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里的洛阳（穀水篇）------《水经·穀水注》考略拙文初稿部分发表于《中国古都研究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23年年会》论文集（上），2023年11月4日，第406-417页
上图摘自朱士光先生《我任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两届十一年之回顾与感怀》一文
备注：此次年会因故未能拨冗前往 引以为憾 摘要：《水经注》卷十六《水经·穀水注》是研究汉魏洛阳城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本文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Google earth等工具着重空间维度的方位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相关考古资料为据进行细探甄别。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考析着重对《水经·穀水注》所涉洛阳地域史地疑难如：函穀关、东周王城、成周城、洛阳永宁寺、秏门、亳殷、偃师城等进行系统探究。期冀能为修复和保护古都洛阳历史文化遗存，延续历史文脉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水经注、穀水、东周王城、成周城、亳殷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是我国第一部以水道为纲，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历史地理巨著，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典文学名著，被誉为山水文学的开创者。清代刘献廷称：“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而清人沈德潜甚至认为《水经注》是“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著作。皆因《水经注》文笔精妙内涵幽深独步古今，无能出其右者，遂成“不容有二”之千古绝唱。 从历史上看对《水经注》的研究历经宋、明到清代达到鼎盛。有清一代名儒辈出，而其中不少学人争相以复原《水经注》的原貌为荣誉，甚至连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能纠正《水经注》之误为荣[①]。 上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提出了“二重证据法”[②]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百年前的“二重证据法”已无法更好地适应当今科技日新月异之发展；而历史地理学也需要注入新的科技元素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极其繁琐艰辛的郦注探究过程中，笔者逐步提炼形成一套较为系统完备的考证方法即“三层二维法[③]”。“三层二维法”本质而言属多重考证法的范畴；三层即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面；二维即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理）维度。通常而言宏观层面依据文献记载着重从时间维度进行多重比对勘验（鉴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中观层面则借助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工具着重空间维度的校验；而微观层面则以实地踏勘及相关考古资料为据等进行细探甄别。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校验去综合考量系统探究相关史地疑难。 当然《水经注》的文字校验问题依然非常重要。虽然戴震校勘《水经注》改正了错讹三千多处（不乏其统筹运用了全祖望、赵一清等诸家的校勘成果；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水经注》文字校验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但正如已故郦学大家陈桥驿先生所说的“虽然此本（戴震所校殿本）还存在若干可以继续校勘处，但总的说来，考据派的事业已基本完成[④]。笔者认为除了在现有几个较好的版本（全祖望、戴震、赵一清、王先谦及杨守敬、熊会贞注疏本等）结合宋刻残本统筹考量的基础上还须引入微观层面的考古校验及中观层面的穀歌地球、百度地图等方位距离综合校验的理念，不能拘泥于以文字校文字的桎梏抑或陷阱。 《水经注》里的洛阳（穀水篇），主要涉及郦注卷十六穀水注相关文本。本文主要以《水经注疏》为底本，采用“三层二维法”对《水经注》所涉古穀水流域史地疑难进行系统梳理与考释。 要之，依托《水经注》等典籍所蕴藏的宝贵文化资源，发掘厚重的河洛文化，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穀水 △穀水出宏农黾池县南墦冢林穀阳谷。 《山海经》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东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千崤东马头山穀阳穀，东北流，历黾池川，本中乡地也。汉景帝中二年，初城，徙万户为县。因崤黾之池以目县焉。亦或谓之彭池，故徐广《史记音义》曰：黾，或作彭，穀水所出处也。 黾池县，即渑池县。治所在今河南渑池县西十三里。《汉书 ·地理志》 作 “黾池”[⑤]。 穀水，亦名谷水，榖水[⑥]发源于渑池崤山以东的马头山穀。全长90公里，经渑池、新安，至洛阳会孝河，东南流注洛河，现与涧河汇为一流。古时的穀水，自王城西北流经千金堨而东注，绕流放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四周，入洛水[⑦]。另按《辞海》穀水条：“即河南渑池县南渑水及其下游涧水，东流至洛阳市西注入洛河。东周王城在穀、洛二水合流处东北岸，《国语》称周灵王时“穀、洛斗，将毁王宫”，即此。东汉、魏、晋、北魏都洛阳，曾导穀水使东出王城北，合瀍水东注为阳渠，径洛阳城北，东至偃师县东南入洛，故《水经注》称王城西故渎为死穀，时已无水，改以阳渠为穀水下游。隋复故道。近世改称上源为渑水，自渑池县东合涧水以下称涧水，别以新安县西北南流入涧一水为穀水” 穀阳谷，疑与穀阳山有关。按《民国十七年渑池县志》：东过千崤曰穀城山亦曰穀阳山《元和郡县志》:永宁县有穀阳山,在县北五十里。即今观音堂南,俗名火石山[⑧]。 穀水又东迳秦、赵二城南，世谓之俱利城。耆彦曰：昔秦、赵之会，各据一城。秦王使赵王鼓瑟，蔺相如令秦王击缶处也。冯异又破赤眉于是川矣。司马彪《续汉书》曰：赤眉从黾池，自利阳南欲赴宜阳者也。故光武玺书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矣。 俱利城，今渑池县城西十里有村邾城，又名俱利城(即今池底乡朱成村战国遗址[⑨])，相传秦王击缶赵王鼓瑟，俱称各有利而得名[⑩]。 穀水又东，迳土崤北，所谓二崤也。穀水又东，左会北溪，溪水北出黾池山，东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国所谓涧水也。 土崤，《资治通鉴大辞典》认为：崤山有东、西之分，东为土崤，西为石崤，合称二崤，故址在今河南洛宁县北[11]。但此处注文所指显然仅针对土崤北而言，故二崤之内涵当未必如《资治通鉴大辞典》所释。 穀水又东，迳新安县故城，南北夹流，而西接崤黾。昔项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万于此。国灭身亡，宜矣！ 新安县故城，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昌远著《河南古今县探索》中说:“用于表示祥瑞或祈福命名的县,在河南古今县名中为数很多,如洛宁、新安、固始等。”“时新设、祈祥瑞、祝长治久安”之说当为合情合理。新安地处东都洛邑和西京长安之间,在历史上战乱频仍,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新安这块地方,在置县之后曾经多次出现分置、合并的局面,政区划变更、治所迁移、县治更名,分属不同州郡府等情况屡屡发生。据有关考古和史书文献记秦初置县之时,新安故治在渑池县塔泥和义马千秋镇石河村一带[12]。 穀水又东，迳千秋亭南，其亭累石为垣，世谓之千秋城也。潘岳《西征赋》曰：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谓是亭也。 千秋亭，又名千秋城，在渑池东10公里，即今义马市千秋镇一带。 又东迳雍谷溪，回岫萦纡，石路阻峡，故亦有峡石之称矣。穀水历侧，左与北川水合。水有二源，并导北山，东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 雍谷溪，按《民国十七年渑池县志》援引《府志》：雍谷水即头峪沟水[13]。 穀水又东，迳缺门山，山阜之不接者里余，故得是名矣。二壁争高，斗耸相乱。西瞻双阜，右望如砥。穀水自缺门而东，广阳川水注之。水出广阳北山。东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云峰相乱。 广阳山，”渑池广阳山，亦名白石山，在渑池东北二十三里。广阳山东南迤为木兰山，再东为马头崖，又东为方山。方山南八里有山曰凤凰山，亦曰缺门山[14]。 缺门山，一作阙门山。在今河南新安县西二十二里[15]。 微山，亦名郁山、烂柯山。按《河南府志》：练峪水即《水经注》所谓微山东麓石默溪水也。《新安（县）志》以夹练峪口者为郁山，盖微、郁音转也[16]。 穀水又迳白超垒南。戴延之《西征记》云：次至白超垒，去函穀十五里，筑垒当大道，左右有山夹立，相去百余步，道从中出，此乃故关城，非所谓白超垒也。是垒在缺门东一十五里。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穀水为水治，以经国用，遗迹尚存。 白超垒，白超垒在缺门东十五里，当为今克昌村与南岗村之间附近，石默溪入涧水之滨。 “（白超）垒侧旧有坞，故冶官所在……遗迹尚存”，此处郦注之遗迹应即今铁门冶铁遗址。经考古工作者鉴定铁门冶铁遗址为三国时期的冶铁遗址，位于云梦山南麓白超垒附近为魏晋时期重要的冶铁遗址[17]。 “魏、晋之日，引穀水为水治……”，杨宽等认为此处利用水力冶铁当与魏国监冶谒者韩暨所创设的“因长流为水排”有关。魏国监冶谒者（官名）韩暨，把水排推行到整个魏国官营冶铁手工业中……据《三国志，魏志，韩暨传》说：“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杨宽等认为韩暨所推行的水排，应是在之前杜诗在南阳所推广的水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韩暨是南阳人他在汲取杜诗水排技术的基础上对水排进行了改进…..“因长流为水排”即他开始利用大河（即所谓“长流”）作为“水排”的动力，这样就把水排的使用地区大为推广。据《水经·穀水注》说：在缺门山东十五里有地名“白超垒”，白超垒的南面靠着穀水，旁侧有个坞，旧为冶官所居，“魏晋之日，引穀水为水冶，以经国用，遗迹尚存”。这个穀水旁的“水冶”，既然是“魏晋之日”所创。该就是韩暨所创设的，即所谓“因长流为水排”[18]。清代杨守敬在《水经注疏》里称，魏晋时期，朝廷曾“引穀水为水冶，以经国用”。所谓水冶，就是以水力代替人力，鼓风冶铁。这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不仅解放了人力，还极大地提高了冶铁效率[19]。 坞，就是通常说的坞堡，是一种军事防卫性质的聚落。《水经注》中类似性质的聚落还有“垒、固”，其他文献中还有“防、戍、壁”等同是防卫性的建筑……依据现有文献记录，“坞、垒、固、壁”似乎私人性质、民间性质要强一些，是一种乡村式的聚落。“防、戍”的官方性质要强一些，一般处于重要的地理位置，规模应较大，可能接近城的概念。“坞、垒、固”名称出现较早，而且延续时间较长，“防、戍”相应出现的略晚一些[20]。 穀水又东，石默溪水出微山东麓，石默溪东北流，入于穀。穀水又东，宋水北流，注于穀。 石默溪水，《河南府志》：练峪水即《水经注》所谓微山东麓石默溪水也[21]。（《民国廿八年新安县志》） 穀水又东，迳魏将作大匠毌邱兴墓南，二碑存焉，俭父也。《管辂别传》曰：辂尝随军西征，过其墓而叹，谓士友曰：玄武藏头，青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应灭族。果如其言。 毌邱兴墓，杨守敬认为毌邱兴墓在今洛阳新安县北慕容山下。（其墓在今洛阳新安县北慕容山下[22]） 毌邱兴墓南二碑，碑石及碑文皆早已亡佚，亦无拓本传世。此碑之年代、碑文及立碑缘由皆不可考，张鹏飞推测可能非道元所亲见。今山西运城闻喜县南有百邱村，其姓多“邱”，即“毌邱”之省，毌邱之族世居于此[23]。 穀水又东，迳函穀关南，东北流，皂涧水注之。水出新安县，东南流，迳母邱兴墓东，又南迳函穀关西。关高崄峡，路出廛郭。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即此处也。昔郭丹西入关，感慨于其下，曰：不乘驷马高车，终不出此关也。去关十二年，果如志焉。皂涧水又东流，入于穀。穀水又东北，迳函穀关城东，右合爽水。《山海经》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世谓之纻麻涧，北流，注于穀，其中多碧绿。 函穀关，公元前114年(西汉元鼎三年)冬天,楼船将军杨仆得到汉武帝的应允,将位于河南省灵宝县王垛村的秦函穀关迁移到新安县。新安函穀关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城关镇,2013年5月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北距黄河25公里,东距洛阳市区23公里。已知的中心区域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新安函穀关处于秦岭山脉东段崤山山脉的深山峡穀之中,北依凤凰山,南临青龙山,皂涧河流经遗址的西部、南部,涧河流经遗址的东部,涧河与皂涧河交汇后再折向东流。这里群山环抱,绿水萦绕。汉函穀关前后存在了约126年,贯穿西汉、东汉两个时期[24]。 从广义的空间维度分析：“函穀”之名取自“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六引《西征记》曰：“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穀，号曰天险。”河南新安到陕西潼关之间的地域，北有黄河之险，南接崤山之阻，中为深山人穀，崎岖迤逦，均统称为函穀，号称天险。而从广义时间维度考量有学者认为函穀关建关的历史大致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春秋战国到秦代。“关”首先形成于潼关和灵宝之间的桃林古塞,随后建关于河南灵宝王垛村。春秋时虢国属地,后属晋国,战国前期归魏国,战国中期归秦国,以后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史称秦函穀。秦关,是秦防守关东六国的前哨,也是山东六国进攻秦国的必经之地。第二阶段,两汉到曹魏时期。西汉中期从河南灵宝王垛村移关至新安县东关村,是为汉函穀。汉关,西汉时期是防备东方诸侯,而东汉时期则是拱卫京师洛阳。曹魏正始年间,战争的原因重新移回到河南灵宝县王垛村东北,更名大崤关,又名金关,是为曹魏函穀。第三阶段,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后期,“关”之中心逐渐向潼关倾斜,到了隋唐时期潼关是关中平原的最主要的屏障,一些著名的战役地点开始转移在这里。第四阶段,宋元以降到近现代。唐宋以后国家制度的完备,国内陆方割据势力的减弱,加上政治中心的东移,崤函古道上的“关”逐渐失去了固有的作用,其性质也就发生了悄然的转变,从以军事为主经济交通为辅,转变为经济交通为主军事防御为辅,交通枢纽和驿站是其主要的功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清及近现代[25]。 严辉、王咸秋等考古学者认为新安汉函穀关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关口,它还是一条纵贯南北长约60余公里的庞大的防御体系。《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注》记载:“障自南山横洛水,北属于河,皆关塞也,即杨仆家僮所筑矣。”这个体系应该由关塞、烽燧和长墙组成,从南到北控制着黄河漕运、崤函北道、崤函南道3条路径,进而控制着古都洛阳和长安之间的交通联系。洛阳和长安是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国家政治的核心地带。新安县函穀关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雄关要塞,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承载着巨大的作用。它是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西行的必经之地,无论从军事防御还是从驿路通商角度上讲,对于保障正常的丝路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整个汉函穀关的文化遗存应该包括北线关塞(盐东仓储遗址)、中线关塞(函穀关关城遗址)、南线关塞(散关关城遗址,东汉八关都尉治所)等3个关塞,还包括了连接它们的长墙(障、塞垣)和烽燧。此即文献所说“上罗三关”,“皆关塞也”。这些内容应该都是整个函穀关的有机组成部分,故统称之为“新安函穀关遗址”。[26] 皂涧水,在今河南新安县东[27]。 爽水，具体不详 穀水又东，涧水注之。《山海经》曰：娄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涧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谓之涧水，为穀水之兼称焉。故《尚书》曰：伊、洛、瀍、涧既入於河，而无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称矣。刘澄之云：新安有涧水，源出县北，又有渊水，未知其源。余考诸地记，并无渊水，但渊、涧字相似，时有字错为渊也。故阚骃《地理志》曰：禹贡之渊水，是以知传写书误，字谬舛真，澄之不思所致耳。既无斯水，何源之可求乎？ 涧水，源出河南渑池县东北白石山。东流经新安、洛阳，入于洛河[28]。《尚书·洛诰》：“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与蔡邕《述行赋》：“实熊耳之泉液兮，总伊瀍与涧濑。