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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02年:智伯——一个身死族灭的改革者

 经史子集 2023-11-08 发布于河南

《资治通鉴》记载这样一件事:智伯跟韩康子和魏桓子在蓝台喝酒。席上,智伯戏弄韩康子并侮辱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族人智国听说后,就劝谏说:“家主如果不防备报复,灾难必然临头。”并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的错误,结下的仇怨怎麼会在明处呢?在没有看到(灾难的时候)就应该提防了。

智伯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規。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況君相乎!’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为了说明才德之分,对一个人来说“德”胜于“才”很重要,采用了智伯灭亡的例子。

于是,智伯就被烙印了“不仁”的标签,也成为了一个“才”胜于“德”而覆亡的典型。

那么,晋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智伯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晋国的土地制度

晋国开国之初,周公旦为唐国国君叔虞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夏政”中的“井田制”被晋国全盘接受。当时,晋国实行“井田制”的土地制度。

井田制,缴纳贡品主要“助法”和“彻法”有两种方式。

“助法”,主要用于居于“野”的商族和夏族。

孟子曰:“助者,藉也。”“藉”通“借”,其意思是居于“野”的人在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要借助他们的力耕种公田。

《礼记·王制》:“王者公田,藉而不税”。农民和奴隶用耕种公田代替上交租税。

除了在“野”的夏民和商民,居在“国”中的是周族。

什么是“彻法”?。孟子所释:“周人百亩而彻”,赵岐在《孟子注》中解释为“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为赋”。“彻”与“赋”联合起来解释比较合理,就是彻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为公田,谓之“彻”。

“彻”与“助”看起来没区别,都是取“什一”。细分起来用途却却不同。简单而言,就是“助”为“税”,“彻”为“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赐、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赋”则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

因此,当时晋国中的周人,不仅平时有农业生产的重任,战时还有当兵作战之任务,并且需要供给国家兵甲车马之费,可见周人负担是非常严重的。

二、晋国的土地制度改革

《左传》记载,僖公十五年十一月,秦、晋战于韩原,晋国大败,“秦获晋侯以归”。

虽说晋惠公是个寡德少义的君主,国内臣民唾弃,国外割地委质,但毕竟是晋国正统,不能不救。

心腹重臣吕甥,假借晋惠公之名召集臣民,并告其“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也,其卜贰圉也。’众皆哭,晋于是作爰田。”这就是“作爰田”的提出。

“作爰田”的“爰”如何解释?

众说纷纭。《国语·晋语三》中将“爰田”视作“辕田”,引贾逵之说解释为“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疆界也”。据考证,所以认为“爰田”便是换田。史学家李孟存在其所著《晋国史》则解释为:“爰田即援田,即为了援助已成为秦国囚犯的国君而进行的赏田。”而从“爰田”赏赐的对象来看,主要是在韩原之战中阵亡的士兵家属。

晋公室拿出土地来赏赐人民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的确是收买人心的有效方式。这个偶然性的创造,到后来竟然成为晋国政治特色之一。之后卿大夫作战有功,往往可以得到若干国家赏田,士和庶人有功同样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这就刺激了士大夫建功立业的精神,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凡事利弊相随。“作爰田”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壮大晋国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卿大夫的实力也在随之增强,后来的“三家分晋”祸根也出于此。

当时,鲁国已经实行“初税亩”制度,实行按亩征税,它是承认私有土地合法化的开始。晋国“作爰田”正是这样一种开创性变革,开辟了贵族土地私有化合法的第一步。

三、晋国卿大夫的崛起

晋惠公推行了“作爰田”、“作州兵”改革。“作爰田”,是将晋国公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卿大夫,公室由卿大夫们上缴的赋税供养;“作州兵”,核心是废除“乡人”、“遂人”(在“野”)在政治地位上的差别,让“遂人”也可参与征兵。

晋惠公推行“作爰田”改革,原是韩原之战被俘后为收买人心的不得已之举。这次改革之后,晋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大权就逐步由公室下移至卿大夫手中。晋文公回国后,创建了六卿制,使得晋国军政大权进一步集中到卿士手中。

晋国卿士不但拥有庞大领地,还拥有土地上民众的管辖权,最为关键的——还有由领地民众所组建军队的指挥权!

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0年)时,赵简子率晋人攻破了邯郸、柏人,逼迫士吉射与荀寅二人逃往齐国去了。长达八年的晋国六卿内乱至此落下帷幕,范氏与中行氏被淘汰。

鉴于当年栾盈被赶出晋国后,栾氏土地的归属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后来栾盈趁人不备重返晋国,煽动自家领地上的民众造反,差点攻占了晋国都城。这次范氏与中行氏的土地要早定其主,防止栾盈之祸再度上演。公元前458年智氏、赵氏、魏氏、韩氏把范氏、中行氏的土地私分了。

按《史记》之说,晋出公是不满四卿私分范氏、中行氏土地,想借助外国之力驱逐四卿失败,被迫出走齐国。

另一种史料观点,春秋时晋国公室就已失去了土地分配的主导权,那么战国初的晋出公不会对卿族重新瓜分土地提出异议。

《竹书纪年》记载,晋出公出逃前一年,晋国恰好发生了另一件大事:赵、韩、魏三家携手灭了智氏。智氏被灭后一年,晋出公就逃亡楚国,这其中是不是存在某种关联?

