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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Linda Nordling 虽然博士后研究员仍感觉自己是学术界的苦力，但他们对疫情后的职业前景更有信心了。  插图：Fabrizio Lenci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让Hannah Wardill的研究陷入停滞。看着全国性封锁施势在必行，当时还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做博士后的Wardill只能丢下一个研究项目，在旅行禁令实施前飞回荷兰。那个时候，她很担心这会影响她的经费申请，但在疫情后的几年里，Wardill的事业反而风生水起。虽然她还没拿到永久教职，但她在阿德莱德大学组建了自己的肿瘤支持治疗学研究团队。她说：“新冠的影响逐渐消散了。” 像Wardill这样的人有很多。2020年，《自然》首个全球博士后研究员调查的受访者曾担心COVID-19会影响他们的工作（Nature 585, 309–312; 2020）。80%的人表示，疫情阻碍了他们做实验或收集数据的进度，逾半数（59%）的人认为，疫情出现后比之前更难与同事交流研究了，近2/3（61%）的人认为疫情冲击了他们的事业发展。 根据《自然》今年6月和7月开展的第二次全球博士后调查，这种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只有8%（2020年为40%）的受访者（见“《自然》2023博士后调查”）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他们最担心的。相比之下，他们的担忧回到了更常见的问题上：经费竞争、行业就业难，或是需要为了工作牺牲个人时间。整体上，55%的人表示对目前的博士后工作感到满意，略低于2020年的60%。这个比例因地区、年龄和专业领域而异。30岁及以下的博士后（64%）比31-40岁的博士后（53%）满意度更高。生物医学博士后——约占调查人数的一半以上——拉低了平均值，只有51%的生物医学博士后表示对工作感到满意。 《自然》2023博士后调查 此文是分析《自然》2023博士后调查结果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探讨了博士后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使用AI对话机器人。第三篇文章关注博士后在迈入30岁这个面临更多责任和重要人生节点的阶段后的职业前景。 此次调查与伦敦教育研究公司Shift Learning共同完成，调查在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数字产品和邮件推广中进行了宣传，有英文、中文和西班牙语版本。调查问卷收到了93个国家的3838人的自愿回复，其中51%的人自称为女性，27%的人来自少数种族或族裔，61%的人在国外工作。完整数据集请前往go.nature.com/3rizweg。 这次调查的积极趋势不仅是大家关于COVID-19的担忧减弱了，平均加班时间也在下降，13%的人表示他们不再加班（2020年的比例只有9%）。同样地，更多的博士后表示机构在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上的支持度更高了（从2020年的18%升至22%；），工作生活平衡也更好了（从2020年的36%升至42%）。不过，最大的变化是对职业发展感到积极的博士后比例，从2020年的28%升至2023年的41%（见“2023博士后调查结果”）。  不受重视，但还算乐观 整体上，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博士后依然是学术界的苦力：过度工作、酬不抵劳、不稳定的短期合同，还有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等。歧视和骚扰的现象自2020年以来并没有好转。1/4的受访者报告曾在当前或之前的岗位上经历过歧视或骚扰，或是两者都经历过。受访者指出，霸凌是最常见的骚扰形式，52%的经历过歧视或骚扰的人都被霸凌过——管理者、导师或首席研究员是最常见的霸凌者。 “根本上，我不认为博士后的经历有明显变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职业与专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Michael Matrone说，“我认为疫情所带来的改变是学术界对这种压榨和剥削制度的日渐觉醒和反抗。” Julia Sanchez-Garrido感到自己比三年前更乐观了。三年前，她是设法与他人保持2米距离的900万伦敦人之一。不仅如此，她还要与孤独感作斗争，担心无法进入她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认为2020年是很不好的一年，”她说，“一切都按下了暂停键。你根本拿不到实验设备，连社交生活都没有。” 如今，她在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合同还剩一年，她现在最担忧是工作稳定性，不过，她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其他选择，这让她略感安慰。虽然她很想留在学术界，但她周围的很多同事都去了工业界。