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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亲王允祥是首位首席军机大臣
圆明园 长春园 绮春园 三园全景图 金勋/绘 可惜允祥积劳成疾，于雍正八年（1730）五月病故。雍正帝赞其“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并作《哭怡贤亲王二首》，其中有： 宗室屏藩重，朝端柱石崇。 持身惟正直，应物本虚公。 青史经天略，丹心贯日忠。 衔哀为作诔，难与述丰功。 贤王早逝，其首届首席军机大臣的真相，亦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了。 为什么说清代军机处实肇建于圆明园
圆明园复原图 军机处系皇帝的秘书班子，其与皇权密不可分。当我们确认军机处肇建于雍正七年春，再细检当年雍正帝政务活动之轨迹，便可明了军机处最早的诞生之地。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七年正月十一日，帝幸圆明园，二十九日回紫禁城。其间：上元节前后，帝御正大光明殿赐朝正外藩等宴，赏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来朝使节，以及临朝听政、批阅奏章等。其间，帝在园18天。 雍正帝返回大内后，除临朝听政、颁布谕旨以外，二月初二日，遣大学士张廷玉祭先师孔子；初三日祭大社大祭，“上亲诣行礼”；初七日祭历代帝王，“上亲诣行礼”；初九日，“上躬谒陵寝”，行赴遵化，至十五日回宫；十八日，以征讨蒙古准噶尔事，著诸王、议政大臣等“各抒己见，公同详确密议具奏”。二十日，“上御经筵讲毕，赐大学士、九卿、詹事及讲官等宴”。二十四日，“上亲耕耤田”。诣先农坛致祭毕，更服至耕所，行四推礼，御观耕台，命庄亲王允禄等行礼如仪毕。帝幸圆明园。其间帝在京城18天，主要是主持一系列大祭大典。 三月十二日，雍正帝在园命清军两路出师准噶尔，旋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三款；户部遵旨议覆川陕总督岳钟琪疏言，于秦岭以南之五郎关设官添兵事宜等，均奉旨“从之”。同月二十七日，雍正帝返回紫禁城，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34天。 雍正帝在紫禁城停留三日后，四月初一日复幸圆明园。四月二十七日，御驾回宫。其间，帝在园27天。 四月二十八日，以征讨准噶尔事告祭太庙；二十九日，帝御太和殿举行出兵大典毕，即幸圆明园。五月初九日，帝自圆明园幸南苑红门驻跸。其间，帝在园10天。 同月十二日，帝自南苑幸圆明园避喧听政。六月初十日，在园发布“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之上谕。六月二十一日，帝回宫。翌日，御太和殿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敕印，亲率傅尔丹等至堂子行礼。其间，在园49天，离开紫禁城已近两月。 一天后，即六月二十三日，帝复幸圆明园避喧听政。直到八月初二日，回宫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69天（有闰七月）。 五天后，即八月初七日，帝复幸圆明园。同月二十九日，帝回宫诣寿皇殿行礼。其间，帝在园22天。 两天后，即九月初一日，帝复幸圆明园。直至二十四日，返回紫禁城。其间，帝在园24天。 毫无疑问，雍正帝于七年的一年之中，除了回京城主持亲耕耤田、太庙祭祀和“诣太庙告祭”出兵大典外，其余时间均在圆明园园居理政。 由此再联系《内阁小志》中所言：“军机房即内中堂办事处也。凡内外大臣折奏有不交部即令中堂议覆者，洎廷寄各省谕旨，始皆园直人为之。”和雍正七年（1729）三月十二日，帝在园“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三月十七日，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北路出征事宜，帝在园谕，“其办理各款，俱详细妥协，悉依议行”。五月，雍正帝在南苑阅兵时总结说：“此次军务，怡亲王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办理甚属妥协。” 因此，笔者认为：清代军机处肇建的时间，就在雍正七年春，肇建的主要地点，就是在圆明园。 圆明园军机处概述