均涉 “涧水”。此外据陈桥驿先生对《水经注》卷十五解读：涧水今称涧河，发源于渑池县以西，东流在洛阳附近注入洛河，据一九七九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七十二图（洛阳图）中所标明，涧河入洛处在王城公园以南……在一九七九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七十二图《洛阳图）中，涧河从洛阳东站南流注入洛河。洛。伊二水均非大河，而涧、瀍二水更为短小，由于洛阳为北魏首都，此四水均流贯京畿，所以河流虽小，而记述特详，并能独立成卷[29]。 白石山，《民国廿八年新安县志》认为渑池广阳山,亦名白石山,在渑池东北二十三里, 但与位于新安县南的白石山却非同一地望，不可混淆。 穀水又东，波水注之。《山海经》曰：瞻诸山西三十里曰娄涿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阴。世谓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东，少水注之。《山海经》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诸之山，其阳多金，其阴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阴，控引众溪， 积以成川。东流注于穀。世谓之慈涧也。 瞻诸山，《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认为瞻诸山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南二十五里[30]，估计是承袭了《太平寰宇记(补阙)》的记载。（按《太平寰宇记(补阙)》:瞻诸山在县东南二十五里。） 娄涿之山，按《河南府志》:………娄涿山,在新安东南二十里[31]。 波水（百答水），商代甲骨文中作为水名之 少水（慈涧），具体不详。 穀水又东，俞随之水注之。《山海经》曰：平蓬山西十里曰廆山，其阳多㻬（tú）琈之玉。俞随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穀。世谓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赋》曰：澡孝水以濯缨，嘉美名之在兹。是水在河南城西十余里，故吕忱曰：孝水在河南郡。而戴延之言在函穀关西，刘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阳县西，在穀水南，无南入之理。考寻兹说，当承缘生《述征》谬志耳。缘生从戍行旅，征途讯访，既非旧土，故无所究。今川澜北注，澄映泥泞，何得言枯涸也？皆为疏僻矣。 俞随之水（孝水），又名王祥河。在今河南洛阳市西[33]。此处孝水（王祥河）之名颇疑与“二十四孝”中王祥卧冰求鲤之故事有渊源。2008年河南地方文物工作者文物普查时在新安县磁涧镇老井村发现了王祥祠堂及“晋太保孝王祥之碑”等数通石碑。碑阳面刻“晋太保孝王祥之碑”几个大字；右下方刻有“至正三年五月河南府路总管梁宜、达鲁花赤伯答罕等立石”小字；左下方刻有“嘉议大夫河北河南道肃政廉访副使崔帖谟尔普化书”小字。碑阴面有古诗一首：“为母卧冰希世有，龙天遗鲤感精诚。寄言天下为人子，永继王祥万古名”；当地学者据此等认为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发生地应该在洛阳[34]。 然山东临沂、日照，江苏盐城及河南驻马店等诸地亦有王祥卧冰求鲤的相关传说。愚按《晋书·王祥传》：“王祥，字休徵，琅邪临沂人，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硃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则王祥卧冰求鲤之故事显然发生在王祥年少时所居之乡里（琅邪郡临沂县[35]）；而洛阳王祥河（孝水）等系王祥功成名就后之影响所致，岂能为少年王祥卧冰求鲤之处？ △东北过穀城县北。 城西临穀水，故县取名焉。穀水又东，迳穀城南，不历其北。又东，洛水枝流入焉，今无水也。 穀城县,春秋周邑。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以临穀水，故名。《左传》：定公八年(前502)二月，“单子伐穀城”。即此[36]。西汉置穀城县。
图表 1 摘自叶万松;张剑;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第2期，70-76 △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 河南王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碛，碛南出为死穀，北出为湖沟。魏太和四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沟以通水，东西十里，决湖以注瀍水。 汉河南县, 汉河南县故城位于今洛阳王城公园一带……严辉认为虽然汉河南县城较早地开展了考古工作，但是由于现代城市的覆压，基础资料并不完备。另外还涉及商周早期城市向秦汉转换问题，政治制度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变化，势必带来城市功能、作用的转变，致使在布局、结构上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汉河南县的做法是在东周王城内部缩小范围重新建设。但这种做法是否适应其他地方，不得而知[37]。
上图摘自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12,第24页 穀水又迳河南王城北，所谓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 河南王城，即东周王城，外郭城近方形,四周为夯土城墙，东周王城的郭城, 从勘探结合发掘情况, 证明它的东、南、西、北四面城墙是连为一体的 。东城垣在今光华路、体育场路一线,其北端起自801仓库院内的北城垣东端,向南过光华路、市蔬菜公司家属院、省建三公司,过唐宫路、市邮电局, 再过中州路、旋宫大厦、市政府家属院, 越凯旋路、市农行大楼、014中心高层住宅楼、市二十七中至九都路, 再南是断崖 。北城垣位于今纱厂西路一线,西起纱厂西路涧河桥东南侧的北城角, 向东过纱厂南门 、纱厂北路 、解放北路、天香楼,过金穀园路, 穿市一运汽车站、市卫生纸厂及光华路至801仓库。西城垣不甚规则,绕涧河呈迂曲折形。北起西北城角,向南沿涧河东岸,经东干沟村、西小屯村, 南至王城公园沿涧河又折向西, 过涧河约150米南折,穿建设路与中州西路交叉口, 进入七里河村,又西折过黄河路至洛阳铜加工厂家属院,又南折经洛阳轴承研究所、洛阳工业高专南院。南城垣西接洛阳工业高专南院内的西城垣,向东过涧河、瞿家屯村,再向东为断崖,应是被洛河所冲断[38]。因郭城城墙自身的包含物无晚于春秋时期者,故考古工作者认为郭城城墙的始筑年代初定为不早于春秋时期 ,也不晚于战国时期[39]。 20世纪50年代的发掘证实了东周城墙是早于汉河南县城的东周王城城墙,东周王城的宫殿区位于王城西南部,墓葬区则主要位于城址的东部[40]；学者多把东周王城当做只有一个大城圈的非城郭制布局[41].目前在东周王城遗址只发现一个大城圈,东西宽约2890米,南北长约3700米,其中部的小城圈是汉河南县县城[42]；通过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东周王城应该是具有宫城的城郭制的布局形态。东周王城西南部为东周王城的宫殿区,这一点已为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所证实[43]…….两次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王城东南角的宫殿区夯土建筑基址和大壕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东周王城具有二重基本上呈长方形的闭合城垣,宫城基本上被郭城所包围,宫城和郭城之间的距离较大;尤其是宫城的东部、北部,宫城和郭城之间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供一般居民的生活使用。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得知,宫城和郭城至少在战国晚期同时存在……东周王城存在起着“卫君”作用的宫城和“守民”作用的郭城。因此,有学者认为东周王城仍然为城郭之制的城市布局[44]。（备注：徐昭峰等学者认为东周王城始建时仅筑宫城未筑郭城，与时间仓促、财力及其天下共主地位的稳定有关；后筑郭城，是因为该时期东周王城成为了西周君的领地和实际控制的都城，此一时期兼并战争频发，西周君又没有天下共主的金字招牌，必须筑郭城以自保；战国中晚期在郭城南的西南部瞿家屯一带修筑的小城，应为周赧王的居地，藉此对东西周的相关史实进行探讨。还有定都洛邑的历史背景、宫城偏居西南隅的综合因素考量、“穀、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环境因素考察等等。统观东周城址，城内多有手工业作坊，王城亦然。比较而言，以郭城内西北部小屯村附近最为密集。其中，村北是一处制陶作坊，在1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陶窑15座、水井1口、房址1座，还有80多个灰坑。这处制陶作坊延续时间较长，由战国中期沿用到西汉初年。另外，在这处制陶作坊的西南和东南方不远处，即小屯村的西南和东南，还分别发现有其他手工业作坊遗存。如西南方发现铸造铜器的陶范和炼渣，很可能是一处铸铜作坊。东南方发现一处战国时期的制玉、制石作坊，出土大量石片、石料、废品和半成品。产品类别较多，其中以石圭为主。不同类别的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在夏商周三代的大型居邑中比较常见，东周王城西北隅作为多种手工业作坊区亦符合这一规律，且此时的手工业作坊与“市”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处手工业作坊区恰好位于宫城之北，二者呈前后分布，即与文献所言前朝后市相合[45]。） 成周城，按新近考古成果，成周城有西周初成周城、西周晚成周城、东周敬王扩建后的东周成周城之分，但均须与东周王城区别开来。上述注文援引《公羊传》及何休所注将东周王城与成周城混为一谈，给后世解读带来不少困惑，这是需要明确的。 西周初期的成周城，侯卫东认为始建成周是周王朝早期统治“天下”的重要战略，该城在西周早中期是两个行政中心之一，在管理“天下”的功能上甚至比“宗周”还强，同时还有军事上镇抚东方的作用。按《尚书·召诰》、《尚书·洛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逸周书·作雒解》、《史记·周本纪》等早期文献，记载了西周初年在洛阳盆地营建“洛邑”或成周的事件，何尊等西周早期金文已记载有成周，说明周初确实存在营建成周之事。近年来考古成果认为西周早期营建的洛邑和成周是一回事，位置约今瀍河两岸的北窑一带。（2007年，徐昭峰先生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对成周和王城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也认为西周早期营建的洛邑和成周是一回事，位置在今瀍河两岸。2012年，魏成敏、孙波先生通过对洛阳盆地西周时期材料的分析，进一步论证洛邑成周在瀍河两岸的北窑一带[46]。） 西周晚期的成周城，东移至汉魏洛阳城一带（即今韩旗周城）。侯卫东认为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西周晚期重建成周城，其位置和性质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成周城从洛河之北的瀍河两岸东移至汉魏洛阳城一带，其管理“天下”的行政功能减弱，军事防御功能则加强。西周晚期重新营建成周城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周王朝处于东、西方两面战争的高峰时期。侯卫东推测韩旗周城的始建年代很可能就是西周宣王时期（BC827---BC781），宣王最重要的卿士召穆公（召伯虎）的宗族可能就参与了重新营建成周城的活动。平王(BC770---BC719)以来的东周时期成周城的位置一直没变，春秋早期在涧河一带修建了（东周）王城作为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但成周城在敬王(BC519---BC475)之前的春秋时期主要是军事防御功能，敬王扩建之后的（东周成周城）才成为周王朝的政治中心[47]。
上图摘自钱国祥：洛阳盆地五座古代都城遗址（包括东周王城、（敬王扩建之后）东周成周城等）示意图[48]。 《公羊》，指《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公羊高所传述[49]：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东汉经学家。官至谏议大夫。钻研今文诸经，著《春秋公羊传解诂》。为《公羊传》制定“义例”，阐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50]。 《地理志》曰：河南河南县，故郏、鄏地也。京相璠曰：郏，山名；鄏，邑名也。卜年定鼎，为王之东都，谓之新邑，是为王城。 郏山，即北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市北。《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作大邑成周，“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即此[51]。 鄏，《说文》：“鄏，河南县，直城门官陌地也。从邑，辱声。《春秋传》曰：成王定鼎于郏鄏”，“郏鄏”为周的旧都，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52]。郏鄏即指上述河南王城（成周城）所在。在今河南洛阳市旧城西至王城公园一带[53]。。 其城东南，名曰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故谓是地为鼎中。楚子伐陆浑之戎，问鼎于此。 鼎门（定鼎门），城门名。周成王定鼎于郏鄏，其南门之名。《帝王世纪》：“成王定鼎于郏鄏，其南名定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54]。 陆浑之戎，古族名。古戎人的一支，允姓。陆浑本瓜州(甘肃敦煌一带)之地名，在秦、晋之西北。允姓之戎居陆浑，又称陆浑之戎。公元前638年，被秦、晋诱迫而徙于伊川(河南伊河流域)，仍以陆浑为号[55]。 《述征记》曰：穀、洛二水，本于王城东北合流，所谓穀、洛斗也。今城之东南缺千步，世又谓之穀、洛斗处，俱全非也。余按史传，周灵王之时，穀、洛二水斗，毁王宫。王将堨之，太子晋谏，王不听。遗堰三堤尚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贺。韦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东入于瀍。至灵王时，穀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两水相格，有似于斗，而毁王城西南也。 《述征记》，郭缘生《述征记》是唐前文人行役记的代表,具有行记的体例、地志的内容,记载了晋末宋初郭氏跟随刘裕北伐慕容燕、西征姚秦的沿途所见。原书已佚,古无辑本,佚文多见古书征引,但诸书只是摘录转述,无完整传录者,故此书至今仍未经系统整理,呈散乱状态,这也是唐前行役记的普遍现状[56]。 穀、洛斗也，徐昭峰认为“穀、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发生的环境背景是因为洛水有枝渎与穀水相通 ,在灵王二十二年由于洪涝灾害, 穀水与洛水暴涨, 穀水所在地势较高而倒流入洛水枝渎, 穀水与洛水二水相激于王城西南,因此王城西南最先受到毁坏。同时由于王宫四面环水, 所以进一步危及到了王宫的安全。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该事件的发生。其一是在位于七里河村以南的王城西垣一带, 土层复杂,东西有大量淤土存在。其二是在东周王城南墙以南涧河入洛水处的三角台地,也即《国语 ·周语下》韦昭对“穀、洛斗,将毁王宫”作注 “毁王城西南”的这一区域,发现了大面积的破坏春秋时期堆积且早于战国时期堆积的冲积沟[57]。……（其中）宽带状的夯土遗存其实是战国时期为了在此修建大型建筑而将 “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这一事件后形成的大量的冲积沟进行回填夯打所留下的遗存。瞿家屯东周大型夯土建筑区域内的冲积沟回填夯打不仅土色纯净而且异常坚实 ,夯土建筑区域外的冲积沟回填夯打不仅土色混杂而且比较疏松。而这些冲积沟无疑就是“穀、洛斗 ,将毁王宫 ”这一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58]。 颖容著《春秋条例》言西城梁门枯水处，世谓之死穀，是也。始知缘生行中造次，入关经究，故事与实违矣。考王封周桓公于是，为西周。及其孙惠公，封少子于巩，为东周，故有东西之名矣。秦灭周，以为三川郡。项羽封申阳为河南王。汉以为河南郡，王莽又名之曰保忠信乡。光武都洛阳，以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 颖容著《春秋条例》，按《后汉书·颖容传》：颖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傅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东（后）汉颖容所撰《春秋条例》为学术类著作。《隋书·经籍志》作10卷。已佚。清王谟《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皆辑为一卷。原有五万余言。内容以左氏学观点阐述《春秋》的内容与体例[59]。 穀水又东流，迳乾祭门北，子朝之乱，晋所开也。东至千金堨。《河南十二县境簿》曰：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阳记》曰：千金堨旧堰穀水，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 乾祭门，按杜预等乾祭门应为王城的北城门。（杜《注》，王城北门。《续汉志》，北城门名乾祭。） 千金堨，又作千金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东汉初张纯筑，三国魏太和五年(231年)重修。西晋张方入洛，破千金堨，颓毁殆尽。北魏太和中又重修。今废[60]。《河南十二县境簿》曰：河南县城东十五里有千金堨。魏明帝太和年间更修，谓之千金堨，遏穀水东注，谓之千金渠。千金堨是曹魏至西晋时期洛阳城外一处重要的水利工程。该工程对于满足洛阳城生活用水、河道运输及城市防洪的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是维系整个洛阳城发展命脉的重要水利设施。千金堨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洛阳城市的发展。《太平寰宇记》引《东都记》言，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修复千金堨。千金堨的修建及堰洛通漕等相关工程的建立，为洛阳城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方便了人们生活，丰富了地下水位，为漕运提供了航道，绿化了洛阳城内园林。《洛阳伽蓝记》 中关于千金堨明确表达了其价值“计其水利， 日益千金，因以为名”。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市水利系统对于周边河流的开发利用，一是利用穀水修建千金堨及其相关工程，解决城市生活用水; 一是利用洛水进行堰洛通漕，解决漕运问题。二者相互结合，彼此贯通。历代政府针对两项工程，及时修复，不断完善增修，从而使得整套水利工程不断趋于合理，源源不断地提供城市发展用水，维持魏晋洛阳城300余年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城市水利发展的典范[61]。北魏杨播墓志亦进一步佐证了北魏对于洛阳千金堨的重修。志曰: “十七年( 493 年) 大驾南征，……以君为左将军，恒领万骑以卫中，拥车驾洛阳，定鼎于郏鄏。高祖初建都之始，君参密谋焉，仍以左将军与咸阳王禧等经始太极、庙社、殿库，又修成千金堨，引穀、洛水以灌京师[62]。郑连弟等认为千金堨类似为一横断穀水石坝， 堨上形成一个小型水库以调节向洛阳城的供水量。如图所示：
