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基线

在中国，“新闻传播”自出现就时常会被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好像与生俱来就是一体，但事实上，国外的学科体系下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内容、课程重点等很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是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学科。追溯历史，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的大学，新闻学第一次以一个独立学科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新闻传播学科的开端，而彼时传播学还并未正式出现。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播学在美国诞生、逐渐繁荣，而后蔓延到全球。起源总是相似，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也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然而结果却是不同，在这之后具有融合意义的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大众视野。近十年来，随着媒介融合和新兴技术迭代，新媒体学的出现又带来新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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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发展阶段

我国新闻学的概念、理念和理论框架主要受前苏联新闻学的影响，而我国的传播学的概念、理念和理论框架主要是受美国传播学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闻学的聚焦于新闻业务研究，到传播学重视内容分析，再到当前新媒体学着重数据分析。虽然研究方法上呈现阶段性的差异化，三个阶段共同形成如今正在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体系，但是作为一个大类学科，相较于历史悠久、方法多样、系统结构完善的其他传统学科，新闻传播学仍存在结构性、方向性的困局，而这也值得我们在未来去反思与调整。

新闻学为主的时代——业务导向。纵观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是先有新闻学，后有传播学，而后才有新闻传播学和新媒体等学科。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这被视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研究团体。根据黄春平的研究，我国新闻学及其教育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阶段（1949—1977），二是改革开放后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1987），三是20世纪末新闻学的发展扩容阶段（1988—1998），四是中国特色新闻学科步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2019）。新闻学的发展和变化依赖于媒介发展，在报纸繁荣时期，新闻学一度被等同于报学，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的兴起打破了报纸原本一家独大的局面，新型媒介的出现也代表新闻学外延又得到了新的拓展。

但是无论媒介如何外延发展，新闻学始终是以业务为导向，以新闻史论和采写编评为基础，研究方法上以新闻采编、新闻分析为重点，即使向历史、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甚至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借鉴学习，以实务研究为出发点仍然是新闻学的特点。在这样的认知下，忽视研究方法中数理分析，不主动接纳定性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就习以为常；以此，由于早先我国新闻学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大众传媒培养人才，特别集中在编辑、记者、摄影、剪辑等几个方向，从就业培养角度来看，实务教学和训练也是新闻学这个天生实操类学科的使命，相应地对于理论、研究方法的培养和教学就弱化许多，这就更加深“新闻无学”这一说法。

传播学为主的时代——内容分析。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晚于新闻学，界限也相对模糊。根据资料显示，1957年前后复旦大学就逐步开始了对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初步翻译与介绍，但是更为明确时间界限是1982年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 （Wilbur Schramm）在访华中大力宣讲传播学及其相关内容，从那之后传播学才正式拉开在中国发展的序幕。如果说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在白纸上绘出一幅画卷，那么传播学的发展则是在已有图纸上添加新的内容、涂抹新的色彩。传播学传入中国时，新闻学已经有数年发展，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新闻学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良性土壤。

和新闻学不同，传播学强调一种基本的社会性，关注人、社会和媒介之间的关系。相较于新闻学的稳定开放，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实体，是不稳定的，易受人类行为和历史力量变化的影响。如果说新闻学着眼于新闻实务的探索与分析，那传播学研究则面对的是媒介变迁和社会变迁。作为人类最早、最本能、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活动，“传播”的内涵就是人与人、人与组织或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或过程，但传播的外延则非常广泛。从主体、传播形式、传播内容、传播符号、传播媒介、传播范围和传播战略模式上均有不同划分，且极为详细。

虽然传播学外延广泛，但在我国传播学的实际教学中，还是维持着传统教育模式，以介绍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以及罗杰斯和麦克卢汉等大家的经典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主。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学开始形成格局分类合理的学科专业知识群，实现从“新闻无学”到“新闻有学”的认可，实现了学科地位的升级，但是理论与方法存在局限，学生、外界了解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的入口和必经之路仍是经典理论和传统方法，没有真正意义做到学科之间的融汇，这就带来在实际研究中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缺失。

根据廖圣清团队研究发现，自1998年到2017年，二十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虽然在数量上得到飞跃，但是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上仍存在巨大局限，90%以上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论文不包含研究方法和理论，特别是编辑出版类期刊论文，包含研究方法的比例仅为5.0%，包含理论的比例仅为3.1%。与此同时，由于学科本身对于数理逻辑、数据分析的忽视，导致仅有的具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也仍是以内容分析为主，而数据分析、数理推断类的研究更是难以找到。在传播学发展阶段中，虽然研究中突破了过去的只讲新闻实务，定量与定性方法开始逐渐渗透到日常教学和研究中，但是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使用能力和应用程度相较于社会学等其他成熟学科仍存在很大差距。