大宫门复原图 前文已述，军机处肇建之初，先是在圆明园“（大）宫门外之东朝房，屋甚轩敞，而四空不密”，后“乃移于小东门内之南墙下'一堂和气’中”。也就是二宫门（出入贤良门）外，东如意门内御河之南的三间房舍，屋“甚卑隘，内中堂坐东头，诸大臣坐西头，后有小屋，则舍人等办事之处”。当时，仅怡亲王允祥有赐园在大宫门东南的交辉园，连大学士张廷玉也没有赐园，只能暂借“楚将军别业”居之。（按，张廷玉赏赐澄怀园在雍正四年）故下面的军机章京（时称中书舍人），在退值后只能“或在废园，或就民屋，或寄僧寺，无定处，亦曰军机房”。 最早记载军机处值庐信息的是清代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内有雍正十年（1732）帝召鄂尔泰回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并赐府第、花园，“命以藩邸小红桥园赐公为别业，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此时的“军机房”应该是圆明园军机处早期的外值庐。到乾隆中叶，终形成“圆明园满汉章京外值庐一在挂甲屯，一在冰窖”，即七峰别墅和老虎洞军机处两个固定地方。 据《枢桓记略》卷14 规制二记载：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军机处奏，“军机司员前蒙皇上天恩，赏给庆复入官花园一所。该员等在圆明园该班值宿迄今已逾多年”。庆复系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维第六子，吏部尚书隆科多之弟，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因“贻误军机罪”，于乾隆十四年九月“赐自尽”。其入官花园即位于弘雅园迤东（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曾得康熙帝“嘉赏”的原佟国维赐园，时称佟氏园。也就是说，乾隆十四年前后，军机处司员的外值庐又改在了圆明园外的佟氏园。 迨乾隆三十三年（1768）八月，庄亲王永瑺提出：因“在圆明园所置五福书房窄狭，不敷居住，情愿将现住房屋换给”军机处司员。但五福书房房间不多，“尚不敷用，并愿将圆明园高恒入官房屋一所，照内务府估价按数买交军机处司员分住”。高恒系总管内务府大臣，贵妃高佳氏之弟，乾隆三十三年因“尝受盐商金，坐诛”。于是，经乾隆帝恩准，永瑺住进了有宽敞园亭的原佟氏园。其五福书房（位于海淀镇冰窖南侧，其后称老虎洞军机处）便成为满章京退值后的休憩之所，而位于圆明园大宫门以南挂甲屯西原高恒的入官别墅，就成了汉章京的外值庐。另外，圆明园宫门外如意门内的原三间军机房，也在乾隆朝多有扩建。 至于任首席军机大臣的亲王，在圆明园附近享有赐园的情况如下： 成亲王永瑆，嘉庆四年（1799）正月入值，十月出。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有赐园“西爽村”（按，即今绮春园西北部），嘉庆四年正月，改赐园为和珅“十笏园”（按，在今北大校园未名湖一带）。 恭亲王奕訢，咸丰三年（1853）十月入值，五年七月出；同治元年（1862）入值，至光绪十年（1884）出；光绪二十一年入值，二十四年四月卒。咸丰元年始有赐园“朗润园”（按，在今北大校园朗润园一带）。 礼亲王世铎，光绪十一年（1885）入值，二十年出；二十四年四月复入值，二十七年七月出。赐园为海淀鎮之“礼亲王园”（按，在今海淀苏州街路西）。 庆亲王奕劻，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入值，至宣统三年（1911）。赐园为咸丰八年（1858）赏赐的“蔚秀园”（按，在今北大西校门外）。 其他已知有赐园的军机大臣，除前述张廷玉“澄怀园”（按，在圆明园大宫门东南）、鄂尔泰“小红桥园”（按，在今绮春园西南角）外，还有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乾隆十年（1745）以户部右侍郎入值，十四年以平金川功晋一等忠勇公、首席军机大臣，赏含青园，旋赐额“春和园”（按，在今绮春园中部及西北部）。 乾隆三十年，尹继善以文华殿大学士入值，赏原鄂尔泰小红桥园，并赐额“绚春园”。三十三年，傅恒二子福隆安以和硕额驸、兵部尚书入值，赐园为春和园之一部（原傅恒春和园于乾隆三十三年前后呈进，另赐今北京大学北部的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时仍称春和园）。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傅恒三子福康安以三等嘉勇男、户部左侍郎入值，赐园亦为春和园之一部，即今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二年，武英殿大学士阿桂为首席军机大臣，乾隆帝曾赏赐其“海淀寓所”，但具体位置不详。 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和珅以户部右侍郎入值，约在四十六年前后赏赐“十笏园”，嘉庆二年（1797）为首席军机大臣，四年正月革职。 嘉庆四年，尹继善四子庆桂以协办大学士入值，翌年正月，复以文源阁大学士任首席军机大臣至十七年九月，因老罢职。