五龙渠，即千金渠。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东[63]。 洛阳城水利系统中千金堨位置特殊，承担整个穀水流域上游的水量，对于引穀水入城工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千金堨位置，《水经注疏》 熊会贞认为，堨在旧洛阳县北( 今洛阳老城北)。段鹏琦先生分析，今老城北地势高且沟壑错综，不适合建千金堨。段先生从人工渠道走向及水流峻急形势分析，指出千金堨大致位于瀍河下游的东侧，塔湾村以西约 0．5公里地方[64]。 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戍，造筑此堨，更开沟渠，此水冲渠，止其水，助其坚也，必经年历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记之云尔。盖魏明帝修王、张故绩也。堨是都水使者陈协所修也。《语林》曰：陈协数进阮步兵酒，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历堨东注，谓之千金渠。 千金渠，洛阳是曹魏、西晋、元魏(后期)的政治中心。为了保证首都漕运的畅通和城市用水的供应魏明帝太和五年(231年),在东汉张纯所建阳渠的基础上,派都水使陈协重修千金渠。 千金渠的渠道是引穀水东流经洛阳城北,分一支入城,然后自城北转城东和阳渠会合,由偃师入洛,借以增加洛水的水量,从而保证了首都与南北各地的水运联系。西晋泰始七年(271年)、永嘉元年(307年)、以及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94年)迁都洛阳后,都曾继续对千金渠进行过修浚[65]。 东汉时期洛阳人口约有30万，北魏时期洛阳的人口达60万以上。城市人口数量和城市用水量基本上成正比。汉魏时期洛阳的城市用水土要来自城西的穀水和瀍河。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用水需要，洛阳便在城西，紧邻瀍水东面，修建了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千金堰（类似于水库），其目的在于抬高千金堰水位，增加穀水渠道的引水量。千金堰修建好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它的安全问题[66]。 逮于晋世，大水暴注，沟渎泄坏，又广功焉。石人东胁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堨。五龙泄水，南注泻下，加岁久涑齿，每涝即坏，历载捐弃大功，故为今遏。更于西开泄，名曰代龙渠。地形正平，诚得泻泄至理，千金不与水势激争，无缘当坏，由其卑下，水得逾上涑齿故也。今增高千金于旧一丈四尺，五龙自然必历世无患。若五龙岁久复坏，可转于西，更开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毕，代龙渠即九龙渠也。后张方入洛，破千金堨，京师水碓皆涸。 而按上述郦注“石人东胁下文”可知，因太始七年（270）六月二十三日的大洪水，二堨损坏，再加上“岁久涑齿”等因素，导致大规模重修之前的五龙渠几乎“每涝即坏”；而重修故堰之后，据《洛阳伽蓝记》卷四载：“长分桥西有千金堰，计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为名。昔都水使者陈勰所造，令备夫一千，岁恒修之[67]”，为确保重修后的千金堰能够安全运营，朝廷采取了“备夫一千”以资其恒常的维护的措施。 九龙渠（代龙渠），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三国魏修千金堨，开沟渠五，谓之五龙渠。至西晋，大水暴注，五龙渠荡坏。泰始七年(271年)，更于西开二堨二渠，八年功毕，名曰代龙渠，“即九龙渠也”[68]。而九龙渠之称谓，按注文所载，初步揣测或因原为“五龙渠”，后又“更开二堨、二渠”故名。 永嘉初，汝阴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修之，以利漕运，公私赖之。水积年，渠堨颓毁，石砌殆尽，遗基见存。朝廷太和中修复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胁下文云：若沟渠久，疏深引水者，当于河南城北石碛西，更开渠北出，使首狐邱，故沟东下，因故易就，碛坚便时，事业已讫，然后见之。加边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于水，是以不敢预修通之，若于后当复兴功者，宜就西碛。故书之于石，以遗后贤矣。 水碓，中国古代利用水力舂米的工具。水碓的动力机械是一高大的立式水轮，流水冲击水轮使之转动，轴上的拨板就拨动碓杆的梢，使碓头一起一落地进行舂米[69]。 虽石碛沦败，故迹可凭，准之于文，北引渠东合旧渎。旧渎又东，晋惠帝造石梁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门，除竖枋，更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后辟级续石障，使南北入岸，筑治涑处，破石以为杀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毕讫，并纪列门广长深浅于左右，巷东西长七尺，南北龙尾广十二丈，巷渎口高三丈，谓之睾门桥。潘岳《西征赋》曰：秣马皋门，即此处也。 在东汉至北魏时期，有关加固穀水渠道、实施排洪工程的文献记载不绝于史。如上述郦注晋惠帝时期：“造石梁于水上。按桥西门之南颊文称：晋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门……巷东西长七尺，南北龙尾广十二丈，巷渎口高三丈，谓之睾门桥谓之睾门桥”；而《洛阳伽篮记》亦载：“出阊阖门城外七里，中朝时以穀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日长分桥[70]”。有学者认为这些水利工程措施的实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魏时期穀水流域易发洪涝灾害的事实……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围森林植被越来越多地被破坏，穀水流域更易发生洪涝灾害。于是，随着建都时间的增加，汉魏洛阳的引水系统愈来愈危险和脆弱[71]。 穀水又东，又结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 穀水又东，左会金穀水。水出太白原，东南流，历金穀，谓之金穀水。东南流，迳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伦《金穀诗集叙》曰：余以元康七年，从太仆卿出为征虏将军，有别卢在河南界金穀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医。金穀水又东南流，入于穀。 金穀水，即今河南洛阳市西金水河[72]。 太白原，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南凤凰台南[73]。为金水之源。《水经·穀水注》：金穀水“水出太白原，东南流历金穀，谓之金穀水”。《寰宇记》卷3河南县：“太白原，其原芒山之异阜也。在县西北六十八里。” 石崇之故居（金穀园），《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等认为石崇之故居（金穀园）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南凤凰台南[74]。孟津当地学者认为金穀园的确切位置在今孟津县送庄镇凤凰台村东南一里许[75]。 穀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层楼于东北隅。《晋宫阁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木为榭，故百尺楼矣。皇居创徙，宫极未就，止跸于此。构霄榭于故台，所谓台以亭亭者也。南曰乾光门，夹建两观，观下列朱桁于堑，以为御路。东曰含春门，北有退门，城上西面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屋台置一钟，以和漏鼓。西北连庑函荫，墉比广榭，炎夏之日，高祖常以避暑，为绿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 金墉城，因军事防御之需，明帝在洛阳城西北角建金墉城，城上四门列观，五十步一睥睨（城上齿状的短墙），百步一楼橹（望楼），屋台上置钟，配合鼓声报时。依赖芳林园可隐蔽地来往于皇宫、大夏门、金墉城之间，使东、南、西三面宫墙与北面城墙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便于攻守进退的防御体系。这种被美化了的防御设施，当和三国时的战乱形势有关[76]。西晋时被废黜之皇帝、皇后、皇太子曾安置于此。十六国时洛阳城荒残，金墉城遂成为戍守攻战要地[77]。 金墉城遗址位于今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翟泉村东一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的勘察，发现金墉城遗址由三座毗连的小城组成，北靠邙山，南依内城，地势高亢而险要，墙垣宽厚而坚实，城小而固。三座小城南北毗连，平面路呈“目一字形，南北长1048米，东西宽255米，总面积约26万平方米。三座小城内均发现有夯土建筑遗迹，其中北面小城内并有一处范围较大的淤土遗迹，应是金墉城内的绿水池。另据近年考古勘察证明，金墉城之三小城中，惟丙城为魏晋遗迹。城外发现有凸出的“马面”建筑，残存11座，间距60-70米，这是一种防御建筑物，当地群众俗称_炮台”。城垣外有护城河遗迹[78]。 穀水迳洛阳小城北，因阿旧城，凭结金墉，故向城也。永嘉之乱，结以为垒，号曰洛阳垒。故《洛阳记》曰：陵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者也。 陵云台，在今河南洛阳市东汉魏雒阳故城中。《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千秋门内道北有西游园，园中有凌云台，即魏文帝所筑[79]。 金市，魏、晋时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内。陆机所谓洛阳城有三市九观，此其一[80]。 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楼，高百尺，魏明帝造。门内东侧际城，有魏明帝所起景阳山，余基尚存。孙盛《魏春秋》曰：景初元年，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于太行穀城之山，取白石英及紫石英及五色文石，起景阳山于芳林园，树松竹草木，捕禽兽以充其中。于时百役繁兴，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东，旧有九江。陆机《洛阳记》曰：九江直作圆水，水中作圆坛三破之，夹水得相迳通。《东京赋》曰：濯龙、芳林，九穀、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崖。今也山则瑰阜独立，江无复仿佛矣。 大夏门，是北魏洛阳城最雄伟壮观的城门楼。北魏洛阳城北面有二门，即大夏门、广莫门。西边的叫“大夏门”，汉时叫“夏门”，魏、晋时期叫做“大夏门”。“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门甍栋干云[81]”。（备注：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当年十月命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太和十九年(495)，新都始立，六官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当时除将西墙晋西明门（汉曰雍门）因邪出堵塞，在东对东阳门的西墙上改开西阳门外；还在西墙阊阖城门北，即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西穿大城西墙处新开承明门，以方便当时暂住金墉城的孝文帝去城外王南寺拜佛论经。故此，北魏洛阳城门达到了十三座，即南面开阳、平昌、宣阳、津阳四门；东面清阳、东阳、建春三门；西面西明、西阳、阊阖、承明四门；北面广莫、大夏两门。按《洛阳伽蓝记》：（北魏）“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唯大夏门甍栋干云”，“尝造三层楼，去地二十丈”[82]。） 渠水又东，枝分南入华林园，历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为之，以缁石为口，工作精密，犹不变古，璨焉如新。又迳瑶华宫南，历景阳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结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莱山，曲池接筵，飞沼拂席，南面射侯夹席，武峙背山。堂上则石路崎岖，严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凫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睾，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飙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实为神居矣。 华林园，本东汉芳林园。三国魏正始初改名华林园。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裴松之注：“芳林园即今华林园，齐王芳即位，改为华林[83]。芳林园，位于广莫门和大夏门之间，明帝曾亲自掘土修陂池，又命文武百官负土成山。置太行山与穀城山的白石英、紫石英和五彩纹石，植松竹花草，放山禽异兽于其中，称其为景阳山。在芳林园天渊池南建有流杯石渠。明帝常常游宴园内，荡舟泛歌。芳林园山林池馆充斥其间，俨然是魏官北面的一道屏障[84]。 疏圃，亦作“蔬圃”即菜园[85]。 景阳山，三国魏明帝时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故城北部。《三国志 · 魏书 · 高堂隆传》 载：“起景阳山于芳林之园” [86]。 其水东注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殿，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钓台子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黄初中所立也。 天渊池，在汉魏洛阳城北隅华林园内[87]。《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五年(224)，“是岁，穿天渊池”。按《洛阳伽蓝记》：“华林园中有大海，即汉天渊池。池中汉天渊池。池中犹有文帝九华台。高祖于台上。造清凉殿。世宗在海内作蓬莱山。山上有仙人馆。上有钧台殿。并作虹霓阁。乘虚来往。 其水自天渊池东，出华林园，迳听讼观南，故平望观也。魏明帝常言：狱，天下之命也。每断大狱，恒幸观听之。以太和三年，更从今名。观西北接华林隶簿，昔刘桢磨石处也。《文士传》曰：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惟刘桢平视之，太祖以为不敬，送徒隶簿。后太祖乘步牵车乘城，降阅簿作，诸徒咸敬，而桢抠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也？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复为文学。 听讼观，古代皇帝审判重大案件的处所，本名平望观。北魏置，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魏晋洛阳故城内。太和四年(480年)改名听讼观。陆机称洛阳城有“三市九观”，此其一[88]。 刘桢被罚磨石，借磨石自辩获释之事。刘桢，字公幹，汉末东平(今山东)人。“建安七子”之一。东汉末，刘桢为曹操属掾(yuan)，性捷善辩，所问应声而答[89]。 池水又东流，入洛阳县之南池，池即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皇甫谧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阳太仓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晋魏献子合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盟城周。