扯的痛苦永远不会被准确描述——承受它的不止是亲生父母，还有被拐的孩子。 3岁的白雪芳在2002年被卖到了保定市蠡县一户人家，价格是1000元。 家里还有一个大8岁的哥哥，那是买家的亲生儿子。 这个儿子从小受尽宠爱，不用干活不用洗衣服，这些事都要白雪芳去做。 也是在区别对待中，白雪芳慢慢意识到自己不是这个家的人。
她想寻亲但又不敢，养父是一个喜欢家暴的男人，几乎每一天都要殴打白雪芳。 偷偷寻亲被发现则是更暴力的殴打，“把我带回家后，他们就会更使劲儿地揍我，甚至还会拿木凳往我身上砸”。 后来养父去外地做了不正经生意，殴打的权力便转移到养母身上，尽管养母在过去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白雪芳始终记得曾经因为家务活做得不仔细被养母罚站一夜，凌晨睡着了，又被上厕所的养母踢醒。
上初中后的一个周末养父回家了，接了一通电话后他冲向白雪芳抬脚踹了她的胸口。 再之后，挨打彻底没有了理由，不管如何他们都会朝白雪芳发泄。 一直到17岁，养父母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雪芳终于被承认为这个家里的人，得到了“女儿”待遇。 但条件是尽快嫁人收彩礼，因为哥哥已经25岁，还无力成家。 从地狱到天堂再到地狱，白雪芳的心死了。 那一年，她在家里过完了春节，而后毅然带着行李离开。 两年后19岁的白雪芳和养父母签下“断绝关系协议书”，又是一年白雪芳自由恋爱嫁人了。 当年买别人孩子的养父母终于也体会到了和失去孩子相等的痛苦，一个摇钱树飞走了。
在白雪芳被拐后的5年，2007年，打拐办成立。 2021年，打拐专项行动升级成“团圆”行动在全国开展。 这一年里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300多起，找回被拐儿童超1万名。 这一数据，对于人贩子的威慑力是巨大的。
在蔡佳玲马上要被找到的前夜，人贩子张某的儿子给蔡父打了电话。 他说蔡佳玲是张某从深圳捡回的，也没有转卖，而是被张某送回老家收养。 “他说不管佳玲愿不愿意回来，我们都可以做亲戚。” 寻女15年的经验，蔡父已经学会了周旋。 “我说可以啊。因为佳玲没接到，我肯定都答应他。” 电话一挂断，他在房间里兴奋大吼，吼完走出房间，又恢复冷静报了警。 动静吓坏了家里养的小猫，那是蔡父特意养的，人贩如老鼠，有猫就不怕。
另一边人贩张某赶回老家见了蔡佳玲。 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什么也没说，一直到第二天去深圳的路上，张某先开了口：“你那边的亲父母也不一定对你好。” 落地深圳之后，张某便被警察带走。 张某的儿子又偷偷找到了蔡佳玲，请求她看在养育之恩的份上签署谅解书。 佳玲一时心软签了。 但她自己并没有感到任何谅解，“妈妈”有多年牢狱之灾，那亲生家庭呢？ “明明最受伤害的是我们。” 签下谅解书的5个月后，蔡佳玲手写了一份说明，“十分不认同谅解书内容……处罚方面按照法律程序正常处理。” 因为这一变故，原定于9月25日的开庭被推迟。 但这一次，蔡佳玲心甘情愿的等待。
在与人贩的战争中，杨妞花的态度一直没有动摇。 “我不想放过她。” 被拐之后，杨家就没有家了。
姐姐桑英不停做梦，梦里是她和妞花告别的场景，她想拉着妹妹的手不让她走，却怎么也拉不住。 母亲变得神神叨叨，有时会听到妞花在喊她，有时又寸步不离跟着桑英，忽然又说，怎么被拐的不是你。 爸爸不工作了，提着酒瓶在村里逛荡，看谁都像人贩子，抓到谁就骂谁。 那一年，原本是杨家要盖新房，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后来杨爸爸把新砖全部砸烂了。 又是一年，桑英上了小学四年级。 因为酗酒，杨爸爸去世了，39岁（1997年），不久之后，母亲也去了，32岁（死于1998年）。 桑英辍了学，寄居到舅舅家，15岁不到，又去浙江纺织厂打工。 离开之后，贵州下了一场暴雨，杨家的老房子被冲塌了，露出不远处杨家父母的两座坟地。
9月18日，贵阳中院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 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月19日，杨妞花把判决书带到父母的坟前，宣读法律对人贩子余华英的判决。 但是在她回贵州的路上，余华英以“量刑过重”为由不断提出上诉。
对于人贩子，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个争论，要孩子的命就不能要人贩子的命。 寻子15年的申军良有过这样的担心。 他的儿子申聪是被“梅姨”一伙人入室抢走的。 2005年1月4号上午10:40，周容平、陈寿碧、杨朝平、刘正洪四人闯进申军良的家中，捆绑控制了申聪的母亲后，抱走了不满1岁的申聪。 张维平把申聪交给了梅姨，“梅姨”又把申聪卖给了一对30多岁的夫妇，价格是13000元。 而这伙人还拐走了除申聪之外的8个孩子，目前还有三个下落不明。 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怎么办？
张维平被执行死刑前，申军良给他和他的家属写了一封信。 “从2005年1月4日，申聪被你们入室抢走的那一刻，到今天已经是18年3个月零22天。我对你们一直是愤怒，曾也无助，被你们带走的这3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最后的善良留给他们好不好？” 没有等到善意，也没有等到人贩子的家属赴约，人贩子被执行了死刑。
很多家长都无法从落网的人贩子嘴里得到有用的信息。 在电视剧里，这种缓刑无果我活不了也要让你痛苦一辈子的人性经常演绎。 能抵挡人性之恶的只有寻亲家长们抱团的暖意。 申聪案审理时，孙海洋一直陪着申军良，4月孙卓案开庭，申军良和一些家长又赶了过去，互相打气。 他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每找回一个孩子，都是共同的胜利。
但是真正见到孩子，命运又会迎来一次分化。 被余华英拐走又被找回的胡华兰、胡华北的母亲罗兴珍说，儿子回来后没有叫过自己一声“妈”，女儿至今没有见过。 儿子和女儿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已经没得亲情了。” “梅姨案”里找回的杨佳鑫和生母见面后便回了紫金，他的生父杨江早已因寻子出现幻觉而跳火车自杀。 母亲留了养母的手机号码，也想留佳鑫的，但他只给了个微信，后来微信也拉黑了。 陈前进的母亲也从寻亲组织中退出了，和前进相认后，“他说我们说话他听不懂，对我们没感情了”。 可以预料到的另一种结局，被拐的孩子要用漫长的时间重新找回原来的身份，而不只是推门回家。 今年3月，郭刚堂的儿子郭振结婚了，孙海洋、杜小华等许多寻亲家长赶去祝贺。 在婚礼的另一面，郭刚堂和养母一家做了实际上的亲戚。 这是善意的选择，也是一种经典式的悲剧：他最爱的，也正是他最恨的，他最亲的，也正是最远的。 “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长大，才是真正的大团圆”。 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出现了两个“父母”，他们隔着陌生的地域，制造着新的痛苦。 哪怕人贩子死去，也许10年，也许50年，这些“人造亲情”依然会存在，不断拷问我们的人性和法律。
-完- 图片及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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