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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宗即位之初，就因泛滥赏赐而致使国库空虚，所以国家中心任务还是理财，但他们不像阿合马、桑哥那样肆意搜括百姓财赋，而是通过清理户籍、适当增加税课来增加政府收入，并且吁请朝廷节约开支。 1、清理江南户籍成宗祖父忽必烈崇尚佛教，喜欢投资建设寺院，对寺院赏赐田产、财物，甚至对寺院的田产也不收税。一些大寺院凭借政治上的特权，用各种方式巧取豪夺，霸占田土。
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仆役，还强迫很多民户人僧籍（僧户是元代诸色户计的一种），自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量减少。 大德三年(129年)七月，以赛赤典伯颜、梁德珪为主的中书省臣向成宗奏请：
得到成宗允许。 杨总摄，本名杨连真加，忽必烈朝任江南释教（即佛教）都总统，简称总摄，管领江南佛教。他任职十余年间，倚侍权势，霸占宫观、庙宇、书院、民户房产田土山林及官府产业。 他还发掘宋朝皇陵、杀害平民、收受美女宝物、壤夺盗取财物，可以说是坏事做绝，包庇平民不纳税役是其中之一。 赛赤典伯颜、梁德珪等奏请清理江南寺院户籍，就是要确保政府的赋税收入。 至大德六年(1302年)，成宗命札忽而带、阿里等整治江南寺院、豪霸等影占的应纳税民户的地土。同年十一月，成宗又诏令“江南寺观凡续置民田及民以施人为名者，并输租充役。” 这是继续执行中书省臣的建议，并将清理户籍的范围扩展到宫观。 2、赏赐勋贵掏空国库在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上，有一部分蒙古诸王拥戴成宗的皇位竞争对手甘麻剌。成宗在即位之后，为争取蒙古诸王贵族的广泛支持，巩固自己的皇位，滥加赏赐。 《元史·成宗本纪》记载，即位之初，中书省臣奏请：
照此办理，赏赐增加三至五倍。 请求增加赏赐的中书省臣应该是右丞相完泽，而不是赛典赤伯颜和梁德珪。
吁请节约的中书省臣才是赛典赤伯颜和梁德珪等理财派大臣。 先举两例，以见赏赐数额之大。
仅此一天的赏赐即达银十二万两。五月二十一日，诸王亦里不花朝觐成宗，以瘠马输官府，官府酬其值，费钞十一万五千锭。就连对畏兀儿亦都护，赏赐的数额竟也达到金五百五十两、银七千五百两。 再加上对朝臣数量不等的赏赐，成宗即位后仅仅两月，元朝的国库已所剩无几。 六月十三日，中书省臣匆忙告急：
可是就在同一天，成宗又大加赏赐：
自此以后，一方面是中书省臣不断对国家财政拮据“告急”，一方面是成宗大手大脚、近乎疯狂的赏赐。 “告急”与赏赐之间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圈。我们根据《元史·成宗本纪》列举的大宗的赏赐数额，即可看到这个怪圈的一个轮廓，认识到成宗朝“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元贞元年(1295年)正月，安西王阿难答、宁远王阔阔出以“所部贫乏”为由索要赏赐，成宗又是挥金如土，赐安西王钞二十万锭、宁远王六万锭。 对阿难答、阔阔出两位诸王的赏赐额，竟是去年余钞的近百分之二十四！
成宗出手大方，其他蒙古贵族争相仿效，这年七月，普颜怯里迷失公主等，俱以其部贫乏来索要赐与，成宗赏赐钞计四十九万余锭，比对安西王、宁远王的赏赐数多了近一倍！ 对其他诸王、驸马的赏赐也是成千上万。甚至有的蒙古贵族要了还要，要了再要，直到把元朝的国库掏空。 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四月，安西王阿难答遭使来告贫乏，索要赏赐。 这一次，连成宗本人也不耐烦了，对来使斥责道：
成宗生气归生气，可他对某些诸王的赏赐仍然是数万甚至数十万锭的钞数。 3、大臣们劝成宗节约开支成宗大手大脚地赏赐蒙古诸王贵族，可是他作为一国之君竟连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都不知道。 直到即位近四年后，才想起向中书省臣询问：
右丞相完泽回答：
没过几天，成宗又赐爪忽而所部钞三十万锭，近侍伯颜铁木而等三万锭，也先铁木而等市马价三万四千四百余锭，镇南王脱欢六万锭，合计钞达四十二万多锭，竟是全年收入的近百分之十二。
