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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管与自我照管 作者：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 译：芳周 选自：Philosophy of Care, Verso New York, 2022.（黑色字体为后加）   Boris Groys：鲍里斯·格罗伊斯生于1947年3月19日，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媒体理论家和哲学家。他目前是纽约大学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的全球杰出教授。格罗伊斯出生在东德首都柏林的苏维埃区，父母是俄罗斯人。他在列宁格勒（自1991年起被称为圣彼得堡）读高中，1965-197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数学逻辑，随后在列宁格勒的各个科学研究所担任过研究员。1981年，他从苏联移民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在德国明斯特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当然，我可以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我的符码身体——从改变我的性别到著书立说，以此解释我实际上与别人眼中的样子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要改变性别，我就必须去看外科医生，要出版书籍，就必须把它们交给编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必须把这些书放在互联网上，去征求用户的意见。换言之，一个人无法获取改变自己符码身体的充分控制权。此外，符码身体还经历着一个永久性的重估过程。昨天还具有符号价值的东西，今天就能遭到贬值，而明天还能被重新估价。身为照管者，人们无法控制甚至影响这些过程。除此之外，在我们当前的文明中，我们还在不知情和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永久性地监控和记录着。符码身体是一个文件、图像、视频、录音、书籍以及其他数据组成的档案。监视的结果是这个档案的一部分——即使这些结果对被监视者来说是未知的。这个档案是物质性的——即使无人（包括被监视者）能接触到它或对它感兴趣，它也存在。在这方面，观察某人犯罪（尤其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犯罪）时发生的情况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突然间，人们发现犯罪嫌疑人在食品店购买食品或从自动取款机上取钱时的图像——连同被写下的宣言或一大批武器。这个例子表明，一个符码身体的出现和成长是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关注的过程，并且大多发生在这个符码身体的首要照管者的控制之外。在首要照管者死亡后，照管的机器并没有停止。而这个机器表明，首要照管者塑造符码身体的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墓碑上的铭文大多重现了出生证明加上死亡日期，它只粗略地告知了照管者试图成为他们所不是之人的方式——比如作家、画家、革命者。对符码身体的重新评估在其照管者死后仍在继续——纪念碑被竖立、被摧毁、又被重新竖立；书籍被出版、被烧毁，后被重新出版；新文件出现，其他文件丢失。照管仍在继续——但是，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在对个人符码身体的重新评估中，个体死后发生的变化之责任仍要归咎于其首要的照管者。事实上，对符码身体的照管是以对其物理身体死亡后的命运之预期为预设的——正如对物理身体的照管是以其不可避免的死亡为预设的。 正是这种肉体和符码身体的结合，我们称之为自我（the Self）。作为“自我”的照管者，主体对“自我”采取一种外部立场。主体不是中心化的（central），但也不是去中心化的（decentred）。赫尔穆特·普莱森纳（Helmuth Plessner）所言极是，它是“离心的(eccentric)”。我知道我是自我照管的主体，因为我从别人那里学会了自我照管——就像我学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国籍和其他个人细节一样。然而，成为自我照管的主体并不意味着有权利决定照管的做法。作为一个病人，我必须遵循医生的所有指示，被动地忍受我所承担的所有痛苦的疗程。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自我照管意味着把自己变成照管的对象。而这种自我对象化的工作需要有强大的意志、纪律和决心。如果我不能履行我作为病人的所有义务，这将被解释为缺乏意志和软弱。  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人无视所有合理的建议、冒着死亡风险做出的决定，却受到了我们社会的钦佩。病人被认为应该去选择生命，但健康的人却被鼓励去选择死亡。这在战争中是很明显的。但我们也钦佩那些可能损害工人健康的高强度工作。我们还钦佩那些可能导致其自身死亡的极限运动者和冒险家。换句话说，对符码身体有利的东西会毁掉物理身体。为了提高我们符码身体的社会地位，往往要对我们生命能量进行某种可能摧毁我们的健康、甚至招致死亡风险的投资。 因此，进行自我照管的离心化主体（the eccentric subject of self-care）必须要照顾到物理身体和符码身体之间的照管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care）。例如，适合职业运动员的健康标准不能适用于不参与职业运动的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依赖体力或手工工作的职业。