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前沿进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发展浪潮不独出现在中国，而是席卷全球，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即涵括了信息、通信、电子、计算、网络、智能等多个进路的数字技术所引领的科学范式革命，以及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所驱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重构着国内国际产业链、价值链。这一趋势，使得数字化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数字技术、产业生态、标准规则成为塑造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是加速演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的强大物质力量。

因而，数字中国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此时代背景下，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首次系统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为各方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这份文件的出台，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因应于历史新方位的最新进展。

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理论创新既来自于实践创新，又指导着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也为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探索了新的可能性。

回顾全球产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得到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与发展之前，中国先后错过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自“一五”“二五”计划起，举全国之力追赶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在第四次产业革命前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继续保持在10%的高位增长。这成为中国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通过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的坚实底气与自信保障。

数字中国建设取得上述成就的显著优势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新型举国体制、超大规模市场、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雄厚人才资源等方面。在不同学科的分析视角下，关于体制特征、市场规模、数据储量、场景生态、人才供给的作用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发挥的深刻作用，有必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予以进一步揭示。

数字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进展，其所对应的也是资本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即数字资本主义，乃至数字帝国主义。两种制度的技术政治特征，在当前处理数字技术的政治选择上，特别是围绕对数字技术所生成数据的政治选择上，形成了数字社会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必然被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所突破的思想，数字化浪潮本身就冲击着数字资本主义自身的立足点，数据作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第五大新的经济制度要素，导致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围绕数据要素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

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基于资本逐利原则与阶层利益分化导致无法突破狭隘的市场主导的技术投资竞争模式，无法研发和生产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科技产品。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着眼于人民本位，不以单纯的资本-技术逻辑来看待先进与落后、高端与低端、盈利与亏损。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可能为了实现产品的普惠性而控制成本坚持保留传统技术，也可能为了把握发展窗口而超前建设基础设施与战略投入前沿科技领域。特别是面对海量生成、汇聚并开发利用数据的平台经济模式，中国的政治选择与治理方案，充分体现了数字社会主义的鲜明立场。

数字社会主义具体表现在，从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被数字技术所放大的社会分工所产生的阶级差异、阶级矛盾，乃至阶级压迫。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就不可能将技术元素脱嵌于社会系统，片面孤立地讨论技术之善恶，而是在社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把握技术。马克思主义对生产资料、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认识，决定了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STS）的深刻理解，也决定了，数据作为新的经济制度要素，数字技术的应用作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必然成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数字社会主义（Digital socialism）最早由美国学者，有“硅谷精神导师”之称的凯文·凯利提出，具体出现在发表于2009年的《新社会主义》一文中，这符合数字技术随着发明应用而产生社会问题引发理论反思的时空条件。他用数字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概括了数字时代以来在美国经济社会中萌发的新社会主义因素。尽管这一萌芽还远远没有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挑战，但却真实引发了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对政府与市场、经济与伦理等关系持续的反思。

尽管二十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但是左翼思想理论在以金融危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中不断延续。数字社会主义作为二十一世纪因应于时代发展而生成的新理论范式，是在二十世纪依托政治运动作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最新的时代化方向。尽管最早是由美国学者从科技推动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敏锐洞察到了社会主义萌芽，但数字社会主义则是在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得到具体实践与理论的深化。

因此，数字社会主义，是数字中国战略设计的思想指引与实施落地的思想保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共同结晶，《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正式印发是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的标志，而2023年3月10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其中关于国家数据局的设立，则开启了实践创新将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的新征程。

正是由于数据作为“新时代的石油和黄金”，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核心资源及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组建国家数据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与时俱进的表现，符合时代要求和发展需要。根据改革方案，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管理对象包括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管理职能涵盖数据基础制度建设、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大数据与经济社会融合应用等。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现实生产生活中，各个生产部门、行业领域、行政区划之间的海量数据难以实现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共享，这些数据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组建国家数据局，就是在前期各省市自主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自上而下的组织和制度，从组织层面解决数据汇聚、数据质量问题，从制度层面解决数据共享、数据开放以及数据交易问题。

从整体布局规划到机构改革实施，数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就反映在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打破利益边界，通过国家行政手段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使数据生产要素发挥更大作用，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在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上。从而为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