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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精微堂 责编✎黑土 主编微信shufagongke1 声明✎版权归作者，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关于汉唐之间的“铭石书”，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这是我正在写作的一篇关于“铭石书”的论文大致思路，很多细节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先发在这里供讨论，欢迎提意见。
这几件书迹，都是在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看到的。伯 3661和British Library Or 8210 S 4341两件都是习字性质，书手并非初学者，其中笔画粗重的几个字值得注意： 1 风格上类似南北朝或唐初碑刻风格，笔画的头尾刻意强调方折锐利，似乎是以刀凿刻的效果，但这是墨迹，未经凿刻。 2 笔画粗重的几个字，笔画是经过勾填修饰的，并不是一笔写出。而旁边其他的字，则是直接一笔写出的，非常流畅，未加修饰。这说明：这是两种书体，书写者书写时有意识把两者严格区分开。 “大圣弥勒之院”是一件书幡，其文字也是勾填修饰出来的，不是一笔写出。以往研究者将其定名为“花体字”，类似于今天的装饰化的美术字，用于特殊场合。 这几件书迹，都指涉到汉唐之间非常重要的一种书体：“铭石书”。 汉唐之间书法史上很多重要的争论，比如碑帖问题，书手与刻手的问题，如果不注意“铭石书”及一些特殊书体的差异及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特性，会一直不得其解。
曹魏时期的《上尊号碑》 南朝刘宋时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最早提到了“铭石书”： “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交车征，二子俱学于徳升，而胡书肥、锺书瘦。锺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钟繇最妙的“铭石书”，顾名思义，就是用来书写碑文的。曹魏时期著名的几件官方碑刻，即便不是出自钟繇之手，也当与其铭石书风格有关。其最重要的风格特征，就是所谓的“折刀头”，笔画头尾斩截方硬，笔毫难以流畅写出，更多地表现用刀凿刻的效果。 吾丘衍《三十五举》之十七举：“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元明人写隶书，就喜欢这一路，说是汉隶，其实更接近魏晋隶书。 羊欣所述钟繇的“章程书”，用途是“传秘书、教小学者也”，应该就是类似传世钟繇的《宣示》、《荐季直》等表，属于日常正式场合所使用正体字，即正在逐渐形成的楷体，用于公文、传抄典籍、童蒙教学等。而“行押书”，用途是“相闻者也”，用于尺牍草稿等，是快写类的行草书。
鲜于璜碑 碑刻书中“折刀头”样式的兴起，是在汉末。魏晋时期的隶书碑刻，基本是熹平石经的路数的发展。如果追溯其源，则汉简上作为题头使用的方扁隶书，性质比较接近。
曹魏《王基碑》
吴《天发神谶碑》
吴《谷朗碑》
西晋《皇帝三临辟雍碑》 曹魏时期的碑刻书承袭汉末的这种风尚而变本加厉。杨守敬《学书迩言》论汉末三国时期的《孔羡》、《范式》、《上尊号》、《受禅表》“下笔如折刀头，风骨凌厉，遂为六朝真书之祖。”魏《王基碑》也是如此。而吴地的《谷朗碑》，更接近楷书，《天发神谶碑》是篆书，但都同样带有这种“折刀头”的特征。至于西晋的碑刻墓志，基本全是这种样式。 因此，羊欣所说的“铭石书”，并不仅就钟繇一人的书法而论，而是特指汉末以后形成的一种刻石书法的流行样式，不管是使用篆、隶、楷何种字体，其点画头尾形态都强调方折锐利，在视觉上获得硬朗醒目之效。这种笔画形态，笔毫不容易写出，但用刀凿刻则容易获得。对比前面举出的敦煌石室所出唐人习字墨迹，这种“铭石书”，在墨迹状态时，未必是一笔一划很流畅地写出的，而是勾填描补完成的。工匠凿刻时，则更进一步把其特征给强调出来。
东晋《王兴之夫妇墓砖》
东晋《爨宝子碑》
