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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毛主席与刘少奇都是亲密战友，他们一直相处融洽。  紧要的赞成票 1922年夏天，中共湘区执委会办公地长沙清水塘有一处十分简单的平房中，年仅24岁的刘少奇见到了比自己大5岁的毛主席，两人的这次见面，将会对历史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两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战友，刘少奇也敏锐地发现了毛主席战略眼光的独到之处，因此，让毛主席进入核心领导层的过程中，刘少奇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1935年1月初，红军进占了遵义，刘少奇担任红八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后来建制被撤销后，他就随部并入红五军团。 红军在休整的过程中，刘少奇所在的驻地距离遵义的距离还比较远，当他快马加鞭地赶到后，会议都已经开始了。  那会，党的总负责人还是秦邦宪，他主要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总结报告，那会所有人都知道红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而秦邦宪也只是对军事上的指挥错误进行了一定的检讨，并将“客观原因”放在首要位置。 副报告则是由周总理来作的，他当时是“三人团”之一，在发言的过程中，周总理承认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当张闻天发言完毕后，毛主席站起来发言，他的发言时间很长，在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等。 而在会议上，毛主席也对秦邦宪所提出的“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进行了批驳，并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争特点与今后行动的方向。  红军转移的过程中，这场会议是极为重要的，它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容不得一点闪失，所以会场内部讨论非常激烈：有人认为秦邦宪说得对，有人觉得毛主席的提议好。 刘少奇听了发言，他认为从实际出发的角度，毛主席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从后来的角度看，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克服了错误力量，结束了王明的教条主义的统治，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同志的支持，而刘少奇便是其中的一位。 即便是聆听者，他依旧非常理解毛主席想要表达的意思，当会议结束后，他就回到了红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共同向基层传达了会议精神，并且明确指出：“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是机会主义路线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造成的，现在好起来了，毛主席又回到中央来了。”  在与战士们的对话中，刘少奇的讲话总是通俗易懂，战士们立即也能感受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突破险境。 2年后的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出发抵达延安，毛主席还专门来到机场迎接。 那会，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处书记处候补书记，很多人都知道，他回来后免不了指点指点。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党内还有同志出现了在统一战线中放松独立性的倾向，并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期望过高，再加上王明这边又搬出了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令箭，自然会唬住一群人。 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对毛主席一直都是有力的支持，他回顾了一些历史，这些都是力挺毛主席的证据。  当年11月5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也着重讲述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问题，他批评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驳斥的过程中，他也引用了刘少奇提供的材料。 彭德怀在军队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也站出来表态称：“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正因刘少奇、彭德怀等元老级干部鼎力支持，才稳住了毛主席正确领导的地位。 后来刘少奇于1942年底从华中回到延安在中央参加工作，几个月后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结合决定中的内容，毛主席将会被中央政治局主席。  重新组织的中央书记处，也是由毛主席、刘少奇与任弼时共同组成的，主席有着最后的决定权。 而这背后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努力，他提议“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 刘少奇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看到了王明的破坏力，此人有职位在手，可却执迷不悟，那么在适当的时候调整中央机构，对党的事业也是有益的。 如此一调整，相当于将毛主席的地位确定下来，在思想上、组织体系上都确定了他的领导地位。 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毛主席思想科学原理的也同样是刘少奇，他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毛主席的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胡乔木后来回忆道“如果当时不提毛主席思想，那么就很难在全党内部形成思想统一，提毛主席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影响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断。” 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中国的革命需要一个正确的领导核心，刘少奇找到了核心，并且始终拥护，这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 毛主席与刘少奇都酷爱读书，毛主席还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他对于刘少奇的学习能力也是相当认可的。 特别是在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工作的过程中穿越了日伪军一百多道封锁线，还历经数次反“扫荡”战斗，在如此危险的敌后环境中，刘少奇还是将中国历史与中国哲学史系统地读了一遍。  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也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 这些观点，也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此外，两人都十分重视向群众和实践学习，刘少奇曾说：“毛主席派我去安源煤矿时，我连煤矿是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罢工起来了，我就当了代表，连夜要矿工把情况说清楚，他们说，我就听、记。” 中国未来的实际是什么样，这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需要跟上实践而不断学习，若中断了学习，革命者要求自己取得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为了共同的目标 早在1948年，筹划新中国这件事便已提上日程，那会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了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经济等多个经济组成部分。 刘少奇为此做过很多次研究，如“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等等。 毛主席肯定了刘少奇的研究，并嘱他对新民主主义还要有分析和思考，恰好当时张闻天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送中央，刘少奇根据其中的内容，再度明确了四个重大问题。 实践在向前发展，刘少奇的理论思索也在超前进，他出色的完成了毛主席委托他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发展道路上的研究任务，后来在9月的会议上，毛主席还说：“基本方针和经济构成定了，东北有个文件，与九月会议精神相符，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  此后，刘少奇的“天津谈话”也是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方针和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刘少奇作为毛主席为核心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为迈好起始之步殚精竭虑、深思远谋，他非常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也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总体目标方面，毛主席与刘少奇是契合的；新中国成立后，两人也遵循着当年“要与人民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发言。 刘少奇也非常善于调研，他的方式总能得到毛主席的称赞。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些干部官僚主义的陋习也渐渐暴露出来，毛主席一直都强调对基层社会的调查与研究，促使党员干部走入基层，了解群众需求，不过，即便他怎么督促，大家手上也都有要忙的任务，因此也总是能找到理由推脱。 刘少奇还去过农村蹲点了四十多天，对于农村的情况有了细致的了解，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少地方的领导机关靠听汇报、下指示做工作；不讲真话等。 这就表明，刘少奇在这一点上与毛主席是极为契合的，他们都认为应该“眼睛向下”，去基层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 后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作了汇报，毛主席看了后也非常欣赏，并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推广。 是毛主席提倡蹲点工作的，这样能掌握更多真实的信息，刘少奇也率先行动起来，可是其他响应的人数量并不多，刘少奇对那些以各种理由推脱的干部很是不满，他还下文要求：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地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司局长。 有了这样的方式，很快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与1000多位司局长都下去了。 还有一次，毛主席对刘少奇说：“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 刘少奇事先没有准备，于是说：“我搞不来这么多。” 毛主席与刘少奇认识了40年，二人都是世界所公认的大革命家、阶级斗争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巨匠大师，他们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有着不同的想法是正常的。 刘少奇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会犯难，他需要考虑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1967年1月中旬，两人在人民大会堂最后见面，毛主席还给刘少奇送了几本书。 刘少奇的卫士长还回忆：“大约一个小时，毛主席将刘少奇送了出来，站在门口同他握手，并嘱咐他要好好学习，秘书后来跟我说那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 临别之际，毛主席还再三叮嘱刘少奇要保重好身体；待到刘少奇回家后，他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后来，王光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并将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救助贫苦母亲的慈善工作当中，由于基金会的资金短缺，王光美还直接拍卖了自家的古董。 她也总是会想念着丈夫，晚年时她曾说：“不应该享受这么高的待遇，这些待遇都是给刘少奇的。” 当她再度回到人民大会堂，同志们纷纷上来握手拥抱，也在表达着一种思念。 参考 鼎力拥戴毛泽东的刘少奇 曾成贵 党史天地 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刘少奇：嘱其“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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