她说：“我认为大家变得更快乐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离开学术圈，这并不是一种失败。”  与许多参与《自然》调查的博士后一样，微生物学家Julia Sanchez-Garrido也比2020年的时候更乐观了。来源：Julia Sanchez-Garrido 今年的调查还首次收录了工业界博士后的看法。但这类受访者的占比很小（占总人数的7%），无法与学术界进行平行对比，他们的回答表明，工业界博士后对未来的前景更积极：65%的人说自己很满意，而学术界的满意比例为54%。他们的工资更高（23%的人年收入在8万-11万美元之间，学术界这一区间的比例为5%），完全不用加班的比例更高（20%相对于12%），存下预期存款的比例更高（29%相对于19%）。他们在工作中的安全感更强（83%相对于74%），更有尊严（65%相对于54%）。 一位受访者在今年早些时候结束了在北美一所大学的博士后工作，选择了一家私人环境组织，她说她对新工作更满意。这位生态学家写道：“最大的变化是我现在的工作有望成为永久的实质性岗位，而且工资和待遇都很不错。”由于不想与之前的大学闹僵，她要求匿名。她说，之前的学术岗位从没给过她这种承诺。此外，她更享受现在的福利，包括免费的健身会员，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工作平衡。 小有所得 2020年至今，博士后心理健康的某些方面已有改善，但整体情况仍很糟糕，尤其是科学界的代表不足群体。 需要接受心理辅导的受访者比例有所下降，从2020年的26%降至今年的21%。认为工作环境有益于保持工作生活平衡的博士后比例略有提升。但除了这些改善外，52%的人表示因为担心心理健康问题而想过离开科研圈。这个比例在以下人群中更高：自称为女性（56%）、在工作所在国属于少数族裔（56%）、有长期健康问题或有残疾（69%）。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为工作环境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寻求过治疗。 疫情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科研事业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或许带来了数据中看到的一些改善，斯坦福大学乳腺癌研究博士后Samyuktha Suresh说。她在过去三年里发现，关于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讨论明显增加。她说，人们对学术研究会导致精神压力的接受度更高了，这种意识的提升让人们更愿意谈论它。  神经科学家Audrey Chagnot表示，来自同事和导师的支持决定了她的博士后经历较为美好。来源：Dr Conor McQuaid 私人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Burroughs Wellcome Fund的首席策略官Victoria McGovern表示，疫情让机构更关注心理健康了。“机构开始更多地谈论大家的心理健康。”她说，虽然这种趋势之后逐渐减弱，但她还是感到一些首席研究员更愿意与同事交流，确保他们身心健康。这也反映在了《自然》的调查数据中，认为导师有意识告诉自己如何寻求辅导的博士后比例从2020年的25%增加到了2023年的31%。 对于边缘群体来说，一个支持的环境太重要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痴呆症研究所做博后的神经科学家、跨性别女性Audrey Chagnot说。Chagnot在这份工作前的两个月刚在法国做完性别确认手术。她说：“我认为，人们不断增强的意识和包容性让我的经历很积极。”虽然她自己在工作中没有经历过骚扰或歧视，但听到世界各地关于骚扰、仇恨和跨性别恐惧政策的故事还是很令她丧气。她说：“我的导师和同事给了我非常重要的支持。” 博士后的身心健康 为保证文章长度和清晰度，以下评论经过编辑，有些翻译成英语。 “成为博士后研究员后，我感到我的心理健康迅速恶化。我的恐慌症连续发作了好几次，还有严重的睡眠问题。我觉得我很难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女性天文学家、行星科学家，中国 “我非常担心我们的环境和气候，这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我一直在想，在这种情况下投身科研事业，真的值得吗？”——男性生物医学与临床科学家，德国 “我见过研究所负责人叫同事'中国人1、2、3’，而不是喊名字，我还见过他们对着想讨论问题的博士生大喊大叫，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员置若罔闻，导致这些研究崩溃或选择离开。”——女性农业与食品科学家，奥地利 “我怀揣着对科研的热忱开始做博士后，却在精疲力尽和失望后选择结束这一切。我对此也感到很难过。”——男性生物医学科学家，美国 “我一开始就很清楚，身为女性可以为我打开很多扇门。而生孩子可能意味着学术生涯的尽头。”——女性物理学家，德国 区域差异 除了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差异，该调查还揭示了地区差异。来自非洲的博士后最容易对当前岗位感到不满（38%），其次是北美洲和中美洲（34%）。相较之下，58%的欧洲博士后表示他们对当前工作感到满意，澳大利亚的博士后的满意度最高（68%）。 