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冢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冢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路即东宫街也，于洛阳为东北。后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及晋永嘉元年，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苍色者飞翔冲天，白色者止焉。陈留孝廉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之地，今色苍，胡象矣，其可尽言乎？后五年，刘曜、王弥入洛，帝居平阳。陆机《洛阳记》曰：步广里在洛阳城内宫东。是狄泉所在，不得于太仓西南也。 京相与裴司空彦季修《晋舆地图》，作《春秋地名》，亦言：今太仓西南池水名狄泉。又曰：旧说言，翟泉本自在洛阳北，苌弘城成周，乃绕之。杜预因其一证，谓必是狄泉，而即实非也。后遂为东宫池。《晋中州记》曰：惠帝为太子，出闻虾蟆声，问人，为是官虾蟆、私虾蟆？侍臣贾胤对曰：在官地为官虾蟆，在私地为私虾蟆。令曰：若官虾蟆，可给廪。先是有谶云，虾蟆当贵。昔晋朝收悯怀太子於后池，即是池也。 按上述郦注：“池即故翟泉也，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而按《洛阳伽蓝记》：“建春门内太仓南有翟泉，周回三里，水犹澄清，洞底明静，鳞甲潜藏，辨其鱼鳖，高祖以泉在华林园东，因名苍龙海”；由此可见关于翟泉之大小，杨炫之与郦注所载显然有异；然以郦注“南北百一十步，东西七十步”较之《洛阳伽蓝记》的笼统之说“周回三里”显然要更精确些；故此本文姑从郦注所论。（这一数据不一定是郦道元亲测，尚不能排除郦氏援引其他文献之可能）。当然沧海桑田，不同历史时期翟泉的方位与大小甚至存亡与否，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广义上翟泉的范围应该包括其周围的大片区域。这里是最为密集的商周王陵区，根据史料记载和民国时期金村大墓的被盗情况分析，其范围肯定大得多。当地学者认为，广义上翟泉的范围应该包括其周围的大片区域。这里是最为密集的商周王陵区，根据史料记载和民国时期金村大墓的被盗情况分析，其范围肯定大得多[90]。 其一水自大夏门，东迳宣武观，凭城结构，不更增墉。左右夹列步廊，参差翼跂，南望天渊池，北瞩宣武场。《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场上，为栏，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与之博，纵百姓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亭然不动，帝于阁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之。场西故贾充宅也。 宣武观与宣武场,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汉魏洛阳故城大夏门东，下有宣武场[91]。西晋泰始元年(265年)武帝临此，大阅诸军。 贾充宅，《世说新语》曾载“贾充宅韩寿偷香”之韵事也[92]。 穀水又东，迳广莫门北，汉之穀门也，北对芒阜，连岭修亘，苞总众山，始自洛口，西逾平阴，悉芒垅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台见孟津。侍中辛毗谏曰：若九河溢涌，洪水为害，邱陵皆夷，何以御之？帝乃止。 广莫门(汉之穀门), 汉魏洛阳故城，北面有二门，即大夏门、广莫门。西为“大夏门”（详前），东为“广莫门”，汉朝叫“毂门”，魏、晋时期叫做“广莫门”，孝文帝因而不改。自广莫门以西，至于大夏门，宫观相连，被诸城上也[93]。刘琨《扶风歌》曰："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94]” 即此。 穀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阮嗣宗《咏怀诗》曰：步出上东门者也。一曰上升门，晋曰建阳门。《百官志》曰：洛阳十二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东观汉记》曰：郅惲为上东门候。光武尝出，夜还，诏开门，欲入，惲不内。上令从门间识面。惲曰：火明辽远。遂拒不开，由是上益重之。亦袁本初挂节处也。 建春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全面勘察汉魏洛阳故城,在其东城垣探出城门三座,最北一座门址(Ⅷ号门),位于东城垣北段向东转折处,地当今洛阳市偃师县韩旗屯村的东北。根据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关于洛阳城"东面有三门:北头第一门曰建春门,汉曰上东门……,魏晋曰建春门,高祖因而不改"的记载,推断此门即汉上东门、魏晋至北魏的建春门遗址[95]。 袁本初挂节处，此处“挂”应作“悬”，“悬”字更凸显时袁绍之气概。注疏本中杨守敬援引的多处典籍所载均为“悬”；然抑或袁本初乃羊质虎皮非真英雄也，故郦氏用“挂”字。（守敬按：《后汉书 袁绍传》，挂作悬。《御览》六百八十一引张璠《后汉纪》，又三百四十五引《英雄记》，并作悬[96]。） 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监作石桥梁柱，敦敕工匠，尽要妙之巧，撰立重石，累高周距，桥工路博，流通万里，云云。河南尹邳崇㠕、丞渤海重合双福、水曹掾中牟任仿、史王荫、史赵兴、将作吏睢阳申翔、道桥掾成睾卑国，洛阳令江双、丞平阳降、监掾王腾之、主石作右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毕成。其水依柱，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 水南即马市也，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即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北则白社故里也，昔孙子荆会董威辇於白社，谓此矣，以同载为荣，故有《威辇图》。又东迳马市石桥。桥南有二石柱，并无文刻也。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后张纯堰洛水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是渠今引穀水，盖纯之创也。 按上述注文有学者认为：王梁开渠所引的河水为穀水，张纯引的为洛水。王梁开的旧渠，从洛阳城北流过，在东北城角再南流，至建春门石桥下。张纯开的新渠经过城西白马寺东， 南流从西南城角向东折，再由东南城角折向北，也至建春门石桥下。两渠汇合，再向东经过偃师城南，注于洛水。张纯这次穿凿阳渠，达到了堰洛通漕的效果。为京都范围内的灌溉和运输提供了方便[9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城东阳渠段是漕运畅通的关键，但由于地势较高，常淤积严重，影响水流。因此各朝都十分重视对城东阳渠的疏浚。阳嘉四年( 135) ，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的漕渠和石桥（即上述注文“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云……”）。阳嘉四年，在阳渠的旧址上，城东阳渠再次进行改造，渠道被加宽、加深。此记载已被现代考古勘查证实，发现“城东阳渠西段比东段宽而且深，中途与鸿池陂北侧打通并汇入”“且鸿池陂北壁自然冲刷的痕迹扩大”、“从此可以看出此次阳渠的改道，利用鸿池陂与洛阳城南的渠道汇合，非常成功地打通了一条重要漕运渠道[98]。 马市，关于嵇康被刑于马市,《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 》云:“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280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马市也被称为东市,《晋书》卷49《嵇康传》称“康将刑东市”马市(东市)杀人在当时多有记载,《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玄传》云: “玄格量弘济, 临斩东市 ,颜色不变”同传注引 《世语 》曰 : “王经刑于此”到后来马（东）市逐渐成为刑场的代名词[99]。马市为洛阳三市之一。按陆机《洛阳记》云:“洛阳旧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宫西大城内;二曰马市,在城东;三曰羊市,在城南” 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言，城之四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昔周迁殷民於洛邑，城隍逼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又广之，以封不韦，以是推之，非专周公可知矣。亦谓之九曲渎。《河南十二县境簿》云：九曲渎在河南巩县西，西至洛阳。又按傅畅《晋书》云：都水使者陈狼凿运渠，从洛口入，注九曲，至东阳门。是以阮嗣宗《咏怀诗》所谓朝出上东门，遥望首阳基，又言遥遥九曲间，裴徊欲何之者也 阳渠，按上述注文“阳渠，周公制之也”结合后文“故李尤《鸿池陂铭》:鸿池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阳渠) 左合七里涧”“阳渠水流经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阳渠水又东经亳殷南”等，有学者认为李尤、陆机、刘澄之、郦道元的观点吻合，进一步证实阳渠的始建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西周、东周时期的文献对阳渠的名称没有明确描述，至东汉时期文献统称“阳渠”。曹魏、西晋时期，阳渠的称谓，分为城东、城西两部分。城西部分有“千金渠”、“五龙渠”、“代龙渠”、“九龙渠”等称谓，这些都是在原来阳渠基础上新修造的，当属阳渠的一部分。而城东部分，有“阳渠”、“九曲渎” 的称谓。北魏时期，城东、城西统称“阳渠”，环城阳渠和城南漕运渠道有“穀水”之称。阳渠的修建为历代洛阳故城的供水、防洪、城市防御、 农田灌溉、水运交通( 漕运) 、环境美化等提供便利条件，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功能及社会效益。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城内又兴建了许多园林，如西游园、华林园等。此时的阳渠经过修造分出几条支渠，从洛阳西城的阊阖门、西明门，北城的大夏门等流入城内，与城内的泉池，如翟泉、天渊池、绿水池、九龙池等沟通。从西城门和北城门流入城内的渠道，又穿城而过，从南城门和东城门流出城外，仍与环城的阳渠水相通，形成了全城环水的美丽风光[100]。（备注：按注文，穀水与阳渠显然是分别叙述，上述学者所论盖广义上阳渠之谓也。） 历代对阳渠渠道的频繁疏浚，一方面反映了各朝政府对阳渠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说明汉魏洛阳城引水渠道不断淤积不够畅通的事实。这一点已被现代考古证实，洛阳城城东建春门外，深达10米之处，仍为淤土[101]。（备注：汉魏洛阳城勘探与文献记载的河道与人工水系图所示，不仅印证了《水经注》等记载的宫墙西侧有汉魏“阳渠”水系，还确认了北魏宫城是在曹魏洛阳宫基础上修筑沿用，这是北魏沿用曹魏宫城的又一证据。） 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者也。《汉官仪》曰：上西门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厄于戍，故以丹漆镂之。太和迁都，徙门南侧。 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历故石桥东，入城，迳瑶光寺，中有碑，碑侧法《子丹碑》，作龙矩势，于今作则佳，方古犹劣。渠水又东，历故金市南，直千秋门，古宫门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灵芝九龙池。 洛阳城阊阖门(汉上西门)，值得注意的是，汉魏洛阳城的阊阖门有两座：一座为洛阳城的西城门，一座为宫城的正门。在洛阳大城的四座西城门中，阊阖门为北起第二门。此处注文“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者也”所谓即此；但不可与宫城阊阖门混淆。 瑶光寺,座落于河南洛阳城东之汉魏洛阳故城 (今河南洛阳市白马寺东) 。北魏世宗时建。寺有尼房五百余间，五层浮图一座。今皆不存[102]。按《洛阳伽蓝记·城内·瑶光寺》：“有五层浮图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虚，铎垂云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宁。讲殿尼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瑶光寺为北魏宣武帝元恪所建，位于阊阖门内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这是一座堪与永宁寺媲美的皇家尼寺，有五层宝塔，还有500多间房屋，奇花异草遍布其中。北魏皇帝崇佛，宣武帝常在宫中亲自讲经。瑶光寺距宫城不远，因此，无论是皇后、妃嫔还是名门闺秀，出家修行都愿意选择这里。她们落发为尼后，“屏珍丽之饰，服修道之衣”，一心想在佛法中寻求正道。北魏末年，胡骑的铁蹄踏入洛阳，打破了瑶光寺的清净。那是永安三年（公元530年），孝庄帝元子攸忍无可忍，设计杀了权臣尔朱荣。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为了复仇，率秀容（今山西朔州）胡骑攻入洛阳城，擒杀孝庄帝，并纵兵大掠。在混乱中，“秀容胡骑数十人入瑶光寺淫秽”。瑶光寺尼清誉被毁，只得草草嫁人，另寻出路。洛阳城中的少年见状，纷纷束起头发，表示已到娶亲年龄，当时流传着“洛阳男儿急作髻，瑶光寺尼夺作婿”的说法。数年后北魏灭亡，瑶光寺的光环也逐渐消失了[103]。 魏太和中，皇都迁洛阳，经构宫极，修理街渠，务穷幽隐。发石视之，曾无毁坏，又石工细密，非今之拟，亦可为精至也，遂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门南流，迳神虎门下，东对云龙门。二门衡栿之上，皆刻云龙风虎之状，以火齐薄之。及其晨光初起，夕景斜辉，霜文翠照，陆离眩目。 又南迳通门、掖门西。又南流，东转，迳阊阖门南。案礼：王有五门，谓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路门一曰毕门，亦曰虎门也。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 宫城阊阖门（汉雉门）遗址，汉魏时期洛阳故城宫城城门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洛阳城宫城南墙中央偏西，为宫城正门。2001-2002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判断，阊阖门始建于三国曹魏初期，西晋、北魏沿用。北魏宫城正南门阊阖门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向南正对全城中轴大道铜驼街，向北直抵太极殿。阊阖门主体在宫城南墙上，两侧前方建有巨大阙台，阙台东西对称，相距40余米。城与阙台围合成宫城前广场。为迄今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双阙楼式宫城门址，不仅为秦汉门阙研究提供难得的历史演进资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门阙制度具有学术价值。该门址现已复原展示[104]。（朱岩石） 阊阖门立面复原图（资料图片）
