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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个国家未来的走向； 我家的七十年，三代人不同的文化层次，三代人不同的生活命运，三个台阶，三次跳跃，清晰地展示了人民共和国成长和发展的历程。父亲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生人，因家里太穷，念完了“三字经”和“千字文”就跟着爷爷下地种田了。解放后，他上了三期的夜校和一个季度的“冬学”。就是这加在一起也不到二年的学历，却点燃了他对文化的渴望，让他知道了“知识能改变命运”的朴素道理。村里能找到的几本书，他借来不知读过了多少遍。农闲没事的时候，他常常把“苏秦映雪”和“孟母择邻”的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故事是讲给别人的，主要是讲给他自己的。父亲暗中有个希望，希望他的儿子也能成为苏秦和孟子那样有出息的人，用文化知识改变土里刨食的命运。1953年8月，父亲把刚满七岁的我送到东村的小学去读一年级。解放初期的学校真跟当时的国家一样，是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困难。三间破草房漏风漏雨，学生用的桌凳都是用破旧的木板钉起来的，有的书桌没有底儿，有的坐凳缺个腿儿。更不可理解的是，学校连一个厕所都没有，男生上房东头，女生上房西头，有时还闹出来笑话，个别的小男生竟然跑到了房子西头，站在那里“哗哗”起来。就是这样一个破旧的教室，竟然有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同时上课的复式班。南边靠窗，是我们十几个一年级的学生，北边靠墙，是十几个四年级的学生。老师给一年级讲完课就让我们写作业，再到那边去给四年级的学生去讲课。四年级的课程深，课文内容也有意思，有时我就装着写作业，耳朵偷偷听四年级的课程。有一次，我把自己是几年级的学生给忘了，老师提问四年级的问题，我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逗得全教室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老师没有批评我，摇摇头也笑了。下雨天上学是最最困难的事了！村东有条沟，沟子很深，每到雨天，沟子里积满了水。大同学趟过去都很困难，何况我这个小不点儿了。每逢这个情况，都是父亲背着我趟过这条齐腰深的水沟，自己湿漉漉的身子回到家里。有一次下大暴雨，雨象瓢泼一样，风挟着雨点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同村的同学谁也不去上学了，我也在犹豫。父亲拿起一条破麻袋扣在我的头上，非常坚决地说：“别说是下雨，就是天上下刀子，顶着铁锅也得去上学！”在那样大的暴雨中，父亲背着我一直送到东村的学校。父亲有一种信念：念书家里才能翻身，念书家里才能变样。
小学毕业以后，我到县城的一所中学去住宿读书。刚到学校，因为年龄太小，特别想家。入学半个月后的星期六下午，我就向老师请假回家。学校离家二十多公里，通汽车，但是六毛四分钱的车票我买不起，我知道我上中学的学费都是父亲东一家西一家借来的。那时是沙石路，路又不平，我怕磨坏了妈妈给我新做的布鞋，就拎着鞋光脚丫走。到家脚底满是血泡，小沙子都钻进了肉里。妈妈看着我默默地流泪。第二天返校，除了学费以外，父亲又塞给我两元钱，说：“再回来坐车吧，那双脚要走一辈子的路呢！”但是这两元钱我没舍得花，一直到寒假我也没有请假回家。初中二年级，赶上了人祸天灾，顿顿一碗稀粥，正是半大小伙子的我们夜里常常饿醒。班级的许多农村同学都退学回家了。父亲怕我饿坏，又怕我也退学回家，徒步到县城给我送去了一小袋炒黄豆。在宿舍里，父亲摸着我看着我，把嘱咐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让我千万千万把学业坚持下来。他转身回家的那一刻，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小袋炒黄豆我是一粒一粒吃的，我知道，在那样的灾荒年代，全家人一天的口粮也不到一斤啊！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初中三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组名列前茅。一位教数学的老教师对我说：“你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数学悟性最好的一个，努力吧，清华大学的校门在等着你！”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以后，进清华园的愿望就更强烈了。父亲也常常把“清华大学”四个字挂在嘴上，好象儿子上了清华大学就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向清华园一步一步迈近的时候，父亲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他让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垮了！他让太沉重的希望压垮了！亲友们凑了一些钱，让他住院治疗，但他“顽固”地在家坚持着，说把这些钱都留给我念书。在父亲的心里，我的成才比他的生命更重。父亲临终前，最惦记的还是我。他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爹这一死，怕是你的大学念不成了------”这是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没闭上眼睛眼睛，就那样走了。正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他留下了太多的遗憾，也留下了太多的向往。从我七岁上学时背着我，步履蹒跚地背到了今天，他实在背不动了，应该休息了，下边的路该我自己走了。更不幸的是，父亲去世不到半年，母亲也因病跟随父亲而去，扔下了一大堆的债务。家中我是长子，下边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和八十多岁的奶奶。