到了大德三年(1299年)，元朝的收入竟然不够半年的支出。 第二年五月，成宗在上都避暑，左丞相哈刺哈孙遭使奏告：“横费不节，府库渐虚。” 中书省臣不断的告急，并没能阻止成宗的滥加赏赐，大德五年(1301年)四月壬午，以晋王甘麻剌所部贫乏，赐钞四十万锭。成宗为争取诸王，特别是昔日对手甘麻剌的拥戴，用巨额赏赐的办法来取悦他们，结果自然是使得元朝的财政更加困难。 4、理财派与汉法派斗争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的不得人心之举是增加税课。 成宗疯狂赏赐，使得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赛、梁等中书省臣又采取增加税课的措施，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元贞二年九月，增盐价钞一引为六十五贯，盐户造盐钱为十贯，征浙东、福建、湖广夏税。 大德三年(1299年)十月，山东转运使阿里沙等增课钞达四万一千八百锭，成宗赐每人锦衣一袭，以示奖励。 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成宗对中书省臣说：
他显然不赞成增加税课，罢废了江南财赋总管府及提举司，并禁内外中书省户部转运司官，不得私买盐引（贩盐的凭证）。 但同年十月，安西转运司于常课外增算五万七千四百锭。成宗看到这么多钱时，对安西转运司官每人赐衣一袭，“以劝其功”。 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的理财措施显然与阿合马、桑哥之流的横征暴敛并不相同，成宗时期的政局和社会相对忽必烈时期来说也比较稳定，但赛典赤伯颜、梁德珪等理财派的专权，完泽的处事圆滑，自成宗即位不久就遭到了汉法派官员的反对和指责。 汉法派官员拥戴的是伯颜、不忽木等人。伯颜没有被任用为宰职，而汉法派代表人物康里人不忽木也显然在成宗即位伊始就遭到了成宗的冷遇和中书执政大臣的排斥。 在《元史》不忽木的传记中记载，不忽木与中书“执政”不和。“执政”欲将不忽木排挤出朝廷，奏请成宗任命不忽木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对成宗说：“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岂可出之于外耶。”
成宗又把不忽木留任中书平章政事。而不忽木与中书省臣的政见多不同，遂称病在家。直到大德三年，出任御史中丞，次年病死。 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中书省臣借地震等自然灾害奏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 他们显然是利用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讽劝成宗撤换宰职大臣。 成宗说：“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 在汉法派和理财派斗争中，成宗明显偏袒理财派。 两派的争斗，贯穿成宗朝始终，但不像忽必烈朝那样激烈。 5、官吏冗滥贪污横行“赛梁秉政”时期的另一政治现象是机构臃肿，官吏冗滥。成宗在其即位诏书中，就以“守成”标榜其施政策略，但是他的朝政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 他不知国家每年的收入，以此说他昏庸也许并不过分。不仅如此，成宗即位将近四年，却不认识中书省六部官员。 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丞相完泽等奏请铨定省部官，以次引见。 实际上，在成宗即位后的五月二十三日，距离他即位之日仅三十九天，中央地方的政府机构就急剧膨胀，御史台臣奏称内外官府增置愈多，仅在京师食禄者即达万人，地方官府的冗官就更多，请求减并。 成宗不置可否，命御史台臣与中书省臣商议。而中书省臣怠于政事，事多稽误，连成宗指示的事情也拖拉不办。 成宗一朝，与官府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并行的是官吏因循腐败、贪贿公行。 成宗即位后半年，京师犯赃罪的官吏就达三百人，重大腐败丑闻更是接连不断。 而腐败与成宗对贪官的宽容与姑息又密切相关。 大德元年(1297年)十一月，大都路总管沙的盗支官钱，还受贿钞五千三百缗，按照元朝法律应杖打一百零七下，罢官不叙。 成宗却因沙的是“故臣”之子，特减其罪，让他留任原职。御史中丞崔彧上言沙的不可复任，成宗不从。 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行御史台弹劾平章教化贪污三万余锭，教化又揭发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行台中丞张间收受李元善贿赂钞一百锭。成宗敕令皆不过问。
大德七年(1303年)十月，御史台臣弹劾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不法，成宗说：
