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是六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东吴建都以后,迄东晋时期建康已成为全国的重要都市,其都城规模之大为国内之首。建康实录记建康都城：城周廿里十九步,宫城:周约八里,城凡二重,因此建康乃有连宫城在内的三重城建置,这是国内罕有的。建康城的布局仿魏晋洛阳城,可能与东晋统治阶层中许多士大夫官僚和世家大族都从洛阳迁来有关。东晋末年建康都城有部分城墙开始用砖,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发展史上亦属初见。这样严谨而又庞大的城市建设,是由传统的封建礼法制度所决定,体现了皇权思想的无上权威。因此在城市布局上皇城(宫城)安排在中央偏北向南,正如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里,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不仅皇城与都城有严格规定,即连死后埋葬所在也有严格规定。六朝时期盛行族葬,皇室与世家大族墓往往单独成一墓区,因此世家大族墓也成为南京地区考古的重要对象。建国以来发现的大族墓均集中埋葬,如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群、老虎山颜氏家族墓群等。但当时显要的谢氏家族墓却并未集中葬在一起,而是分散在与其他世家大族墓的葬区内。这个特殊现象,值得注意。谢氏为当时南渡的重要士族,但他们与其他士族有不同的境遇和矛盾。在南京周围所发现的谢氏家族墓,其埋葬制度异于其他士族墓,是和他们的不同历史地位有直接关系;这几座墓所出土的墓志也说明了他们的家世和埋葬经过,为研究当时的政治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有些内容也是史书记载中所未见的。笔者以南京地区谢氏家族墓发现的有关考古资料,结合文献提出初步看法,供广大史学工作者研究参考。考古实物资料1964年9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市中华门外戚家山清理了五座六朝时期古残墓,其中三号墓出土谢墓志一方和残碎瓷碗一件[1]。戚家山位于今南京城南郊雨花台东北05公里处,古名石子岗(罡),亦属葬区之一。山为东西向,墓在该山北麓半山坡上,发现时该墓已被破坏,但可见为一平面呈长方形的前后室砖室墓,长约8、宽约2米,墓顶已毁坏不存。这种大小规模的砖室墓,在南京六朝墓中属中上等,是符合谢身份的。出土的墓志为石质,属花岗岩,长60、宽165、厚11厘米。共刻67字,分四行,头三行每行十七字,第四行十六字,字体隶书,因出土时被铲运机铲去四字,据残痕和史书可复原全文。现录如下:晋故豫章内史陈(国)阳夏谢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罡,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 
整个墓志运笔挺劲,结体谨严,具汉碑遗风,是迄今全国所见六朝墓志中最早的一方。因为谢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谢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又是谢安的伯父,晋书有传。所以谢墓的发现,对研究谢安家世有重要研究价值。第二个重要发现是谢球墓志的出土[2]。1986年5月,南京市博物馆在江宁县大定坊与铁心桥之间,距铁心桥西三公里的一个土坡上,发掘了一座砖室墓,长约8、宽约2、高25米,墓室顶部距土坡表面约1米。该墓早年被盗,出土有十余件瓷器(盘口壶、鸡首壶、唾壶、三足砚、直筒罐、碗、盘等),在棺床旁发现一块砖墓志,长45、宽24、厚6厘米。共100字,分九行,各行字数不等。墓志字体兼有隶、楷、行、草特点,但篆刻草率,似有匆忙下葬之意。现抄录全文如下:晋故辅国参军,豫州陈郡阳夏县都乡吉迁里。谢球字景璋,年一、义熙三年三月廿六日亡。其年七月廿四日,安厝丹杨郡秣陵县赖乡石泉里牛头山。