书是无法读下去了，我只好放下了书本拿起了锄头，走上了父亲最不想让我走的路。也许是父亲那顽强的遗传基因，我没有向命运屈服，从不会干农活渐渐变成了生产队的头等好劳力。外出修堤筑坝，回回我是领工的人。劳动之余，我办黑板报，给报社写稿，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我就象地下那炽热的岩浆，天天等待着喷发的时机。整整当了十三年农民以后，我被调到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终于从地龙沟里爬了出来。我的三个孩子相继入学，国家恢复了高考，我的心一下子亮了，也像当年的父亲一样，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我和父亲不同的是，我有着更强烈的补偿心理，当年我一个人没念成大学，现在我要用三个大学生三倍地补偿回来。农村教学条件差，师资力量也不足，要把三个孩子都送进大学非常困难。我想了很久，决心把他们带进城市，为他们的成才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当时我是个民办教师，城里哪有我的位置呢？后来听一个朋友说，县评剧团缺少专业编剧，不管是谁，只要能写出像样的剧本，都可以破格录用。看来，非常之想只有走这条非常之路了。
我开始写剧本。写剧本太难了！我写过诗歌，写过小说，但是连戏曲剧本的边儿我都没有沾过。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对话，唱词的辙韵，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难题。但我横下了一条心，非用剧本的这块砖敲开进城的大门不可！我找来一些戏曲剧本，拆成零件研究，一场戏一场戏的分析，一句话一句话的琢磨，渐渐地我悟出了一点写戏之道。上完课备完课以后，我就躲进理化教具室开始写剧本。冬天很冷，教具室又不生炉子，我就戴着帽子戴着手套在稿纸的格子里一点一点地向前爬。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一个人不管用什么方式走过去了，那就是一条路。功夫没亏苦心人，我写的第一个小戏就被县评剧团搬上了舞台，在地区汇演中获得了优秀创作奖。因此，县长亲自批条，把我借调到县评剧团做专业编剧。多年的生活积累和改变生存环境的强烈愿望让我的笔在创作的稿纸上飞了起来。不到三年的时间，我就有三部戏剧作品在省级发表并且获奖，还有一部八场大戏搬上了省城的舞台，受到广泛的好评，并获得黑龙江首届优秀剧本奖。在一个边远的农业地区，我第一个破天荒地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看我算个人才，县长办公会议破格将我转为国家干部，公安局特批，将我全家五口人都转为城市户口。当年的父亲把我背过了那条沟，今天的我把三个孩子背进了这座城。我是第二跳，这一跳虽然很吃力，但我为孩子们的第三跳做了必要的准备。孩子们进了城里的学校，个个欢天喜地，但是不久，那灿烂的笑容都从孩子们的脸上消失了。他们由农村学校的尖子生变成了现在的中等生和差等生，拿到成绩单后总是躲着我，怕我问起考试的成绩。我没有责怪孩子们，把他们叫到了一起，给他们讲爷爷的故事，给他们讲父亲的故事，鼓励他们说：“爸爸戴着棉手套在冷屋子里把剧本写出来了，你们还有什么学不会的东西？”孩子们很听话，也很努力，不到半年的时间，又都重新站在了班级的前头。刚进城，工资低，又租房住，生活很困难，孩子们很懂事，连小卖店的一块糖都不去买。在学校值日，他们把可用的废纸和能用的铅笔头都捡回来用。户口进城了，孩子们并没有享受到城里的物质生活。儿子考高中，正是盛夏，妈妈给他两元钱，叫他买冷饮。两天考试结束，儿子把这两元钱一分不少地交了回来。孩子们虽小，但他们知道父亲为什么带他们进城，进城的目标是什么。从初中到高中，三个孩子没有缺过一天课。儿子背上长脓包，做个小手术，踉踉跄跄地赶回学校时，第二节课还没有上完。在大姐的带领下，姐弟三人摽着劲学，有的贪黑，有的起早，妈妈陪着他们整宿睡不好觉，知道今天还患着那治不好的失眠症。
大女儿和二女儿喜欢文科，先后考入了同一座大学的中文系。大女儿毕业以后，分到了本省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二女儿毕业以后，到北京一家儿童期刊去做执行主编。现在，她们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儿子最小，也最聪明，我的清华梦只有靠他来圆了。上了高中以后，他就把“清华”二字写在桌布上最显眼的地方。高中三年，他一直是年组的学习佼佼者，并且在全国数学竞赛中获奖。1991年高考，儿子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他什么也不说，只是自己一个人在楼下的花坛边转来转去。我知道，他是在想，爷爷的梦想，父亲的期望，今天在他的身上终于实现了。他进京赴学的前一天，我把他领到了爷爷的坟前。我说：“爹，你孙子就要进清华大学读书了，你在九泉之下也算圆梦了-----”说完，我把一瓶好酒洒在了父亲的坟前。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读了两年研究生，就到一家外企工作。两次到美国培训的经历，让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感到了知识的不足，需要到科学技术的制高点美国去继续深造。他是幸运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他创造了这个条件。他如愿以偿地来到了美国的一所名校求学，学习他喜欢的电子工程。毕业以后，他被美国的一家公司聘用。公司不大，更能施展他的才华，也给了他更多的锻炼机会。已经工作了几年，他积累了实践经验，也学到了美国的前沿技术，后来应聘到苹果公司担任了一个部门的经理。他说，什么时候羽翼丰满了，还会沿着来时的那条航线，飞回生他养他的祖国。千家万家的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那就是我们国家活生生的文化史！请支持如下稿件：人性之美、大爱情怀、乡愁、 亲情友情爱情、生态情怀、性灵自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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