但所谓的智力型职业也取决于其从业者的健康状况——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办公室里坐很多小时，不是每个人都能长期专注于某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的健康真正有益的东西——是去选择符合我们的象征地位所规定的措施，还是改变这种地位，选择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家庭，或者根本就不成立家庭。所有这些选择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或有损害。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通常被认为是在寻找“真我”，而“真我”被认为是位于我们的物理身体和符码身体之外的东西。然而，在这里，人们又面临着不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建议和方法——从笛卡尔式的怀疑到超验的沉思。自我照管的主体是通过我们被社会处理的模式（包括照管机构）而建构起来的。主体关心其物理身体和符码身体，因为她被要求这样做。对健康的要求是针对当代主体的基本要求和普遍要求。当然，人的身体因性别、民族、血统和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的特点。但保持健康的要求在相同程度上适用于所有这些身体。只有当身体保持健康，身体的主体才能为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或者为改变社会出力。对健康的投资是一个人为了能够参与社会生活而进行的基本投资。这就是社会倾向于拒绝一切形式的颓废、消极、纵容疾病和不愿自我护理的原因。 事实上，照管的工作，包括自我照管/护理，总是艰苦的工作，人们总是乐于回避它。从基本上讲，它是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每天都要准备食物，然后吃掉它们，然后又必须开始准备食物。每天，都要打扫房间——第二天又要打扫。每日早晚，人们应该刷牙——第二天，重复同样的仪式。每天，国家都必须要保卫自己不受敌人侵害——第二天的情况依旧如此。飞行员成功地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然后又要返程。而且，千真万确的是，每一个接受医疗系统治疗的病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某个时候死亡，然后医疗系统就会从下一个病人开始，继续得出同样的结果。照管和自我照管的工作是毫无收获的，它永远都是未完成的，因此，只能让人深感挫败。然而，这是最基本和最必要的工作。其他的一切都取决于这项工作。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将人口视为可再生能源的来源，就像太阳能或风能那样。然而，这种能源的产生不是由“自然”担保的，而是通过人口中的每一个个体准备好进行自我照管和健康投资而得到保障的。如果人们开始忽视这一要求，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自我照管的离心化主体在其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中占据了一个元-位置（meta-position），并以此种方式揭示了它的力量。通过取消能量部署和健康投资，个体就拉低了整个社会的能量水平。这种元位置是一种普遍的位置：自我照管的个别主体的离心性（eccentricity）使得元位置具有了普遍性，因为所有照管其自我的主体都发现他们自己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医疗照管/护理通常被认为是以修复我们的身体为目标——使其能够工作，从而确保社会的流畅运行。但我们当代的照管系统也在治疗那些永远不会有经济功能而且也许从来就没有过经济功能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主体不再是其身体的私人所有者（身体的私人所有者可以自由地将身体作为财产和工具使用）。身体变得完全社会化、官僚化和政治化了。它最私人、最私密的一切功能（包括它的生殖功能）都成了公共利益和政治讨论的事项。这是隐私的终结，就像人们早就理解的那样。但是，自我照管的主体也只是一个在有关其身体的政治和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公共的、符码的、媒介化了的身体开始与物理的、私人的、私密的身体相重叠了。人们可以在当代社会媒体和互联网上看到这种公共和私密的等同化。互联网是一个满足我们最日常和最私密的需求跟欲望的媒介，与此同时，它也是将其铭刻进入数字记忆中的媒介——互联网使这些需求跟欲望有可能被公开访问。这种隐私的丧失激起了对恢复隐私的呼吁。然而，恢复隐私——即恢复对身体的不受限制的私人所有权——对照管系统来说将会是毁灭性的。 自我照管的主体积极参与有关其身体的医疗、政治和行政讨论的前提是其有能力从非知识（non-knowledge）的立场来判断有关照管/护理的知识，包括医疗知识。不同的科学流派都在争夺认可度、影响力、名誉以及权力。它们都声称要从知识的立场来关怀个体。个体必须在它们当中做出选择，但却没有做出这种选择所需的知识。这使它感到虚弱和迷失方向。但这种虚弱同时也是一种力量，因为每一种知识只有在其被接受和践行的情况下才会变得强大有力。哲学传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虚弱和力量的矛盾性的反思传统。不同的哲学教义提出了在照管和自我照管——在依附性和自主性——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让我们下面对这些学说进行一个简短的考察，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种关系的当代状况的谱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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