祖弈,侍中使持节、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夫人陈留阮氏。父攸,散骑郎,夫人颍川庾讳伯渊义兴太守,夫人琅琊王氏。叔靖,太常卿,夫人颖川庾氏,叔车骑将军,会稽内史、康公,夫人谯国桓氏。兄宁伯,夫人郡氏。兄、夫人河南卫氏。外祖翼、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夫人刘氏。球妻琅琊王德,先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父焕之,海盐令。球息女令谢。(图二)下：
墓志详细列举了谢球及其祖父谢弈这一支的家族谱系,谢弈是谢安之兄,谢球当为安之侄孙,也是谢安家族之后。但谢球不见史书,弈之后裔也无谢攸一支,所以谢球墓和墓志的发现,对谢安及其家族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第三个重要发现是谢琰(?)墓志的出土[3]。1972年10月,南京博物院在距离南京东100余公里的溧阳县上兴乡清理一座六朝墓中,发现一方砖刻墓志。上兴乡在溧阳西北果园、旧县一带,这里曾发现不少六朝墓,为一墓区。此墓早年被盗,破坏严重,出土文物仅得残青瓷碗三件和碎陶碗、耳杯、凭几残片,以及另星金饰件等。砖刻墓志平放在甬道口,长31、宽245、厚6厘米,共57字,计分七行,每行字数不等。由于砖质风化腐蚀,字迹不清,现将尚能识别的铭文抄录如下:晋故豫州陈郡阳夏县都，乡吉迁里驸马都尉朝请溧阳令给事中散骑常侍谢琰(锬)字弘仁夫人司徙左长史太原晋阳王仲祖女太元廿一年七月十四日(图三)：
此墓为一夫妇合葬墓,全长7.72、宽3.73、残高1.8米,为一中型砖室穹窿顶墓。据发掘报告考墓主人姓名可能为谢琰(?),其妻为王女;王为东晋简文帝时重臣外戚,其另一女穆之为晋哀帝后,太原王氏亦为当时重要的世家大族。由于志文未记谢琰(?)生卒年月,仅有其妻卒年,为太元二十一年(396);但墓砖上有文字:宁康二年(374),可能为谢琰(?)之卒年或安葬之年,故知琰(?)死后二十二年其妻始卒,乃合葬于此。墓志志文与晋书谢琰传不尽合,主要有两点:(二)官职不合:墓志谢琰为驸马都尉奉朝请、溧阳令、给事中、散骑常侍。本传谢琰早年为著作郎、秘书丞,后迁散骑常侍、侍中、辅国将军、封望蔡公;后又为征虏将军、会稽内史、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征讨孙恩时又为护军将军加右将军、徐州刺史、假节;与孙恩作战牺牲后追赠侍中、司空、谥忠肃。墓志谢琰(?)为豫州陈郡阳夏人,且又与王氏联姻,故知很可能也是谢安家族之一,值得我们注意。此外,附摘文献资料记其他谢氏家族墓,葬在南京附近的还有:(一)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谢裒(即谢墓志所记之谢褒)墓,葬城南九里梅岭岗。岗因晋豫章太守梅颐居此而得名,梅岭岗又称梅岗,考即石子岗(罡)。(二)元和郡县志记:上元县谢安墓在县东南十里石子岗北;景定建康志记:谢安墓在城南九里梅岭岗;同治上江两县志亦记:南京石子岗(罡)山麓有谢安墓。但待征录引王高座寺志:谢安孙夷吾曾为长兴令,宋大观墓田碑记安墓原在金陵,因被弃藏,迁葬长兴县西南六十里之三岗(或三鹅岗)。(三)明周晖金陵琐事记:谢玄墓在南京徐府西园中风游堂后,即今城西瓦官寺故址,今又称风游寺。传宋代建园取土时曾见墓石,知为玄墓,后掩埋之。(四)金石录补卷七收南朝谢涛墓志,志文记涛籍贯亦为豫州陈郡阳夏县都乡吉迁里,葬扬州丹杨郡建康县土山里,故知谢涛亦可能为谢安家族之后。不过景定建康志记:谢涛墓在上元县东乡土山净名寺,可能即建康县土山里,因宋代此地为上元县所辖。(五)此外元和郡县志、景定建康志等书尚传南朝谢灵运、谢惠连墓,均葬上元县本业寺附近。以上这些文献所录谢氏家族各墓,经建国后多次调查,笔者亦曾亲访,均无实证。现录此存疑,以待今后发现。故以前述三墓及所出墓志及遗物,为论述之依据。南京地区谢氏家族墓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资料,使我们对谢氏这一支在东晋时期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东晋之初,晋元帝过江时,谢氏家族尚不为人所重视,谢氏过江首推谢与弟谢裒,谢因其祖出身寒微,屡受宗室诸王屈辱,永嘉之初曾避地豫章。