上图摘自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J].考古,2003,(第7期). 太极殿，汉魏洛阳故城的太极殿,是三国曹魏、西晋至南北朝北魏宫城的中心正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太极殿”.遗址位于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金村南约1公里,地处北魏宫城中部偏西,由铜驼街、宫城阊阖门、二号宫门、三号宫门组成的北魏洛阳城建筑轴线上[105]。 按注文“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但相关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太极殿究竟是在汉代北宫德阳殿还是崇德殿旧基上修建，二者的可能性也都存在。据记载，德阳殿与崇德殿之间距离很近，崇德殿在东，德阳殿在西，相距仅五十步。两殿的规模极为庞大，其中德阳殿东西约百米。在利用两殿中任何一殿基重修规模巨大的曹魏正殿太极殿时，占压到相邻甚近的殿基都是有可能的。至于究竟是利用德阳殿还是崇德殿旧基为主修建，则是另外的问题。另据记载，洛阳官正殿太极殿之北还建有昭阳殿，晋文帝讳昭，遂改日明阳殿。太极殿之南建有总章观。太极殿前两侧则还有东、西堂。按照晋代制度，帝王举行大型朝会是在太极殿，小会则在东堂[106]。 昔在汉世，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诸子。自董卓焚宫殿，魏太祖平荆州，汉吏部尚书安定梁孟皇，善师宜官八分体，求以赎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系帐中，爱玩之，以为胜宜官。北宫榜题，咸是鹄笔。 梁孟皇，即梁鹄，东汉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字孟皇。曾任凉州刺史。灵帝时为选部尚书。精书法，得师宜官法，以善八分著名。后附刘表，再归曹操。操爱其书，以为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出其手[107]。 南宫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韦诞以古篆书之。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景明、正始之年，又敕符节令江式以大篆易之。公诸桁榜题，皆是式书。 韦诞，三国魏书法家。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官至郎中、侍中、中书监、光禄大夫。服膺于张芝，兼邯郸谆之法，诸书并善，尤精题署。明帝时曾题榜凌云台。八分、隶、章、飞白尤妙[108]。 江式，字法安。北魏文字学家。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人。少承家学，善书法，工篆体，精小学。初拜司徒长史兼行参军检校御史，累官至骁骑将军，兼著作郎。京都洛阳城内宫殿门牓，皆出其手笔[109]。 洛阳作为东汉、魏晋国都，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北魏迁洛之前，明元帝、孝文帝都曾到洛阳观石经。魏初重崔、卢之书，即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崔氏中崔悦“法卫瓘，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110]。书家江式的家世变化也显示出洛阳魏碑体形成中所吸收的多方面因素，江式少专家学“……式篆体尤工，洛京宫殿诸门板题，皆式书也”。“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俱受学于卫凯，古篆之法、《仓》，《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111]”。以上所言汉石经、西晋卫氏，索靖的书法风格，均被洛阳后来书法家所承袭[112]。 《周官》：太宰以正月悬治法于象魏。《广雅》曰：阙谓之象魏。《风俗通》曰：鲁昭公设两观于门，是谓之阙，从门，叹声。《尔雅》曰：观谓之阙。《说文》曰：阙，门观也。 象魏，又作魏阙、冀阙，古代宫廷外的门阙。古代天子、诸侯宫廷门外，有两台，上作楼观，上圆下方，称为阙或观，两观并植，门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既有瞭望作用，又以其悬示法律教令，称为象魏[113]。 《汉官典职》偃师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阙，其上郁然与天连，是明峻极矣。《洛阳故宫名》有朱雀阙、白虎阙、苍龙阙、北阙，南宫阙也。《东观汉记》曰：更始发洛阳，李松奉引，车马奔，触北阙铁柱门，三马皆死，即斯阙也。《白虎通》曰：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餙门，别尊卑也。 朱雀阙。阙，在汉代政治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西汉时北阙是未央宫的正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于此。东汉时建立了南阙（朱雀阙），政治功能渐渐超过了北阙。西汉时的北阙，东汉时的南阙，都应和统治者的政治史观相关，是政治史观赋予了阙以政治意义……建元二年（26年）．刚刚建立东汉王朝的刘秀便“始正火德，色尚赤”，正式确立了火德制度。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在营建宫阙时，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但与西汉不同的是，在南宫也修建了南阙，并称之为朱雀阙。东汉建造朱雀阙，应该和其火德的政治史观密切相关。火在五行中代表南方，朱雀在四神中亦代表南方。或许是受了东汉火德之政治史观的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下面还设丞、尉等属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属于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应该超过了北阙[114]。 今阊阖门外，夹建巨阙，以应天宿，虽不如礼，犹象而魏之上加复思，以易观矣。《广雅》曰：复思谓之屏。《释名》曰：屏，自障屏也。罦思在门外，罦，复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汉末兵起，坏园陵罦思，曰：无使民复思汉也。故《盐铁论》曰：垣阙罦思，言树屏隅角所架也。颖容又曰：阙者，上有所失，下得书之于阙，所以求论誉于人，故谓之阙矣。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昔黄帝立明堂之议，尧有行衢室之问，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鼓之讯，汤有总街之诽，武王有灵台之复，皆所以广设过误之备也。 “阊阖门巨阙”复原图：
上图摘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城的考察及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学术讲座，20190614于大同博物馆） 渠水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旧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 铜驼街，1994年秋，配合310国道（原郑洛公路）汉魏洛阳城内段局部改线（修建陇海铁路高架桥）工程，曾对北魏铜驼街、也即汉小苑门大道进行解剖。解剖沟开在复原研究拟定的南宫范围西侧，东西长近百米。沟内从上到下清理出北魏到汉代层层叠压的路土以及与道路相关的建筑遗迹，但未见宫墙和大型建筑基址。这表明，北魏铜驼街实与汉小苑门大道的位置、走向基本一致（段鹏琦《汉魏洛阳故城·汉魏洛阳帝都的城市概貌》）。2008年前后，为配合铜驼街遗址保护工作，文物工作者对陇海铁路北侧、北魏宫城阊阖门南侧进行了考古勘察，勘察发现的道路宽度为20-40米。这条南北向道路，向北穿过阊阖门外的东西向横街，进入阊阖门双阙之间，进而直达阊阖门前。在宫城阊阖门正南方宽约40米的铜驼街道路中间略偏西，发现有石板铺设的路面，宽约2.9米。路面用大小不一的红色砂岩石板东西向成排对缝拼接铺成，砂岩石板，0.6-0.9米见方，厚约0.1米，每排铺石3-4块，铺砌整齐。石板上残存有碾压较深的南北向车辙印痕，车辙间距约1.5米。铺石道路在汉魏洛阳城尚属首见。石板路面铺砌整齐，车辙痕迹清晰，显然是具有较高规格的御道遗迹。根据石板路面车辙痕迹碾压较深来判断，该路面使用的时间应该较久，其时代不晚于北魏时期。石板路面下面，尚存一层用细小河卵石铺筑的路面，且有经过踩踏和使用的痕迹，再下面是夯土。该河卵石路面打破的灰坑内，出土有大量的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同时还出土有一件用于铸造铜构件的陶范，这些遗物具有较明显的汉代特征。由此可知该河卵石路面时代上限不早于汉代，初步推断始建年代约为汉晋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河卵石路面以下再未发现比之更早的路面[115]。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按《释法显行传》，西域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经始之日，于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地可丈许。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细密，都无所毁，其石悉入法用。自非曹爽，庸匠亦难复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犊，信矣。 永宁寺遗址，北魏洛阳城佛寺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东15千米的汉魏洛阳城址内。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灵太后胡氏始建，永熙三年（534年）佛塔被焚毁。据文献记载永宁寺塔为木结构，高9层、达40余丈，合今140余米。永宁寺作为北魏都城洛阳城内城的重要佛寺，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地处中轴大道铜驼街之西侧。迄今地表尚存有高大夯土台，即是佛塔遗迹。1979-2001年进行数次发掘；遗址为一座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居中的塔基平面为正方形。夯土基础东西101米，南北98米，深度超过2.5米。地面上的夯土基座边长38.2米，四周以青石包砌，基座四面各设一踏道。塔基北侧有大型夯土台基遗迹，应为佛殿基址。寺院围墙四面各一院门，南墙正门最大。寺院佛塔、正殿、南北院门均位于同一中轴线上，是中国早期佛寺的典型布局。出土大量建筑构件、泥塑残像等，其中塔基附件出土的佛塔影塑残像，包括菩萨、弟子、飞天、供养人等内容，雕塑细腻传神，水平精湛[116]。（朱岩石） 爵离浮图，亦称“雀离浮图”；犍陀罗文化中心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东南一公里处，有著名的雀离浮图遗址（Shah-ji-ki-dheri），梵文称“邦主支提”( Mahuraja Chaitya)。汉籍中的“雀离”一词可能即“支提”的音转。浮图初建于公元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色迦时期。对这座浮图的最早记载，却是出于中国东晋高僧法显的《佛国记》，称其“高四十余丈，众宝校饰，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水经注》也将其与永宁寺浮图相比较：“西国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公元522年从犍陀罗和中亚返回的惠生“遂减割行资，妙简良匠，以铜摹写雀离浮图一躯及释迦四塔”。《洛阳伽蓝记》卷五引《道荣传》，记其为一座木构的高层殿宇，并引《宋云传》“犍陀罗城东南七里有雀离浮图。伽腻色迦王始更为广塔基三百余步，《道荣传》云三百九十步，从此构木，始得齐等。《道荣传》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陛阶，砌栌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铁柱高三丈，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现遗址保留着一段高近5米，以砖、石块、土坯和粘土混砌成的方形台墩，可能存在着绕旋礼佛的中心塔柱——支提，四角各有一方形小台墩，东西各有台阶痕迹，周长近300米，与宋云和道荣的记载相符，印证可信[117]。 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建于公元516年，早于惠生摹制雀离浮图6年，但雀离浮图所代表的犍陀罗式塔早巳影响到北魏代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塔形，云冈石窟的塔心柱及希腊一印度式雕刻题材便足以证明。文献上说永宁寺塔取法代都七级浮图，可以认为至少是间接受到了犍陀罗式浮图的影响。永宁寺塔遗址是一个38.2米见方的土台，上有5圈共124根立柱，第2圈金柱以内残存一土坯砌实心体，约20米见方，高3.6米，东西南三面各有5个盲券佛龛，此即旋佛礼拜的中心塔柱——支提（如下图：永宁寺塔平面示意)。塔高按《水经注》记为49丈，基方14丈，《魏书·释老志》等书也记为四十余丈，参照塔址尺寸知当时北魏营造尺约为0.272米，则永宁寺塔高度约133米左右，与法显所记雀离浮图高度亦相仿。至于其形态，现存北魏天安二年9层石塔【备注：此处所指应为北魏曹天度石塔，始雕造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现存石塔高202.6厘米，为四角形仿木结构的楼阁式九层佛塔。石塔质材是大同地区出产的砂岩，与云冈石窟的石质相同;原存山西朔州崇福寺,现身首异处,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藏塔身（为该馆首届一指的镇馆之宝）,塔刹现存山西省博物院。】与云冈第六窟塔柱首层四角均有一塔状方墩，与雀离浮图遗址形态相近，很可能就是惠生摹制的雀离浮图与释迦四塔．而永宁寺塔遗址的塔体四角也恰有一方台墩，进一步说明其是经云冈间接受雀离浮图影响的。公元二世纪，受犍陀罗楼阁式塔型影响，可能在中亚南部及河西走廊都流行过不同形式的楼阁式塔，进而影响到云冈，尽管只能从五世纪的武威天梯山石窟中略见其遗迹[118]。 渠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居，无复遗墉也。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南注南渠。庙色各以物色辨方。《周礼》：庙及路寝皆如明堂，而有燕寝焉。惟祧庙则无。后代通为一庙，列正室于下，无复燕寝之制。《礼》：天子建国，左庙右社，以石为主，祭则希冕。今多王公摄事，王者不亲拜焉。咸宁元年，洛阳大风，帝社树折，青气属天，元王东渡，魏社代昌矣。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阳门，经纬通达，皆列驰道，往来之禁，一同两汉。曹子建尝行御街，犯门禁，以此见薄。渠水又东，迳杜元凯所谓翟泉北，今无水。坎主九丈六尺，深二丈余，似是人功，而不类于泉陂，是验非之一证也。 司马门，曹植于何时何地犯禁出司马门，众説纷纭。关于时间，主要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之说，但却忽略了《魏书·曹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的记载，因为以法治国是曹操任魏王后于该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如果曹植犯禁出司马门发生在这一年，犯了法还增加封户，则连桓、灵之世也不如，故曹植犯禁出司马门不可能发生在217年，而应在216年5月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之后的当年之内。而上述郦注所载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的景物，如宣阳门、铜驼街等建筑物在曹植当时是并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地名。按“王者有兵卫，亦卫司马门”等推测，有学者推测曹植犯禁所出司马门，应为邺城魏王宫的西门[119]。 司马门的位置如上图3-6所示。按照文献记载，宫掖门皆可称司马门。但此处司马门明显不是一般的宫门，其位置、名称及记载的相关事件都比较特殊。在前述记载中，这座司马门应位于阊阖门的东侧。根据对北魏官城进行勘探获得的资料，在宫城西侧由阊阖门和太极殿组成的南北轴线上院落与东侧院落之间，有一条贯穿宫城南半部的南北向道路，其南端接近宫城南墙而中断。同宫城阊阖门的勘探情况极为相近，这里可能就是我们所寻找的这座门址所在，但还需要以后的考古工作证实。如这座门址确实存在，它位于已经发掘的阊阖门之东，基本处在宫城南墙中间，在位置上则恰好与推测的汉代北宫正门朱雀门基本重叠。或许它就是汉代北宫朱雀门的旧址。这座宫门也称司马门，门前两侧在魏明帝时曾铸有两铜翁仲；而汉代北官正门也有“朱爵南司马门”的称谓，其南对的南宫玄武阙门外也铸有两铜人。如此相同的位置、名称及特征，恐怕不完全是巧合。如《水经注》所云，魏明帝曾在这座官门筑阙，但没有完成。照此理解，如该官门确为汉代北官朱雀门旧基，那么基本处在曹魏洛阳宫南墙中间的这座门址，在曹魏之初修建洛阳官时应得到了沿用重修。而既然已经重修了这座基本位于洛阳官南墙中间的宫门，为何还要在其西侧再建一座位置偏于宫城西侧的宫城正门阊阖门呢？这有可能与当时发生的一些变故或特殊事件有关。如文献记载中提到的可能是在汉代旧门基上筑阙时出现了意外事故，阙体崩塌造成了数百人死亡。这可能引起魏明帝的忌讳，为顺承天意而弃旧更新，遂不在此复筑双阙，于是向西移地重建宫城正门及双阙。可能正是由于出现了这样的变故，对随后开始的城市建设的布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如宫中主要宫殿及正门所在的南北轴线由此而西移，正对宫城正门的宫前御道也就改至汉代南宫西侧的铜驼街，相应地在大城南墙则改由宣阳门为大城正门等等。这一变化，也可能使原本应在正对汉代北宫朱雀门北侧重建的正殿太极殿，也西移到曹魏洛阳宫的略偏西侧来修建。也正因如此，可能也就造成了文献中对太极殿位置记载的一些混乱[120]。 铜翁仲，后人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石像统称为翁仲像，铜质的称为铜翁仲，石质的便称为石翁仲。由于汉代谶纬迷信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一个人的雕像会与其本人有某种神秘的交感联系，如果表现不当，将会使本人遭受灾祸，因此，汉人很少为自己造像，故此流传至今的汉代大型人物雕塑很少[121]。而按注文“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金狄既沦故处亦褫，惟坏石存焉。”亦可知此处铜翁仲像应是戎狄状貌。 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王室定，遂徙居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之。泉源既塞，明无故处，是验非之二证也。杜预言翟泉在太仓西南，既言西南，于雒阳不得为东北，是验非之三证也。稽之地说，事几明矣，不得为翟泉也。渠水历司空府前，迳太仓，南出东阳门石桥下，注阳渠。 成周（城）、翟泉，详前文。 太仓，按《洛阳伽蓝记》: “大城东有太仓， 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那时洛阳城东太仓附近的码头是当时中国大型内河航运港口之一，停满了各地至洛阳的漕船， 可见当时漕运规模之大，经济之繁荣[122]。 东阳门，今河南洛阳市东汉魏洛阳城东面正东一门（如下图所示）。汉称中东门，魏晋改称东阳门。三国吴孙皓国亡，被遣送至洛阳，面缚诣东阳门，即此[123]。 穀水自阊阖门而南，迳土山东。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汉大将军梁冀所成，筑土为山，植林成苑。张璠《汉记》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积金玉，采捕禽兽，以充其中。有人杀苑兔者，迭相寻逐，死者十三人。 “穀水自阊阖门而南，迳土山东”，此处阊阖门仍指洛阳大城西之阊阖门（即汉之上西门）。 按《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关于梁冀“菟苑”的记载：“……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另按《艺文类聚》卷九五引张璠《汉记》曰：“梁冀起兔苑于河南，移檄在所，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124]。” 