新媒体为主的时代——数据分析。随着媒介变迁、新兴技术的不断迭代，新媒体的视域下，传播变得无处不在。万物能成为信息的载体，符号、数据、媒介包括人在内，都造就着新的传播方式。此时的新闻传播已经和传统时代下的新闻传播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说，与个体或用户密切黏附互动的新媒体和与组织密切黏附互动的传统媒体是两种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媒体，其学科特性和理论范式也天然地存在壁垒，无法自然融合。正是这样的先天差异，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也打破了传统新闻学和传播学形成的旧模式。传者和受众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无论是新闻时代的采写编还是传播时代的内容分析，均在这个复杂又混乱的新媒体时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而如何解决、剖析问题，找到困境背后的逻辑和发展规律则是新媒体学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技术迭代速度日新月异，运用数字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应用在各个层面，既包括实际应用层面，也包括新媒体学研究方法之中，科研中充分把握数据，利用技术优势实现科研创新已经看起来成为当前的最优选择。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新闻业研究大会上，有研究发现新媒体研究的论文中越来越多地关注原生数字媒体，在数据新闻、事实核查、算法应用、虚拟现实、社交媒体和新闻研究、数字领域的新闻中间商研究等基于数据、算法的研究中投入了更多关注，而这也确实是新媒体学科研的现状。

毋庸置疑，技术赋权特别是GPT-4后的意义互联网时代下，万事万物、社会结构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智能时代的到来。新时代下新媒体学的研究中，将数据思维、数理逻辑意识融入研究中已经是司空见惯，以计算传播学为代表的应运而生的跨学科专业也早已准备就位。在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学课堂中数据分析课程已经是基础必修课，具有数据意识和数据思维，已经在大多数新闻传播学学者间达成共识，数据分析也已经从原来难得一见变成稀松常见的研究方法。

外部发展在时刻强调技术强推动力和技术赋权下的新机遇，新闻传播学科内部也不忘对外部科技发展的全面重视，特别是对于计算机技术的重视。在传播学时代盛行的内容分析法在现今阶段也披上了技术的外衣，数据可视化和以计算机技术导引的新内容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社会网络分析也被作为新的研究方法积极应用于研究之中。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学科要求都在召唤着新闻传播学要与时俱进，很多院校为顺应媒体融合及大数据信息的发展，在传统的 “采写编评摄”技能培养基础上，开始着力于大数据分析、移动新媒体软件开发、全媒体整合传播等新兴媒体技能的培养，致力于将传统学科插上技术的翅膀。同时，新闻传播学科除了加入技术性课程之外，确实在理论框架、学科体系上也开始逐步融入整个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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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的方法困境

新闻传播学科在不同阶段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忽视，这既包括对新技术的拥抱，也有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和接纳，或者是对数据分析、数理逻辑意识的觉醒，这些都证明着新闻传播学科在向上进步着。但是，学科内始终面临的方法困境也不能被磨灭，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为仍以新闻为基础、研究思路立足于传统媒体、学科内理论积累不足，以及相较于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单一和研究方法训练的忽视。如果这些困境不能引起学界重视，将势必会成为阻碍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长期隐患。

仍以新闻为基础的教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前身，无论其研究思路、研究理念，还是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对新闻传播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而“新闻无学”这种重视实操而忽视研究方法的困境造成的就是学科专业性不强、科学性不足，甚至内卷化严重等问题。至今，仍有“新闻是一门技术而非科学”这样的论调，实际上这也侧面印证着基于新闻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在我国漫长发展中，始终缺乏自身系统的学理，学术研究方面没有形成与众不同的学科话语，更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派。虽然新闻学极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相应可研究的议题范围广，但议题的广度不代表议题的深度。

研究思路立足于传统媒体。从媒介载体形式上来划分，我国新闻传播学历经传统媒体、新媒体以及现在的智能媒体。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媒体本身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学科内的研究思路还拘泥于传统媒体时代；从横向对比来看，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学，特别是美国，已经形成以实证分析为主导的研究体系，并有丰富的成果产出，而中国即便在借鉴之路上也走得犹豫徘徊，既想顺应实证分析的研究思路，又考虑要立足于传统媒体的研究框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智能媒体在传播途径、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上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一味固守成规，无法突破桎梏，那新技术新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势必会居于人后，难以获得进步。

学科内理论积累不足。一直以来，无论是我国还是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传播学，经典的学科内理论屈指可数，还有很大一部分理论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的缺乏是先天存在的弊端，但在中国这个情况更为严重。一方面，教学中理论同质化极强。有学者统计，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书籍从数量上来看，极为庞大，但是细细分析看来，超过六成的书籍的基本内容十分相似的或仅在文字表述上存在差异；同时，在课程教学中，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主干课程内容有60%以上是相似的或课名仅有“概论” 与“研究”的差别，20年前后的考试内容十分相似，只有时政内容的差别。另一方面，理论的创新急需提高。我国在新闻传播理论上尚未形成完善结构，大多都是参考西方先进研究经验，但是国情不同，新闻传播理论直接应用到我国新闻市场更是完全不可能，这种机械的嫁接和植入带来的只能是僵化和矛盾。同时，过度模仿西方理论，也会使我国自身理论发展陷入僵局，失去特色和创新信心。