本传记:出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但志文明确说他曾任豫章内史,可见这时谢的地位已开始变化,这较史书更为清楚。由于谢家族为陈郡阳夏人,豫州为其家族的发迹地,自谢尚、谢弈、谢万连任豫州刺史十余年,树立了谢氏家族的威望和势力,所以谢家对豫州是有特殊感情的。墓志记:旧墓在荧阳,即今河南荣阳县,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相去不远。这很自然使人想到北方士族,因东晋政权偏安江左而南下,无法归葬旧茔,而怀恋故土。但谢氏与其他士族在恢复中原之心始终未变的共同愿望外,还主要因为他们在建康地位并不牢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世说新语简傲篇),当时人尚不以谢氏为世家(世说新语方正篇)。所以谢专门在墓志上写入假葬建康,是还有另一重怀旧的心情的。后来谢安官居显要,淝水之战与谢玄叔侄皆著大,仍恐为朝廷所疑,以三桓(桓石民、桓伊、桓石虔)据三州,彼此无怨,各得所任。其经远无竟,类皆如此[4];因此谢氏家族死后,仅葬在其他世族葬区内,而未成一单独的谢氏家族墓区。谢所葬石子岗(罡),原为乱葬地,三国时诸葛恪死后,始为诸葛葬地。谢安死后亦葬其地,至南朝陈时始兴王叔陵居然敢发故太傅谢安旧墓,弃去安柩,以葬其母[5]这也是十分罕有的事,真可谓悲剧也。晋室渡江南下后,谢氏家族与其他士族,特别与土著士族的矛盾也是比较突出的,其境遇并不顺利。所以现在知谢、谢裒、谢安葬石子岗,而其他人均不葬此。石子岗自古以来为丛葬之地,谢等虽葬此,亦不能认为是族葬;与王氏、颜氏专门有一族葬之地,且他人不得葬入是有根本区别的。谢,晋书本传作鲲,墓志记其子为谢尚,晋书谢尚传亦记其父为谢鲲,故知当时与鲲二字通用。案古代鳏、鲲同声,亦通用,因此早年用鱼或角为偏旁之字也能通用,所以汉代曹全碑文中字,实际也是鳏字的同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认为曹全碑误作的说法,其本身就是错误的[6]。墓志记谢卒于东晋明帝司马绍泰宁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元324年1月10日),本传仅记卒年四十三岁,以此推算谢生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280)。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考谢卒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即公元322年,显然也是错误的。谢虽在晋书有传,但墓志记其家族谱系较本传为详。本传仅记谢祖为谢。父为谢衡,子为谢尚;墓志除子谢尚外,尚有女谢真石,大弟谢褒(即裒)字幼儒,二弟谢广字幼临;这里谢广和谢真石是史书上所没有的,可以说填补了谢氏家谱的名单。同时证明谢褒和谢裒同为一人,大概当时褒与裒也是通用的。谢球墓志虽然与谢琰(?)墓志均为砖志,文字潦草,似有草率下葬之意,此是否和他们的族祖谢假葬建康,含有将来归葬旧茔的同样愿望有关?!不管怎样,这两块砖志的内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谢球本人未见史书,其墓志所列的家族名单,在史书中仅见谢弈。按谢弈为谢安之兄,则谢球为谢安之侄孙。晋书谢弈传仅说：谢尚为其从兄,弈有三子：泉、靖、玄;泉本名渊,晋书与世说新语中记谢弈尚有子,名：淡、康、静(可能即靖)。因此墓志所列谢弈这一支的家族情况,比史书要详细得多。志文说:谢球的祖父谢弈,祖母陈留阮氏;父亲谢攸,母亲颖川庾氏;伯父渊(即泉),伯母琅琊氏;叔父靖,叔母颖川庾氏；兄,嫂河南卫氏;谢球妻琅琊王德,其祖王羲之,其父王焕之;谢球尚有一女名令谢。因为志文有不清地方,故谢玄(亦谢球之叔、伯)等人未能判定是否入墓志。但有一点应该肯定:史书中绝对没有谢弈尚有子谢攸,攸有子谢球的说法,这是一个重大的遗漏。