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邪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 西阳门（汉之西明门），北魏洛阳城(今河南洛阳市东北)西面正西一门。《资治通鉴》：东晋咸和三年(328)，前赵刘曜围攻洛阳，后赵石勒与之“大战于西阳门”，曜军败被擒。 1962年夏起,中科院考古研究所 (后属社科院 )洛阳工作队对汉魏故城进行勘查,探明了城垣、城门等。其中,“Ⅱ号城门,西垣南起的第二门,南距1号城门约880米,西距今白马寺约1公里,郑洛公路正从阙口上通过。… …是一个门洞 ,城外路土保存完好 ,城内路土尚存一段。从此门的位置看,应是汉的雍门” “Ⅲ号城门 ,西垣南起第三门 ,南距Ⅱ号城门约 500米 ,在白马寺的东北 ,当地群众叫`胶化口’；门洞阙口宽约 16米 ,两侧有夯土门阙 ,门道长约 33米……应是北魏太和年间改建的西阳门”[125]。 段鹏琦先生在《汉魏洛阳城的调查与发掘》一文中说: “西垣南起第二门,南距第一门约880米,应是东汉的雍门,魏晋的西明门,北魏太和年间,因其`邪出’ 而废弃”；西垣南起第三门,应是雍门废弃后,北魏营建的西阳门。南距？门约500米,门洞缺口宽约16米”[126]。 关于东汉雍门在太和年间废弃一事,早在上述郦注: “穀水自阊阖门(北魏洛阳内城西垣北起第二门)……南出迳本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 ,亦曰雍门矣。是门在南 ,太和中以故门邪出 ,故徙是门 ,东对东阳门”经考古勘查 ,东垣北起第二门 ,即北魏东阳门、东汉中东门 ,正对西垣西阳门,门洞缺口约1.5米,由西垣西阳门至东垣东阳门有一条大道,东西直行,在宫城南侧通过,宽约41米,全长约2630米[127]。证明《水经注》的记载是可信的[128]。 穀水又南，迳白马寺东。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此榆欓后移在城内愍怀太子浮图中，近世复迁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创自此矣。 白马寺，东汉雍门在南 ,北魏西阳门在北 ,两者相距约500米。今白马寺恰在雍门缺口西出的郑洛公路北侧、北魏西阳门之西南,两门和白马寺距离各约1公里,与史籍所载“雍门外御道北”或“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相符,可知早期白马寺的位置大体在今白马寺一带。至于隋唐以降直到宋元明清,因还保存有一定的遗迹遗物 ,如唐代高阁之柱础 (今清凉台西侧 ),宋初东白马寺木塔之柱础 (今齐云塔四周) ,金代齐云塔 ,元代大殿 (大雄殿),龙川和尚墓等,可证白马寺的位置大体一直没变[129]。 穀水又南，迳平乐观东。李尤《平乐观赋》曰：乃设平乐之显观，章秘伟之奇珍。华峤《后汉书》曰：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奇兵骑士数万人，天子住大盖下。礼毕，天子躬擐甲胄，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设秘戏以示远人。故《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古人以良金铸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广秀，疑即平乐观也。又言皇女雅殇，埋于台侧，故复名之曰皇女台。晋灼曰：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销为金用，铜马徙于建始殿东阶下。昔洛水泛泆，漂害者众。津阳城门校尉，将筑以遏水。谏议大夫陈宣止之曰：王尊，臣也，水绝其足。朝廷中兴，必不入矣。水乃造门而退。 平乐观, 在洛阳市东15公里，汉魏故城内城西，东汉明帝时，于长安迎取飞廉铜马，置平乐观．据《水经·穀水注)云：“穀水又南迢平乐观东…-”华峤《后汉书》曰：“灵帝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今于上西门外无他基观，惟西明门外独有此台，巍然广秀，疑即平乐观也”平乐观遗址尚特考，今有平乐村，位于汉魏故城西北部，大约即袭平乐观而命名[130]。 建始殿，按《搜神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是岁，为魏武黄初元年[131]。 穀水又东，迳宣阳门南，故小苑门也。皇都迁洛，移置于此，对阊阖门，南直洛水浮桁。故《东京赋》曰：溯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夫洛阳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实为神都也。门左即洛阳池处也，池东，旧平城门所在矣，今塞，北对洛阳南宫；故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洛阳诸宫名》曰：南宫有謻台，临照台。《东京赋》曰；其南则有謻门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謻门，冰室门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皆屈曲邪行，依城池为道。故《说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謻门即宣阳门也，门内有宣阳冰室。《周礼》有冰人。日在北陆而藏之西陆，朝觌而出之。冰室旧在宣阳门内，故得是名，门既拥塞，冰室又罢。 宣阳门，汉魏洛阳城的南垣上有四座城门，自西向东依次为津阳门、宣阳门、平昌门、开阳门。穀水先流经津阳门…..从津阳门往东，穀水又流经宣阳门。宣阳门以铜驼街与宫城正门阊阖门相连，在诸城门中地位尊贵。这里有宣阳冰室，西晋陆机曾在《洛阳记》中称，冰室在宣阳门内，恒有冰，天子用以赐王公大臣。《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太社南有凌阴里，即四朝时藏冰处也”。过了宣阳门，穀水流经灵台北[132]。 宣阳冰室， 考古工作者认为在洛阳市东郊金村南偏西约200米处,汉魏洛阳城内西北部,西距宫城西墙约65米,有一方形夯土台残迹,当地老乡称之为羊塚;后该村兴修水利取土,将夯土挖掉,露出一圜状砖墙;考古人员对此遗迹进行了清理。鉴于中间有一砖砌小圆池,四面有收分的斜面,由此可知是不怕潮湿,可盛积水之用的冰室。《永乐大典》载东汉、曹魏、西晋雒阳城图载有冰室,大约是消暑用冰的贮藏窖——凌阴。遗址出土有砖、瓦,推知台壁有包砖,台上有建筑设置,有可能是藏冰向上散发冷气的管道工程。北魏宫城西路即有清暑殿一座,此殿有避暑降温的设施。这座冰室有可能连接大殿,使之成为皇室人员夏季避暑用的殿堂[133]。 穀水又迳灵台北，望云物也。汉光武所筑，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尝宴于此台，得鼮鼠于台上。亦谏议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伦少子也，以清正称。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寄止灵台，或十日不炊。司隶校尉南阳左雄、太史令张衡、尚书庐江朱建、孟兴等，故颉所举孝廉、功曹，各致礼饷，并辞不受，永建中卒。 灵台，东汉时，汉光武帝于巾元元年（公元56年），曾在洛阳南郊（现今河南傻师大郊村附近）建造了一个灵台（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台）。灵台所在的范围占地约四万四千平方米，东西各有墙垣，墙垣内的中心建筑是一度方形高台，即灵台。灵台高大约20米左右，台基长宽大约50米见方。台的四周有上下平台两层，平台间有坡道（或路道）相连接，以便供工作人员行走，两层平台内各建有房屋10问以上。灵台顶部是观测天象的场所，四周的建筑则是观测人员处理观测资料的办公地点。全台总计四十三人，其中灵台丞一人，主持全台的工作，下设候昆十四人，候日二人，候晷影三人，候钟律七人，还有候风的三人，候气的十二人以及勤杂人员一名。可见，灵台的规模庞大，项目齐全，有明确的分工和专人负责。不论黑夜、白天，工作人员都辛勤地工作着，为我国汉代天文学的发展作了宝贵贡献。据史料记载，洛阳灵台在曹魏和西晋时期还一直沿用，到北魏时，灵台被废弃不用，而且在台子上边建造了砖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汉时代的天文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 ，从公元115年(元初二年) 至120年(永宁元年)和公元126年(永建元年)至133年(阳嘉二年)，曾先后两次担任太史令，直接领导了灵台的观测工作。他还亲自动手大搞试验，设计并制造了浑天仪和世界上第一台记录地震用的仪器——候风地动仪，并写出了《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不朽的天文学著作，留传至今，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的珍贵史料。设备完善的灵台正是张衡进行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从发达的汉代天文学和张衡的许多杰出建树可以联想到张衡领导下的灵台，生气勃勃，兴旺发达。1974年冬季至1975年春天，我国有关部门进行发掘时，可喜地发现灵台用夯土筑成，遗存的台基仍然高出地面8米有余。这是现存古代天文台遗迹之一。尽管灵台已经毁坏了，台上使用过的天文观测仪器也早巳散失，但是，作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发达的象征，洛阳灵台仍然是十分宝贵的天文古迹。[134] 穀水又东，迳平昌门南，故平门也。又迳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於其下为辟雍也。 平昌门，汉魏洛阳城(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南面东起第二门。汉名平门或平城门，魏晋改为平昌门。《资治通鉴》：西晋永嘉五年(311)，汉刘聪遣将呼延晏寇洛阳，攻平昌门，克之。即此[135]。 明堂，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于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就东汉明堂废址重新建起了明堂。其形制，未按东汉九室，而由孝明帝裁决为五室形制。杨鸿勋等学者考证认为从遗址来看，没有恢复东汉的28根大柱，而是按照圆台基前沿柱向台内侧补充新柱，而作成梯形平面的木骨版筑墙，用以隔成较小的十二堂（图三O三）。在圆台基上的中央方台上，依通天台四壁每面布置一室，转角由巷相连，从而构成重隅。通天台上设太室，略如东汉时的形式；登台踏阶梯保持东汉原状（图三O四）。这样看来，北魏明堂在外观上与东汉明堂无显著区别[136]。
北魏时代洛阳明堂是当时洛阳的一大型建筑，在设计之时，拼方形高台建筑，其东、南、西、北四面各建四门上部为重檐庇门，庇门上下檐状头，施用三重直斗，用以表现其宏伟的场面。中心是一个方形砖台，台上为第二层作太室，太室每面为四间，周围设栏杆，腰顶为四坡水，檐下施斗拱为一斗三升拱。第三层每面做四间，柱头用人字拱，基上为上檐柱头，再施用直斗。这样使明堂达到金碧辉煌的效果[137]。
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平城的明堂、辟雍、灵台是合于一处的；而北魏洛阳明堂、辟雍、灵台则是分开的。【详《水经注》卷十三㶟水（如浑水条）：(如浑水)又南迳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画北道之宿焉，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是大和中之所经建也。】 穀水又东，迳开阳门南。《晋宫阁名》曰：故建阳门也。《汉官》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来在楼上。琅琊开阳县上言，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识视，良是，遂坚缚之，因刻记年月日以名焉。何汤，字仲弓，尝为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内，朝廷嘉之。 开阳门，据《魏书·刘芳传》：“太学在开阳门外，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与郦注所记略同[138]。
上图摘自钱国详：《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 又东迳国子太学石经北。《周礼》有国学教成均之法。《学记》曰：古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东序、西序，殷人之右学、左学，周人之东胶、虞庠。《王制》云：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故有太学、小学，教国之子弟焉，谓之国子。汉、魏以来，置太学于国子堂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悉在东侧。 太学，就是古代大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设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西汉太学建立之始。东汉太学大为发展，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质帝时，洛阳太学生达三万人。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石经，就是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汉代以后，有石经多种，至今有文字可考的，有下列七种：(一)著名的东汉熹平石经，也叫一字石经；(二)魏正始石经，也叫三体石经；(三)唐开成石经；(四)五代蜀石经；(五)北宋石经，也叫二字石经；(六)南宋石经，又称宋高宗御书石经；(七)乾隆年间刻石的清石经。郦注此处向我们介绍了洛阳的古代教育和学校建制，说明东汉时的洛阳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教中心，尤其重视儒家思想的教育。文中还介绍了太学刻经立碑的经过，扼要说明了汉字创造、整理的历史和古、篆、隶书体的演进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教育和汉字演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139]。 蔡邕以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棠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 成取正焉：都取正于此。意即都以石经作为订正经文的标准。这些石经，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140]。 “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是由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及官员堂溪典、杨赐、张驯等人为正定六经文字而奏请刻立的。《石经》自东汉熹平四年（一七五）至光和六年（一八三），历时九年告成。所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共七经，凡四十六石、九十二面，计二十余万字。《石经》皆为隶书，据史籍和石经残石上人名，参与校经和书丹者是以蔡邕为主的多位硕儒及善书者。《石经》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时的盛况是“其观视及摹写者，车辆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但好景不长，中平六年（一八九）发生的董卓之乱，《石经》遭到破坏，之后，其厄运便开始了：北魏时被用作建筑材料，东魏时迁移途中部分被没入河中，隋末迁移后又被用作柱础，至唐贞观时已“十不存一”。自唐以来，洛阳时有《石经》残石出土，据统计，目前已发现残石共计九千余字。残石除西安碑林之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及台北历史博物馆均有收藏[141]。 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隶《三字石经》。古文出於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义焉。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 六义：指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是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今人一般认为“转注”、“假借”实为用字方法，与造字无关。 鲁恭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盖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于周宣之时，史籀创著。 科斗书：也叫科斗文、“科斗篆”。书体的一种。因头粗尾细，形似科斗(蝌蚪)，故名。 史籀：周宣王时太史，姓氏不详，据说曾作大篆十五篇[142]。 平王东迁，文字乖错。秦之李斯及胡母敬又改籀书，谓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许氏字说，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或云，即程邈于云阳增损者，是言隶者篆捷也。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宏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 “秦之李斯及胡母敬”三句：秦朝的李斯和胡母敬，又把大篆改成小篆。李斯：秦国丞相，佐秦始皇灭六国，定郡县制，下禁书令，变籀文为小篆。始皇死后为赵高诬杀。胡母敬：秦太史令。作《博学篇》七章，文字多采史籀大篆，但结构不同，笔画省俭，世称小篆。籀书：又称籀文或大篆。 “许氏字说”：许氏字说，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文字学书。收字共9353个，分列540部，以小篆为主，有古文、籀文等舁体，依据六书解说文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 专释于篆而不本古文：指《说文》不以古文标于篆文之上，而皆置说解于篆下。