北魏《张猛龙碑》 在南北朝时期的铭石书，并没有南北地域差别。对笔画头尾，都强调斩截方硬的凿刻感，而不是流畅书写的笔意感。铭石书与其他书体不同的独特性是对刀锋，而不是笔锋的强调。
北魏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漆画题字》
北魏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表》
北魏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砖》 北魏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书迹，很清晰地反映了铭石书的独特性。漆画上的墨迹，是一般的手写正体字，就是章程书之属，并不刻意强调笔画头尾的方硬刻厉。而墓表，则是典型的铭石书，表现为对凿刻感的追求。这表明当时对不同的用途和场合，所使用的书体的不同。
唐太宗的《温泉铭》 铭石体的流行，一直由汉末贯穿到唐初。 颠覆汉末以来铭石书的传统样式的，是唐太宗。他崇尚王羲之的书法，把王羲之尺牍书法（行押书）的写法，用到了碑刻上。如敦煌石室所出唐太宗的《温泉铭》，从他的写法，到工匠的刻法，都完全不同以往。字体上用行草，而不是篆隶楷等正体，工匠凿刻时也不再遵循强调用刀爽利刻露的凿刻感的铭石体旧有程式，而是转而去表现书写者的笔意。
褚遂良《孟法师碑》
褚遂良《雁塔圣教》 皇帝的倡导，臣属也追随形成风尚。从褚遂良中晚年碑刻的差异，可以看出铭石体的衰微。 从刻法上看，褚遂良的《孟法师》和《伊阙》两刻，都还带有笔画两端方硬刻厉的铭石体刻法特征。但到《圣教》，固然在写法上，褚遂良完全是从《兰亭》获笔法，同时，在刻手的刻法上，也完全是强调书写笔意的忠实表达，而不是如汉魏南北朝刻石那样，强调用刀的凿刻感的独特性。《雁塔圣教》的刻手是当时著名刻手万文韶，他与褚遂良一道，分别从写法和刻法上开启了新风尚。 唐太宗、褚遂良之后，铭石书逐渐衰微消失。此后，在碑刻中： 1 书写者不再刻意追求铭石书所应有样式。书碑也使用章程书，甚至行押书。 2 刻手没有用刀的主动追求和程式，不在追求凿刻感，而是遵循以完全表达书手书写笔意为原则。 以初盛唐为界，此前此后碑刻的刻法的差别，是截然不同的。此前有独立的铭石体，此后则无。
唐赵夫人墓志，永徽四年，铭石书
颜真卿《大唐中兴颂》，刻法已不是铭石程式，与后世碑刻同。
米芾《方圆庵记》 在初唐和盛唐，还有一些碑刻墓志保留着铭石书的遗风，但在中唐以后，铭石书样式基本消失了。 唐以后人往往不喜欢强调凿刻刀感的铭石书。南宋的赵子固认为北朝碑刻“多朴，有隶体，无晋雅逸，有'毡裘气’”。其实南北朝碑刻都使用铭石法，南北并无大的差异。这是只关注传世南朝二王等名家书迹，而不注意铭石书与章程书、行押书差异造成的误会。 宋元明人对南北朝碑刻书法罕有好评，也少有去临习的，基本视同无有。金石学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多是从史料的角度，而不是从书法的角度。《瘞鹤铭》是个例外，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被附会为名家陶弘景所书。 清代碑学兴起之后，书家对南北朝碑刻才开始有好评，并刻意去学习。但误会也还是很多，比如所谓碑刻中的方笔圆笔、刻工精粗之争，就往往忽视了汉唐之间铭石书的刻法程式；又如在兰亭论辩中，用东晋王谢墓志去讨论兰亭的真伪，则是用铭石书去与行押书比较，无疑不能合辙。 概括而言，汉唐之间的“铭石体”，具有独立样式和用途，是专门施用于刻石文字的，不同于章程书与行押书。 这种差异，有写法的问题，也有刻法的问题。铭石体的刻法，在笔画形态上表现为对棱角和锋芒的爱好和夸饰，后人称此为“折刀头”；在点画的衔接处，则表现为刻意采用“留”、“断”的技法，这就造成字内空白的锐利、紧张和变化。总之，没有唐及以后主流刻石法的那种“顺溜”。“铭石体”的写法，有别于“章程书”和“行押书”，是为刻法程式服务的，同样夸饰棱角锋芒。 1 在书丹文字的写法上，刻意强调笔画头尾的方折刻厉，主动追求刻石时刀的凿刻感，甚至不是一笔写就。 2 在刻法上，同样强调刀的表现性，强调凿刻感，而不是如唐以后服从于书写笔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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