因为球妻是王羲之的孙女,而谢球的岳父王焕之,即王德的父亲,史书中亦无记载。晋书王羲之传只有子玄之、凝之和徽之,而这里却有焕之。王谢联姻是当时门阀婚姻中的一件大事,谢弈之侄孙与羲之之孙女互婚,为什么没有记载呢?可见史书有很大的遗漏。其次,颖川庾氏、河南卫氏、陈留阮氏、琅琊王氏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族,世家大族互婚,是合乎当时历史规律的;但也说明谢氏到了东晋末年,特别是简文、孝武之后,门户地位突出。王羲之在世,曾讽谢万矜豪傲物,但谢弈之女道蕴有才华,以子凝之娶之,谢安甚悦。至此羲之也将孙女许配谢球,说明谢氏地位之转变,应该说这是以前所未知的重要史实。谢球生于东晋废帝太和元年(366),卒于东晋安帝义熙三年(407),年四十一岁,死后厝丹杨郡秣陵县赖乡石泉里牛头山。厝,原为仃柩待葬之意,但此处应作与谢墓志假葬为同一解释。所以八十三年以后,谢氏家族归葬旧茔之想法并未稍减,上述墓志砖刻粗糙,文字潦草,也可知墓主人的归葬心情。谢球墓葬在今江宁县铁心桥附近,志文记为丹杨郡秣陵县赖乡石泉里牛头山,牛头山亦称牛首山,与现在的牛首山相去不远,王导当年指牛首山为天阙,即此处也。关于谢琰(?)墓志,暂不论墓主人姓名是谢锬或其他,先从志文得知谢氏与王氏之婚姻纽带十分牢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东晋中期以后政治上王、谢两家举足轻重,占当时士族的统治地位。王是太原晋阳的高门士族,特别是淝水之战后,谢氏人物逐渐凋零,王氏权势日益增涨。孝武帝娶王蕴之女法慧为后,会稽王娶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从妹为妃,因此王蕴父子王国宝兄妹成了东晋晚年政局的重要人物。王蕴为王之子,王之女穆之为哀帝之后,王之弟王遐之女简姬子为简文帝之后,难怪王蕴之子王爽狂妄地说:亡祖长史(即王)与简文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妹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7]。故知王氏家族不仅是士族之首,且又为皇亲国戚,操纵政权炙手可热。其时谢安与王父子相交甚笃,曾赞美王: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8],两家联姻是十分自然的事。既然王将另一女嫁谢氏,琰(?)必是谢安家族无疑。此是一。但谢琰(?)究是何人?发掘报告称其与晋书谢琰传不合,因而否定为陈郡阳夏谢衡之家族;同时又提出世说新语中另一谢氏家族谢奉字弘道,弟谢聘字弘远,怀疑谢琰(?)字弘仁与之有关,提出可能为谢端或谢风之后人。但笔者认为谢奉之祖谢端与父风,均为会稽山阴人,与墓志籍贯不合。故墓主人仍应是陈郡谢氏家族之后,是毋庸置疑的。此是二。墓志未记墓主人生卒年月,但墓砖上有文字宁康二年(374),其妻卒于太元二十一年(396),此与晋书谢琰传不合。宁康二年不论其为墓主人卒年或安葬之年,但史书谢琰死于孙恩之乱的隆安四年,当为公元400年,相差26年;且姓字官职均不合,故墓志之谢琰(?)非晋书之谢琰。公元373~396年之际,正当孝武至安帝之时,亦即王氏家族兴盛之时,其间王与谢安相继去世,王卒年不明,谢安死于太元十年(385年),估计墓主人应为谢安子侄一辈,最早只能与安同辈,但也不会再晚。现细读墓志琰、锬两字模糊不清,既然不会是晋书所记谢安之子谢琰,那么在谢安前后两代的族谱中,仅有一人可供参考:晋书谢安传附琰传曾有琰: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之句。此谢淡究是何人,别无其他史料。我们知道谢安弟兄共五人,弈、万、石、,均为谢裒之后,因此淡很可能是弈、万石、中一人之子。当然要确定谢淡就是墓主人,现还没有足够理由。总之,此墓主人姓字未能作最后结论,但不能排斥其为陈郡阳夏谢氏家族之一的判断,同时也丝毫不影响其反映当时王谢两家联姻的重要史实的价值。此其三。以上三点,是对谢琰(?)墓志主人的考证。三、结语谢氏家族的历史,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一个缩影。