郦道元有批评之意。杨守敬认为：“此时代使然，并非许氏重篆而不重古文也。” 程邈于云阳增损者：秦人程邈，在云阳地方把胥史简化的书体加以搜集整理，后世遂有程邈创造隶书的传说。隶书奠定楷书的基础，标志着汉字演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前和：棺之前额，俗称前和头。《吕氏春秋·开春论》：“昔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滦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章太炎《新方言·释器第六》：“今浙江犹谓棺之前端日前和头，音如华。” 齐太公：齐太公有二，其一是齐国的吕尚，因辘佐周武王灭商有功，封于齐，有太公之称。其二为田和，春秋末为齐卿，废齐康公，周天子封为齐侯，是为田齐之太公。此处盖指后者。 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树之于堂西，石长八尺，广四尺，列石于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广三十丈。 魏初传古文出邯郸淳：邯郸淳：三国魏人，博学有才，又善《苍》、《雅》虫篆。根据著名书法家卫恒曾学古文于邯郸淳，谭元春评以下这段文字说：“古人注疏考证，明备忘。有余情，如书法碑文，似于《水经》可略，乃往往详言之，可知其用心。” 石经古文转失淳法：杨守敬按：“谓卫敬侯初学古文于邯郸淳，及书石经，乃转失淳法，怪其不遵师法也。此石经即卫敬侯书无疑。”卫敬侯即卫恒[143]。 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附于其次。陆机言：《太学赞》别一碑，在讲堂西。下列石龟，碑载蔡邕、韩说、堂谿典等名。《太学弟子赞》复一碑，在外门中。今二碑并无。石经东有一碑，是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年积毁坏。永建六年九月，诏书修太学。刻石记年，用作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元年八月作毕。碑南面刻颂，表里镂字，犹存不破。汉石经北，有《晋辟雝行礼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经沦缺，存半毁几；驾言永久，谅用怃焉。考古有三雝之文，今灵台、太学，并无辟雝处。晋永嘉中，王弥、刘曜入洛，焚毁二学，尚仿佛前基矣。 魏明帝又刊《典论》六碑：魏明帝曹睿又将《典论》刻在六块碑上《典论》：曹丕著，原有五卷，百余篇，后散佚不全。有清孙冯翼、黄夷辑本。 《太学赞》：赞扬太学的碑文。《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九引《西征记》：“太学赞碑一所。汉建武中立。”即陆机所言之碑。 存半毁几：据《洛阳伽蓝记》，北魏时三字石经犹有十八枚，余皆残毁。 尚仿佛前基矣：据《魏书·刘芳传》：“太学在开阳门外，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今太学故坊，基址宽旷”与郦道元所记略同[144]。 穀水于城东南隅，枝分北注，迳青阳门东，故清明门也，亦曰税门，亦曰芒门。 青阳门（故清明门、税门、芒门），即下图所示“旄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此图中的“旄门”是错误的，应校正为“耗门”）。按《续汉书.百官志》应为“秏门[145]”；而此处钱国祥文图中“旄门”颇疑系援引后世元《河南志》文中“旄门”而致谬。注疏本中杨守敬亦按《续汉书，百官志》作“秏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东面次南曰青阳门，魏、晋曰清明门，高祖改为青阳门。亦曰税门，朱门外有也字，戴删。守敬按：《续汉书，百官志》作秏门。亦曰芒门。守敬按：《洛阳伽蓝记》，汉曰望京门。《河南志》作望京门，又作宣平门。） 又北迳东阳门东，故中东门也。又北迳故太仓西。《洛阳地记》曰：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 东阳门（故中东门），今河南洛阳市东汉魏洛阳城东面正东一门（如上图所示）。汉称中东门，魏晋改称东阳门。三国吴孙皓国亡，被遣送至洛阳，面缚诣东阳门，即此[146]。 太仓，按《洛阳伽蓝记》: “大城东有太仓， 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那时洛阳城东太仓附近的码头是当时中国大型内河航运港口之一，停满了各地至洛阳的漕船，可见当时漕运规模之大，经济之繁荣[147]。 许玲等学者认为，东汉洛阳城门的布局借鉴了《周礼·考工记》“方九里，旁三门”的建筑思想，但并非一成不变地照搬周制，而是以阴阳刑德论思想为主导，加之东汉洛阳城内外所处的实际环境等因素，进而形成了东汉洛阳城东三门、西三门、北二门、南四门的相对规范的城门分布格局，又贯以十二地支、月令思想来体现其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可见，东汉洛阳城门布局思想具有多样性和融合性，其对后世各朝都城城门的规划布局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也为进一步研究东汉洛阳都城建筑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148]。
摘自许玲：《从李尤城门铭论东汉洛阳城门布局思想》，《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15 又北入洛阳沟。穀水又东，左迤为池。又东，右出为方湖，东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东，南转，屈而东注，谓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东，注鸿池陂。《百官志》曰：鸿池，池名也，在洛阳东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东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东西横塘，水溜迳通。故李尤《鸿池陂铭》曰：鸿泽之陂，圣王所规，开源东注，出自城池也。 鸿陂池、洛阳沟、方湖，东汉雒阳西北引穀水，周绕城郭，称“洛阳沟”，沟水颇大，沿岸植树，形成风景带。《历代宅京记》引《洛阳地记》云：“大城东有太仓，仓下运船，常有千计，即是处也……按记载，东汉雒阳城穀水周绕郭城壕堑。城东北有方池，为水衡署漕运码头地。城东南有鸿池陂，水面约2平方公里，其周又有众多水塘。皇家专设“丞”官（相当于县令）一人管理，年俸二百石。隶属上林苑下，应是为皇室提供水产品生产基地[149]。 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晋后略》曰：成都王颖使吴人陆机为前锋都督，伐京师，轻进，为洛军所乘，大败于鹿苑，人相登蹑，死于堑中及七里涧，涧为之满，即是涧也。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昔孙登不欲久居洛阳，知杨氏荣不保终，思欲遁迹林乡，隐沦妄死，杨骏埋之于此桥之东。骏后寻亡矣。《搜神记》曰：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辞。骏后被诛，太后幽死，《折杨》为之应也。凡是数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虽以时往损功，而不废行旅。朱超石《与兄书》云：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奇制作。题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万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桥经破落，复更修补，今无复文字。 旅人桥,旅人桥位于晋京东的七里涧上（今偃师石桥村）。据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旅人桥始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冬十一月，用大石砌筑，四年(283)四月完成。桥上通行车马行人，桥下航行漕舫巨船，桥形壮观，为我国文字记载最早的石拱桥。旅人桥的地理位置重要。晋朝时，京东的桥畔为京师文人送往迎归之处，故旅人桥旁的三门留下不少史话。西晋惠帝司马衷执政时，贾后谋反，引起“八王之乱”。成都王颖派陆机为先锋都督率军讨伐贾后，旅人桥为兵家之争的重要战场。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遣先锋朱超石慰劳军队时，旅人桥尚存。他复兄龄石的信曰：“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可惜这座古桥没有被保存下来[150]。 阳渠水又东流，迳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南。庙在北山上，成公绥所谓偃师西山也，山上旧基尚存，庙宇东面，门有两石人对倚。北石人胸前铭云：门亭长。石人西有二石阙，虽经颓毁，犹高丈余。阙西即庙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复可识。子安仰澄芬于万古，赞清徽于庙像，文存厥集矣。 上述郦注所载河南偃师汉广野君郦食其庙有两石人对倚，这两个石人像也是建筑装饰雕塑[151]。李零认为郦食其庙庙门朝东，两石人立门前，一南一北，夹道立。北面的石人，胸前铭文类似曲阜庶君墓翁仲。但他又指出不要以为所有翁仲都是墓前石人；其实翁仲分三种：墓前石人、庙前石人和镇水石人。上述郦注所载便是庙前石人[152]。 阳渠水又东，迳亳殷南，昔盘庚所迁，改商曰殷，自此始也。班固曰：尸乡，故殷汤所都者也，故亦曰汤亭。薛瓒《汉书注》、皇甫谧《帝王世纪》并以为非，以为帝喾都矣。《晋太康记》、《地道记》并言田横死于是亭，故改曰尸乡，非也。余按司马彪《郡国志》，以为《春秋》之尸氏也。其泽野负原，夹郭多坟陇焉，即陆士衡会王辅嗣处也。袁氏《王陆诗叙》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忽结阴，望道左若有民居者，因往逗宿，见一少年，姿神端远，与机言玄，机服其能，而无以酬折，前致一辩，机题纬古今，综检名实，此少年不甚欣解。将晓去，税驾逆旅，妪曰：君何宿而来？自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机乃怪怅，还睇昨路，空野昏霾，云攒蔽日，知所遇者，审王弼也。此山即祝鸡翁之故居也。《搜神记》曰：祝鸡翁者，洛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年余，鸡至千余头，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则种别而至。后之吴山，莫知所去矣。穀水又东，迳偃师城南。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偃师是也。王莽之所谓师氏者也。穀水又东流，注于洛水矣。 亳殷，即今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都城遗址。1983年中国社科院在洛阳偃师尸乡沟、大槐树、塔庄一带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这座商城遗址。从此揭开了西亳的秘密，结束了数千年来关于西亳的历史疑案，这是国内外史学界的一件重大发现。商城总面积为190万平方米。城内南中部有宫殿遗址。宫城呈正方形。大殿之后，有几座宫殿建筑，东西对峙，系王宫所在地。城内道路纵横，井然有条。城外有环城道路。这座规模宏大的商城遗址，显然是按照都城的规格建造的。据碳14测定的绝对年代，属商朝早期的城池。洛阳偃师尸乡的商文化遗址，就是商都西亳的所在地[153]。 偃师城，此处所述应为西汉偃师县故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注于今偃师城东南处，估计亦是参考了上述郦注的方位描述；但目前尚未见有明确的关于西汉偃师县故城的考古发掘报告。
[①]如乾隆在《御制文集二集》之《热河考》一文中，指摘《水经注》所讲武列水（即热河）“三川合流之序则不足据。”批评郦道元“徒尚耳食耳，而未尝亲履其地，晰其支派脉络分合之由，毋怪乎其舛也。” [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摘自王国维著,《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11,第25页。） [③] 2020年9月26日，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岭南文化艺术学院与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中日城市史与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来自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大阪市立大学等学校的多位中日城市史研究学者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对城市历史地理和都市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笔者受邀参会，提交论文：《水经注》里的广州，并做汇报交流。学者们的交流涉及城市史、海洋史、经济史、东西交流史、环境史等多方面，体现了史学学科的多元化，激发了历史研究的活力，是一次有特殊价值意义的学术会议。日本著名史学家平田茂树教授在总结发言时认为：“三层二维法”很重要。 [④]陈桥驿译注：《水经注》，中华书局，2015年1月，第7页 [⑤]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⑥]有学者对照《山海经》等古籍，认为穀水的古称应为榖水，榖的部首从“木”。在北宋刻印的《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书中，也能找到相应的证据。如《资治通鉴》中记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在洛阳讨伐王世充，当时“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率众二万，“凭故马坊垣堑，临榖水以拒唐兵”。（摘自：《穀水，穿行在历史深处的河流》,来源：洛阳网-洛阳晚报2019-05-21 09:42） [⑦]刘典立总编；归宝辰，李铁林，李振刚，马建国等副总编；洛阳市大河文化研究院编纂,洛阳大典 上卷,黄河出版社,2008.10,第6页 [⑧]（民国）陆绍治修；杜建成译注；郭书身，贺笑宜同校,民国十七年渑池县志 上 译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1,第78页 [⑨]《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卷 [⑩]洛阳地区地方志总编室编. 洛阳地区古迹名胜简介[M]. 1983 [11]资治通鉴大辞典·上编 [12]刘咏章主编,新安地名故事 上册,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02,第2页 [13]（民国）陆绍治修；杜建成译注；郭书身，贺笑宜同校,民国十七年渑池县志 上 译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1,第84页 [14]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新安县委员会编；张友仁，赵玉珍主编,新安文史丛编 山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11,第21页 [15]《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16]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新安县委员会编；张友仁，赵玉珍主编,新安文史丛编 山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11,第21页 [17]孟庆德主编,中国·洛阳·新安青要山《黄帝天都文献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04,第150页 [18]杨宽著,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5,第104页 [19]经典洛阳|历史深处的穀水(2) 洛阳晚报副刊精读2019-6-10 [20]严辉：《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城、古聚落汇考》，《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32页 [21]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新安县委员会编；张友仁，赵玉珍主编,新安文史丛编 山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11,第20页 [22] 《水经注疏》，第1369页。 [23] 张鹏飞：《水经注》石刻文献丛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75-76 [24] 严辉、王咸秋：《洛阳新安汉函穀关遗址考古工作综述》，,洛阳考古 第5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06,第11-13页 [25]严辉、王咸秋：《洛阳新安汉函穀关遗址考古工作综述》，,洛阳考古 第5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06,第11-13页 [26]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考古 第5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06,第11-13页 [27]《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28]《历代赋辞典》 [29]《水经注》卷15〈洛水、伊水、瀍水、涧水〉解读，历史学研究所 [30]《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31]文史资料委员会，政协新安县委员会编；张友仁，赵玉珍主编,新安文史丛编 山川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15.11,第21页 [32]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 古文献研究室,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06月第1版,第228页 [33]《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34]《新安县发现元代王祥碑》位于磁涧镇老井村王祥祠旧址，《洛阳日报》，2008年12月13日 [35]汉临沂县：西汉置，属东海郡。