研究方法单一且片面。研究方法是一项研究中核心，运用正确的、合适的研究方法等同于研究成果了一半。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研究方法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学科评价体系中，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是判断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存在教学不足、内容单一体系不完善等缺点。

首先，学科内对于方法的教学和训练存在严重缺失。学者何鑫在其研究中发现，通过检索中国知网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等十所高校新闻学、传播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的2019年硕士毕业论文，发现仅有20%左右的论文明确提出并正确使用了与正文相匹配的研究方法。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研究方法教学不足，在许多高校中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是被忽视的课程，或者是以全校通识课形式存在，并没能根据新闻传播学学科特点来“定制化”设置课程，在方法讲授、经典文献导读等课程均存在缺失，而这些缺失进一步加重学科本质研究方法建构和理论建构的忽视，很多学生在没有经过教学和训练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实战，即学业论文写作，那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次，现有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研究体系不完善，存在片面发展的风险。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科内已经意识到向其他学科借鉴的重要性，开始引进了很多社会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但理论的不足、范式的不稳定使得实际应用中很多方法很难实施、落地，例如以因果推断为例的系列研究方法因其高难度、系统性强，至今还未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崭露头角。另一方面，计算机技术发展在带来研究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学科内出现“不学走路先想跑”的风气，即忽视统计建模能力的训练，片面强化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面的应用，放弃复杂分析模型，转而只依靠R、Python等工具进行内容分析整合，间接促进方法走向单一。

计算机和大数据确实带来机会，但在这样汹涌的大数据、技术洪流涌来之时，也应警惕洪流之下的暗涌，即“唯大数据论”和“唯计算机论”。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底层基础并不坚实的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来说学科体系建构不完善、学科内理论方法也很大程度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的嫁接和搬用，在这个学科内原本就未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统计建模研究方法，而在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的洪流冲击下更无立足之地。重相关不重因果，唯数据论而不结合社会事实、社会结构全面分析，这些都将成为大数据陷阱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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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构筑研究基线

自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后，如何让新闻传播学繁荣发展，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情况，走出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道路始终是值得探索的议题。在早期以新闻学为核心的阶段，新闻采编和新闻实务是学科建设的重点，注重大众传媒操作型人才的培养，相应地，研究方法也以新闻实务为核心。这种背景影响下，新闻传播学多年背上“新闻无学”这种说法并被认为是一门技术而非科学。随着传播学在中国落地生根、逐渐生长，传播学关注社会变迁和媒介变迁，量化分析和定性探索开始逐步融入学科研究之中，“新闻无学”的局面也在慢慢扭转，内容分析方法成为这一阶段最热门、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相较于其他学科，以内容分析为核心仍是单一又薄弱。

随着技术进步、科技发展，新闻传播学进入新媒体时代，研究议题、研究对象、研究框架都在与时俱进，研究者的思路也发生改变，数据意识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计算机技术的加持、大数据分析亮点和数据可视化带来的冲击，在宣告着新的研究阶段已经到来。然而，重视理念而非重视理论也成为风险之源。数据陷阱、技术鸿沟在这个范式并不稳定、学科体系并不清晰的新闻传播学科中带来了很多风险和挑战，重视计算机技术而忽视最为本质的数理分析逻辑和统计建模能力则是技术、大数据带来的最大的遗憾。

就像小孩子学习走路一样，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就好比两条腿，无论是定量的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数理逻辑分析、统计建模分析，或者定性的访谈法、观察法等都是强有力的血肉，计算机、大数据必然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得更快、学得更多的工具，但是工具终归是工具，如果寄全部希望于工具而忽视核心力量，那掉落在工具陷阱和技术漩涡之中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需要在两个方面构筑研究基线。

第一，在现有的较成熟的新闻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基础上，逐步融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海龙教授的著作《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就是一个典型的、好的探索。就理论而言，一再强调纯“新闻传播理论”及类似说法既忽视理论的缘起，也不能在广泛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概括全局。立足于社会科学的高度看待新闻传播研究，从研究范式和流派上作出本质区分和思考才有可能在未来研究中有更清晰明澈的思路。

第二，就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而言，同样的问题是，没有纯粹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体系是多学科互通互融、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应用在不同学科领域之上。同时，理论与方法不可分割，哪个研究的理论问题需要何种研究方法相匹配，这些都是很值得在科研中深入思考的问题。研究方法需要社会科学化，新闻传播学更需要强化研究方法的系统梳理与完整训练，只有不拘泥于传统认知，全面融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之中，在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视角下展开研究与教学，才能真正意义上带来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春天。（作者刘德寰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竞鹤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钱尔赫

本文刊发于《传媒》2023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