由此,又诞生了替智伯荀瑶翻案的另类历史大反转:智伯应该是晋国公室的最大后盾,为壮大公室而强行向韩、赵、魏三家索要土地,却被三家联手击败;见智伯被杀,晋出公自知难以幸免,被迫逃亡楚国去了。

不管智伯是否真能借此翻身,晋出公逃离晋国都是史实。

本质上,这是晋国公室与卿族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

四、智伯的一生

智氏的覆灭,如果仅仅归咎于智伯的“不仁”,而忽视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恐怕不是历史读者应有的态度。只是,《资治通鉴》为了说明“不仁”危害性和德行的重要性,用了智氏灭亡的例子。

曹操的叔父,也同样说过曹操的坏话。但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中国北方。

历史不会因一人之言而兴,也不会因一人之言而废。

历史,是各项条件综合作用力的呈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读史料,需要用怀疑的眼光,审慎鉴别。

(一)作为宗主继承家族领导权和爵位。

智伯,他的生卒不详,死于前453年,名瑶。

年轻时,智伯什么形象呢?

《资治通鉴》记载他有“五贤”,“美鬓長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惠、強毅果敢”。

“伎艺毕给”的毕给,意思是毕具,都具备,说他技能、艺术都具备。

于是他“留有美髯,射箭、驾车有很大力气;技能和才艺超群;擅做文章、能言善辩;坚强勇敢”。可以说,是一个帅气、勇敢且有才华的优秀青年。

他的父亲智宣子,也选定了智伯为继承人。

当时,智氏家族有个族人,名叫智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智伯优点很突出,但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不仁”,不够敦厚,品德不行。并且说如果智伯做了继承人,那智氏家族就要族灭。

历史的细节不得而知,

我们无法推知,智果和智伯之间的芥蒂从何处开始,由何处形成。

毕竟,“五贤”是显性的。

“不仁”不是个确定的概念。及时在现在,也不好说某个人“仁”和“不仁”,毕竟,这个属于主观的判断;而且“仁”和“不仁”,也是对不同人而言的。

智果给他“不仁”定位,并以“族灭”在其父前威胁。

智宣子是喜欢智伯这个孩子的,还是立了智伯为继承人。

智果迁出家族。被迫还是主动,我们不深究。如果不迁,恐他在族内无以立足了。

(二)逐渐成为晋国的政治新星。

智伯继承智氏家族后,他还不是晋国最有权势的人物。

赵氏家族的赵鞅,即赵简子,是晋国执政。

约公元前475年,赵鞅去世,荀瑶得以继任成为正卿。智伯成为晋国的执政。

对内,智氏逐渐成为四卿的主导。

对外,智伯也颇有建树。

智伯想灭掉仇由。这是个白狄人建立的小国。山高林密不利行军。

于是,智伯铸了一口大钟送给仇由。仇由为了得到大钟开辟了一条大路运输,晋军随后顺着大路攻灭了仇由。

智伯先后设计卫君送礼、流放长子的计策,图谋卫国。历史记载,都被卫国的南文子识破,卫国加强防范。

虽然没有成功,可以看出,智伯瑶应是一个有谋略、有智慧的人。

公元前472年6月,晋齐爆发犁丘之战。这是智伯担任正卿后的首次外战。智伯行事果断,指挥晋军击败齐军,并亲自生擒了齐大夫颜庚,让人们对这位正卿心悦诚服。。

他逐步掌握了晋国的最高权力,晋候逐渐被架空。

(三)盛极而亡的智伯。

智伯向韩、赵、魏索要封地的事实在,但起因模糊不清。

有人说,智伯力求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首要是增强国君的实力,这样才能结束国内混战的政治局面,从而主导晋国一致对外。

智伯带头向晋国君进献封地一万户,并要求韩赵魏三国进献封地。

这种假设,是有存在的根据的。

智伯作为正卿,有促进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的要求。晋候已经出现权力真空,为晋候,也是为自己。

结束内斗,加强集权,必须进行变革。

这种变革,触及了韩、赵、魏的根本利益。

于是,晋国出现了集权和割据之间的分歧。这就和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委员长力争统一各地割据军阀势力,形成统一局面,相类应。

在这个斗争中,智伯的改革,促进了韩、赵、魏的联合。韩、赵、魏形成联盟,攻打智伯。智伯兵败被杀,韩、赵、魏三家瓜分智氏封邑。

三家分晋,晋国灭亡。

五、智伯身死亡国之鉴

司马光将智伯的身败归结与人格缺陷。

这应该是不公允的。

每个失败的人身上都有缺陷,每个成功的人身上都有光芒。

这是记叙的需要,成文的需要。

却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真实。

智伯,失败在何处?或许需要从时代出发。

这是一个从奴隶制社会逐渐转变成封建制社会的时代。

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私田被大量开垦。井田制逐渐崩溃,税亩制逐渐兴起。伴随而起的是士大夫阶层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和政治上的逐渐强势。

智伯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采取要回收封地的形式,在实力没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是一种不能稳操胜券的决策。

以康熙皇帝之睿智,收回三番,也是险中求胜。

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是历史的潮流。

历史不能假设。

只是,改革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更需,审时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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