欧洲（70%）和澳大拉西亚（64%）的大部分博士后表示工作安全感是不满意的一个因素，而非洲和南美的博士后则对工作福利感到不满，如医疗保险。此外，虽然中北美的博士后工资属于第一梯队，但他们对工资的满意度却最低（中北美86%的博士后年收入在5万美元或以上，而欧洲的这一比例为44%）。近2/3（62%）的中北美博士后感到不满（工资收入打分123，1分为“极度不满”），而澳大拉西亚博士后的这一比例只有27%，欧洲博士后的比例为38%。  乳腺癌博士后Samyuktha Suresh的工资有一半都用来付加州的房租。来源：Luci Valentine 斯坦福大学的乳腺癌研究员Samyuktha Suresh一年前在法国博士毕业后回到了美国。她说：“和我在巴黎的博士收入相比，博士后的工资高多了。但我能负担的却更少了，我觉得自己更穷了。”她说自己博士后工资的一半都付了房租。她说：“只要提高一下美国博士后的收入，应该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北美私人生物医学研究资助机构Burroughs Wellcome Fund的首席策略官Victoria McGovern表示，过去，当地的青年研究者都能买房，这让他们更有安全感，能快速成长起来。但加州公司的进驻使青年研究员已无力承担飙升的房价。从2020年10月到2023年9月，根据房地产网站realtor.com的统计，当地房价从平均22万美元涨到了40万美元以上。 McGovern表示，虽然大家在疫情刚开始时担心的大规模裁员并没有发生，但学术界的招人难已然上演，很多实验室都招不到博士后。McGovern说：“博士后都被提供6位数薪资的工业界抢走了，学术界的人才正在快速流失。” 仅仅是知道自己在工业界还有机会，就能让大家对学术界的职业前景更有前进，McGovern说，疫情后的工作方式和职工的期望值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加确信了。你感觉自己没有被困住，外面还有能让生活更好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Suresh的伴侣已经离开了学术界，去了加拿大温哥华一家半导体公司做研究员，并常常敦促她也去工业界。但她本人并不想放弃获得终身教职的梦想。“我很乐观，”她说，“我会竭尽所能争取到我的第一个学术职位。” 坚定信念 Suresh可能需要赌一把。根据《自然》2023年的调查数据，65%的受访者表示想要扎根在学术界，略高于2020年的63%。这个数字很令人担忧，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校友与公司合作主任Paige Hilditch-Maguire说，这表明人们对学术工作的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有65%的人能在领域内取得终身教职或长期学术岗位是很不现实的。”她说，大部分数据显示，这个比例大概在20%左右，而且某些学科的比例更低。 尽管知道困难重重，但大部分博士后仍向《自然》表示希望能留在学术界。有些人认为，随着更多的竞争者流向工业界，他们的机会可能更大了。 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做第一个神经科学博士后的Reuben Levy-Myers表示，整个申请过程比他之前以为的更顺利。“我的整体感受是，选择留在学术圈的人比前几年更轻松了，因为很多人都离开了。我担心以后没有足够的博士后，很多研究都无法完成。”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后Bruce Weaver也想尝试留在学术界。现在的他比2020年在帝国理工学院读博的他开心多了。他说自己的收入很不错，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生活。他说：“你读到的文章都在说大家不愿意做博士后，但一旦你开始做博后，会发现这份工作有很多好的地方。” 其他人发现，通过参与改变博士后在学术界待遇的活动，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了。美国等地区的博士后正在发起对低工资和不被认可的抗议。过去一年里，美国多所大学的博士后走上街头罢工，此外，关于成立一个全国博士后工会是否能增加谈判筹码的讨论也一直在进行。 斯坦福大学的遗传学博士后Tim MacKenzie在今年早些时候发布了一份报告，分析了美国博士后的整体工作条件，尤其是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go.nature.com/46ukji1）。这份报告发现博士后身处职业的灰色地带：既不算学生，又不算职工。 其他人对这份报告的支持让MacKenzie看到了希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人能单枪匹马地完成，”他说，“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有些事情让我深受启发，给了我走下去的动力。” 原文以Postdoc career optimism rebounds after COVID in global Nature survey标题发表在2023年10月9日《自然》的职业特写版块上 © nature doi:10.1038/d41586-023-0316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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