具体赐园不详。 嘉庆十八年至二十三年二月，董浩任首席军机大臣；二十四、二十五年托津任首席军机大臣，二人赐园不明。 嘉庆二十五年九月，曹振镛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翌年即道光元年（1821）至十五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其赐园为“佟府曹中堂园”，即原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赐园（按，在今北大校园中南部）。 道光十四年正月，潘世恩以体仁阁大学士入值，十六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正月，得赏圆明园左近赐园，但具体位置不详。道光六年，穆彰阿以工部尚书入值，十七年至三十年任首席军机大臣。赐园在澄怀园内。十八年正月，英和子奎照入值，赏给“承晖园”居住（按，在今北大校园西门外承泽园）。 道光二十一年，祁寯藻以户部尚书入值，咸丰元年任首席军机大臣，居住集贤院（按，在今北大校园西南部）。咸丰五年，文庆以协办大学士复入值，翌年为首席军机大臣，亦居集贤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鹿传霖入值，其赐园为“鹿大人公馆”，即原军机处汉值庐七峰别墅一区。二十七年八月至二十九年三月，文华殿大学士荣禄任首席军机大臣，但具体赐园不详。 到19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嘉道中衰，其中枢机构的军机处也折射出了大清王朝的衰败。史载，道光二年（1822）十月，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等奏：“窃查圆明园附近地方，旧有值班满汉军机章京官房二所，一在化家屯北面，一在冰窖上坡，共计房一百余间，均系乾隆年间赏给居住办公。兹据该章京等禀称，此房历今五十余年未经妥为修整，风雨剥蚀，房屋墙垣坍坏之处甚多，近复空闲二年之久，倾塌愈甚。职等秋间前往查看，实属难以栖止，当即带同匠役核实估计，细加核减，共应需银七千两。……臣等公同商酌，合无仰恳圣恩，饬下户部，先行赏借银七千两，发交该员等购备物料，赶紧兴修，以资办公。其借支银两，即于该章京等每年应领户部银库饭食项下，自道光三年起，每年扣出银七百两，分作十年扣还，以清款项。” 堂堂军机处外值庐竟破败到“难以栖止”，而朝廷无钱，最终还得克扣章京们的饭食银来修补。第二年三月，曹振镛等复奏：圆明园如意门内军机处直房，亦“因年久，椽柱糟朽倾斜，瓦片脱落，墙身鼓裂，遇大雨时行之际，不免渗漏。所存历年档案易致受潮霉烂，应分别勾抿揭盖，以资办公”。可见，晚清时期皇家园林大宫门内的中枢机构衙署，已落魄到何种地步。 上述清廷赏赐内廷官员住所及饮食笔墨之制，始于康熙朝南书房诸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在其《笃素堂集钞》中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其入值南书房，“赐邸舍于瀛台之西。辰而入，终戌而退。……饮馔给于大官，执事使中涓笔墨、侧理、器具之属，皆取于御府”。即“赐第连中禁，分餐出御厨”。 康熙二十六年，清帝驻跸畅春园后，为适应园居理政，先后建起诸多王公大臣赐园，如畅春园东北的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索戚畹园、园西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自怡园、园东的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佟氏园。原明时太仆寺少卿米万钟的勺园，则成了南书房和上书房翰林们的值房公所，时称“弘雅园”。 畅春园内“澹宁居”为康熙帝临朝听政之所。小东门内亦有南书房值庐。但绝大多数官员还是没有值庐，他们或晓出暮归，自备饭食；或租住民房，寄宿庙宇。如康熙五十二年，随朝鲜使臣来华的金昌业在畅春园左近的“清梵寺”，即观察到了“畅春苑不设官府，故百官皆到是寺，改服而入朝，又退食于此”。也就是说，畅春园左近的清梵寺，即是众多官员的“外值庐”。甚至大学士王掞、李光地、萧永藻等朝中重臣，当时也是在寺中置桌办公。因此，乾隆年间入值军机的吴俊，在诗文中感叹：满汉军机章京能有“散值憩息之所，异数，诸曹所无也”。 除此之外，“凡军机大臣及章京每日晨值饭食，皆由膳房承应，其满汉章京散值后，在城中则退食于方略馆，在圆明园则退食于外值庐。均由内务府、户部银库支领饭银”。 精彩回顾： ［文章来源］ 《史志学刊》2020年第4期 何瑜 ［编辑］ 付怀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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