关于门阀政治,有人认为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仅存于六朝时期江左的东晋,孙吴与南朝以及北朝都不纳在门阀政治范围之内。三、结语谢氏家族的历史，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一个缩影。关于门阀政治,有人认为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仅存于六朝时期江左的东晋,孙吴与南朝以及北朝都不纳在门阀政治范围之内。如果门阀政治确实存在于东晋,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当时的政治起着决定的作用;那么,现在所发现的南京地区谢氏墓出土的文物资料,有助于研究当时的门阀政治,是值得重视的。众所周知,淝水之战是东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谢安又是淝水之战的关键人物。他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弟之一,淝水之战是谢安家族登上政治顶峰的一个标志。但淝水之战以后,谢氏则开始从政治、军事实权地位逐渐退出,逐步走下门阀政治舞台,所以淝水之战也是谢氏家族,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这三座南京地区发现的谢氏家族墓的文物资料,正好是在淝水之战前后,给人们掌握了此一时期谢氏家族兴衰的可靠史料。淝水之战后,门阀政治开始衰落,东晋政权也开始衰落并逐渐走上亡国之路。因此可以说,研究谢安和淝水之战,对整个东晋政治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对整个谢氏家族的兴亡盛变也有重要意义。这三墓的文物资料:谢是谢氏家族中早年的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和思想对后来谢氏家族有一定影响,例如他临终时尚有死后归葬旧茔、魂返中原的乡土之情;例如他崇尚玄学、留连山林的退隐思想,这些对后来谢安、谢玄主张光复中原,力主北伐,勇挫符坚,坚持淝水之战的胜利,以及谢安在仕宦风云中有急流勇退的打算,不能不说是受谢的一定影响。谢球是一个史书上未见而新出现的人物,他的墓志补充了当时士家大族门阀婚姻制度的许多具体资料,对我们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有所补益。谢琰(?)墓志虽未能最后确定其墓主人姓氏,但对东晋未年王谢联姻,共同掌握政治大权也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实证。所以这些考古发现,对研究当时重要的世家大族谢氏,和东晋时期的政治历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参考如下： [1]南京戚家山东晋谢墓简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物1965年第6期 [2]南京日报1986年5月15日四版;南京市博物馆李蔚然先生提供资料。 [3]江苏溧阳果园东晋墓,南京博物院,考古1973年第4期。[4]晋书谢安传。 [5]陈书始兴王叔陵传。 [6]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补订本,中华书局,1959年。[7]晋书外戚列传王蕴传。 [8]晋书外戚列传王传。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这句话，据说是柴静说的，无从考证，但说得好！ 
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及时与本平台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或者根据著作权人的要求立即更正部分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