治所在今山东费县东临沂庄。东汉改属琅邪国。南朝宋省。（摘自《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36]《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37]严辉：《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城、古聚落汇考》，《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第33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报告》,燕山出版社, 1989年，第124页。 [39]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年第11期。 [40]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12,第24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的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42]梁云:《成周与王城考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 [43]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12,第25页 [44] 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博物馆建馆5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8.12,第26页 [45]资讯|城市考古研究的探索——以东周王城研究为例, 徐昭峰教授所著《东周王城研究》序，本文刊登于2019年5月24日《中国文物报》第7版 [46] 侯卫东，《论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营建背景》，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6-09-07 [47]侯卫东，《论西周晚期成周的位置及营建背景》，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2016-09-07 [48]摘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城的考察及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的学术讲座，20190614于大同博物馆 [49]《红楼梦语言词典》 [50]《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下》 [51]《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52]《字源·中》 [53]《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54]《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上》 [55]《中国历史辞典·第二册》 [56]郭缘生《述征记》佚文钩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年02期 [57]徐昭峰、薛方《洛阳瞿家屯东周大型夯土基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中国文物报 》2006年3月3日第7版。 [58]徐昭峰:“穀、洛斗,将毁王宫”事件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第65页。 [59]《秦汉文化史大辞典》 [60]《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 [61]周勋：《论千金堨与魏晋时期洛阳城水利关系》 [62]杜葆仁，夏振英．华阴潼关出土的北魏杨氏墓志考证［J］．考古与文物，1984，(5)． [63]《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64]段鹏琦，汉魏洛阳与自然河流的开发与利用［J］．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89． [65]王育民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0,第270页 [66]杨俊博：《从水源问题看汉魏洛阳城址的迁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3年9月。 [67]杨玄之：洛阳伽篮记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8]《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 [69]《中华文明大辞典》 [70]杨玄之：洛阳伽篮记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1]杨俊博：《从水源问题看汉魏洛阳城址的迁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5期，2013年9月。 [72]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73]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74]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75] 孟津县文物管理局编；张士恒著；张伟主编；宁建超，李建欣，程建武，孙万里副主编,话说孟津,孟津县文物管理局,2015.09,第88页 [76] 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 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14页 [77]《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78]徐金星，李春敏，范西岳编著；王文超总编；王德俊副总编,九都洛阳历史文化丛书 九都胜迹,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1.10,第51页 [79] 《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80]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 [81]李永贵总主编；孙顺通，卞金星，裴建宗副总主编,孟津文化大观.都城,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12,第43页 [82]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 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16页 [83]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84] 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 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14页 [85] 《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下》 [86]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 8画以上》 [87] 《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88]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 [89] 《 中华文化掌故辞典·文化掌故》 [90] 郭遂永徐国辉:沧海桑田话翟泉；摘自卫浩洁主编；朱书宗副主编,孟津文史资料 第二十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孟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2010.12,第294页 [91] 《资治通鉴大辞典·上编》 [92] 详《世说新语》卷下之下《惑溺》(节录)[南朝宋)刘义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93]李永贵总主编；孙顺通，卞金星，裴建宗副总主编. 孟津文化大观 都城[M]. 2014 [94]王守华 赵山 吴进仁 选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汉魏六朝诗一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03月第1版,第119页 [9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9期。 [96]《水经注疏》卷十六（杨守敬、熊会贞先生疏，段熙仲先生点校的《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7]贾璞：《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中州学刊》，2017年7月，第112页 [98]周剑曙，陈华州:《汉魏洛阳城东阳渠、鸿池陂考古勘察简报》，《河洛春秋》，2008年第3期。 [99]薛瑞泽：《西周至隋唐洛阳市场的变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第6期，2000年12月，第51页 [100]贾璞：《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中州学刊》，2017年7月，第110页 [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察》，《考古》1993年第7期。 [102]《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下》 [103]张广英：《一条铜驼街 两座阊阖门》,《洛阳网-洛阳晚报》，2019-07-09 [104]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03,第437页 [10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第7期，页码:63-78 [106]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 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42页 [107]《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 [108]《中国娱乐大典》 [109]《汉语知识词典》 [110]《魏书》卷二十四。 [11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传》 [112]刘连香;张会芳：《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洛阳出土北魏墓志书法概论》：中国书画，出版日期：2010年第7期，页49-53 [113]《中国帝王后妃大辞典》 [114]宋艳萍著,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08,第286页 [115]《铜驼街遗址》，河洛风土公众号，2019-7-2 [116]王魏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03,第437页 [117] 常青；《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118]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中华文化通志69 第七典科学技术 建筑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第319页 [119]郭秀琦, 银翠莲:《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间地点新证》，《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6期》2009 年11月出版 [120]赵振华，孙红飞著,汉魏洛阳城 汉魏时代丝绸之路起点=Luoyang cit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ilk roads in Han and Wei periods,三秦出版社,2015.12,第40页 [121]郑建芳著,孟府孟庙文物珍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01,第128页 [122]贾璞：《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中州学刊》，2017年7月，第110页 [123] [124]唐欧阳修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第1650页。 [125]《汉魏洛阳城的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 [126]《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27]《汉魏洛阳城的初步勘查》,《考古》 1973年4期 [128]徐金星;《关于洛阳白马寺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1996年04期 [129]参见《洛阳市志·白马寺志》,洛阳市地方史志编委会编,徐金星主编,中州古藉出版社,1996年版 [130]徐金星，李春敏，范西岳编著；王文超总编；王德俊副总编,九都洛阳历史文化丛书 九都胜迹,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1.10,第61页 [131]干宝：《图解搜神记》[M].2016，第110页 [132]张广英：《“两赵”争锋西阳门，宣阳门内曾藏冰》,《洛阳网-洛阳晚报》，2019-07-09 [133]洛阳汉魏故城圆形建筑可能是古代冰室,《考古》1990年第3期（李强） [134]崔振华 徐登里编著,中国天文古迹,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15页 [135]《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136]杨鸿勋著,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08月第1版,第348页 [137]张驭寰著,古建筑的重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01,第62页 [138]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8页 [139] 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8页 [140]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6页 [141]刘东平:《石经先河 汉隶典范——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书法》2017年第8期 [142]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6页 [143]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7页 [144]张文萍选编；侯超英，刘福兴主编,洛阳历代文选,九州出版社,2003.05,第88页 [145]此外按《说文解字》载：“耗，稻属，从未毛声。”段玉裁注日：“初读莫报切，既又读呼到切，改禾旁为耒旁，罕知其本音本义本形矣。”也就是说“秏门”同“耗”，而“旌”、“旄”为传抄讹误之字。所以，凡涉及此门之处，文章均写作“秏门”。 [146]《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 1-7画》 [147]贾璞：《汉魏洛阳城阳渠遗址与古代都城的生态水利建设》，《中州学刊》，2017年7月，第110页 [148]摘自许玲：《从李尤城门铭论东汉洛阳城门布局思想》，《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15 [149]刘典立总编；归宝辰，李铁林，李振刚，马建国等副总编；洛阳市大河文化研究院编纂,洛阳大典 中卷,黄河出版社,2008.10,第819页 [150]朱惠勇著,中国古桥录,杭州出版社,2002.01,第107页 [151]木菁编著,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5.04,第47页 [152]李零著,万变 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10,第176页 [153]刘典立总编；归宝辰，李铁林，李振刚，马建国等副总编；洛阳市大河文化研究院编纂,洛阳大典 上卷,黄河出版社,2008.10,第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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