成宗、不忽木对贪官的宽容和袒护，无形中助长了贪贿之风。最后发展到中书省官和行省官集体贪赃枉法，使成宗的政府陷入瘫痪。 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御史台官奏报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高翥、安祐，佥省张祐等，采取欺诈的手段，买盐一万五千引，增加价格转卖给别人。 这就是所谓“官倒”。御史台官请求与中书省官会审，成宗应允。 同一天，监察御史杜肯构等上奏右丞相完泽收受两个海运万户朱清、张瑄贿赂，结果杜肯构等的奏章被人压住，没有呈报到成宗御前。成宗后来知道，却对完泽释而不问。完泽内心忧惧，不久病死。 三月，监察御史又揭露中书平章赛赤典伯颜、梁德珪、段贞（段那海）、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收受朱清、张瑄贿赂，成宗下诏，将他们罢免，治罪有差。 同年闰五月，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合散等侵盗官钱十六万三千余锭、盐引五千余道的丑闻也被揭露出来。 6、哈刺哈孙“朝廷更政”完泽、赛典赤政府瘫痪后，成宗将中书左丞相哈刺哈孙升为中书右丞相，更改朝政。 哈剌哈孙出身于蒙古斡罗纳儿氏的一个勋臣家庭，他的曾祖父启昔礼是成吉思汗朝的功臣，祖父博理察是窝阔台朝的功臣，父亲囊加台是蒙哥朝的功臣，这个家族世袭答剌罕之号。哈刺哈孙擅长书写蒙古字，喜爱儒家学术，是汉法的保护者。 在忽必烈朝，他由宿卫士拜大宗正府札鲁火赤（札鲁忽赤，断事官），执法平允，不避权贵，深得忽必烈器重。 忽必烈末年，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治绩显著。大德二年(1298年)，哈剌哈孙朝觐成宗于上都，拜江浙行省左丞相。 执政七十天，迁中书省左丞相。成宗大概是出于平衡汉法派、理财派官员的意图，才有这个任命。哈剌哈孙成为成宗朝汉法派代表人物。他任职后，罢斥言利之徒，以“节用爱民”作为执政的指导。
朝廷有大政事，必集儒臣商议。京师久缺孔子庙，为培养儒士，他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选近臣子弟入学。又集思广益定南郊仪制，为一代定制。 但是他在政府中的势力显然不敌赛赤典、梁德珪等理财派，继续推行汉法的抱负难以施展。 完泽政府垮台后，他任中书右丞相，对朝廷弊政进行改革，史称“朝廷更政”。 其主要内容有五项。 其一是遴选郡县官吏，派七道奉使宣抚巡行郡县。 其二是修订法律，定赃罪十二章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 大德七年(1303年)四月，他上奏成宗：
元朝僧侣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为皇帝祈福之机，收受罪犯贿赂，奏请皇帝释放囚犯是常有的事，成为元代司法的一大弊政。 至于妻妾杀夫而获免于死刑，在哈剌哈孙看来，显然违背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成宗欣然采纳其奏请。 其三，禁献户及山泽之利。其四，中书省总铨选、钱谷。 大德九年(1305年)，成宗又命哈剌哈孙总裁中书省政务，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等中央三大机构用人，必须与哈剌哈孙共同商议，不与哈剌哈孙商议而任用的官员悉数罢免。 次年五月，成宗又诏命哈剌哈孙与左丞相阿忽台等“整伤庶务，凡铨选钱谷等事一听中书裁决，百司勤怠者各以名闻。” 其五是修国史。 大德十年，哈剌哈孙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置僚属。 哈剌哈孙又积极促使成宗征召儒臣或儒士陈天祥、张孔孙、郭筠至京师，以陈天祥、张孔孙为集贤大学士，郭筠为昭文馆大学士，皆同参议中书省事，以加强汉法派力量。 然而终因成宗嗜酒，晚年多病，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干涉朝政，于大德八年(1304年)九月，将赛赤典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八都马辛复为中书右丞，迷而火者复为中书参知政事，以江浙行省平章阿里为中书平章政事，致使哈剌哈孙的“更政”处处受到掣肘，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效果。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成宗病死于大都。皇位之争随之发生，元朝的政局又处于动荡之中。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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